斯大林虽然说了一大堆，态度看上去也十分坚决，要与中国干到底，但与会众人都是成了精的大人物，怎么会听不出对方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呢？斯大林既然把中国说得如此重要，而且还颇有实力，苏维埃俄国必须拿出全部力量、集中精神才能应付，换句话说，我们的准备还不够充分。
斯大林这一通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对远东局势明眼人都十分上心，也大有趁机捞一把的企图，别的不说，光是滨海共和国就足够让人难受的——这个白俄国家一天不消灭，苏维埃政权就面临着倾覆的危险。但鄂木斯克战役给斯大林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最骁勇善战的红军第一军，包括布琼尼等一干赫赫有名的战将在远东被人打得毫无反手之力，可见中国实力只强大。第一次失败还有列宁给他打掩护，如果再失败的话，只怕自己要去劳改营报到了吧？当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能过于渲染敌人的实力，任何可见的动摇、疑虑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听着斯大林这么说，托洛茨基的嘴角露出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当然并不只是关注中日战争，他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不断革命”的中心思想，至于“熟悉远东情况云云”的高帽子无非是一个借口，托洛茨基真正敏感的是斯大林这个列宁派大将的态度。托洛茨基的理论是不断革命，意思要不断输出对外革命。中日战争在他眼中就是极好的机会，现在斯大林已经表了态，他就心里有了底。
事实上，作为红军的当家人，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很犯怵，单纯从兵力上讲，中国陆军不超过200万人，红军在内战结束后的鼎盛时期也达到了这个数量，虽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广泛推行，红军数量现在下降到了150万人。但考虑到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力量被牵制在关东州和朝鲜战场上。中、俄之间这一力量对比不算是失衡。真正让他下不来决心的是中国在军事上的部署和技术上的优势——中国在应对日本战事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俄国的警戒，漠北军区依然驻扎了超过15万人的精锐部队，这是真正的精锐之师。是当初与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交过手的部队。除此以外。新疆、中亚、蒙古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兵站一个接着一个建成，物资源源不断地进行囤积，而通往各个边疆的铁路依然在不断新建当中。过不了几年，在铁路网串起来后，军事力量的效能与投放速度将成倍递增。
斯大林发言完毕后，会场就响起了窃窃私语的讨论，别看他面色沉稳，心里却再打鼓——对自己刚才这番话，托洛茨基到底是听懂了没有呢？斯大林本人在内心深处当然是支持利用中日战争的契机捞一把的，但由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中央委员对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担忧心理，他又巧妙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清晰地知道，托洛茨基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询问自己并不说明什么，对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态度，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要将底牌掏出来呢？与托洛茨基派的路线斗争可不急于一时。
“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中、日这两个帝国主义虽然都是我们的革命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同时与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敌，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好些同志也向我提出了团结一部分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主要敌人的意见，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你能不能从军事角度谈谈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图哈切夫斯基虽然有过华沙城下的败退，但比起远东的溃退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发展，反而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排名第二的委员同时还兼任着红军的总参谋长，是托洛茨基最重要的军事助手。
图哈切夫斯基站起来说道：“得益于秘密战线同志的努力，我们的情报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一年多来，中国在天山、中亚、东西伯利亚、外蒙古等一共修建了7个大型的兵站，这些兵站在整体规模上大体是一致的，可以堆放一个甲种师作战3个月所需要的物资，作为战役的支撑中心，兵站通常由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驻守，防御工事十分坚固。除上述孤立兵站外，在中国边疆铁路沿线，每隔400公里就设置一个补给中心，通过中国铁路网的不断延伸而实现物资周转调度。另外，中国在攫取了我们广大领土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原有的俄罗斯居民被强制迁入白俄伪政权所谓的‘滨海共和国’，任何敢于反抗的居民都被他们以‘通共分子’、‘恐怖分子’的名义关押或者击毙，俄国居民遗留下来的房产、土地、产业则完全为中国移民所占据，去年一年中国的移民数量大约是12万，这个进程还在不断加快，据说在10年内要达到300万以上的规模，由于俄国数量的急剧减少，红军游击队在上述区域的支持者也所剩无几，已无法再支撑活动。这些新移民的聚集点是以中**队退役士兵和军官为核心组成的，包括所谓的国营荣军农场也在这里，以这些退役老兵为中心建立了民团组织，其武装人口的年龄下限是9岁，拥有数量不等的轻武器，在聚集点中心，甚至还有轻型装甲车辆……”
众人不断点头，在西伯利亚推行游击战争原本是莫斯科交代给远东共和国一项重要任务，但从目前来看，效果已难以为继。如果真的让中国人顺利地将移民计划推行下去，只怕远东共和国将来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从中日双方交战的情况来看，中**队通过突然袭击占到了战争的先手，在关东州、朝鲜、朝鲜海域三个主要战场进展顺利，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取得了较大胜利。中国人在陆地上推进顺利没有出乎我们的预计，但他们凭借航空力量取得了对日本海军的胜利是十分引人关注的。”图哈切夫斯基解释道，“具体细节因为交战双方对信息的封锁还难以弄清，但有一点可以得出结论，中**队的作战能力相对于一年前而言有了很大提高。目前，在日本增派近10万兵力的情况下，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中国人稍占上风，从战争的持续性来看，日本相当不利——日本缺乏战争准备，无法保障部队庞大的物资需求；日本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威胁，无法保障足够的军费开支；日本海域面临中国潜艇的封锁，有关原料获取比较困难，总参谋部的判断是，如果日本没有得到外部的支援或者介入，日本很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当然，持续的过程也许会很长……”
托洛茨基威严地扫视了众人一眼，“同志们，我之所以今天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秘密外交渠道，日本人向我们提出了合作的请求。”这颗炸弹一下子把众人震得有些头晕脑胀，众人一片哗然，议论纷纷，连斯大林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板，静听下文。
消息是越飞亲自向托洛茨基汇报的，作为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员，越飞早在彼得格勒革命的时候就与托洛茨基联系在了一起，苏俄革命后，越飞先是出任军事委员，后又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布列斯特条约》就是他主持签订的，对他提供的消息，托洛茨基是十分重视的。
“越飞同志指出，日本希望与苏维埃达成一揽子的外交协议，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条：
第一，苏维埃政权出兵进攻中国的西北、外疆、蒙古，数量不少于50万，战争结束后，日本承认中俄边境改变，放弃对堪察加半岛的领土要求，放弃对滨海共和国的支持（不过似乎回避了库页岛的主权）；
第二，战事结束后，日本向中国索取的全部赔款将无条件转给我国，作为出兵援助的报酬；
第三，日本还希望与我们达成经济合作协议，日本进口我们的矿产、原油、钢铁、粮食，他们向我们出口机器设备、轻工业产品，协助我们兴建造船厂等设施……”
季维诺也夫下意识地就来了一句：“日本人的设备有什么高明的？还不如我们自己呢。”
托洛茨基笑了起来：“日本人自己的设备当然不怎么样，但通过日本这条线，我们就可以有办法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有助于将我们的物资出产到帝国主义国家，并从帝国主义国家那里获取我们进行工业化所必须的设备和技术……”
有个雄厚的声音响了起来：“托洛茨基同志，我发表一下意见可以么？”
“当然可以，布柳赫尔同志，您可以畅所欲言。”(未完待续。。)
斯大林这一通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对远东局势明眼人都十分上心，也大有趁机捞一把的企图，别的不说，光是滨海共和国就足够让人难受的——这个白俄国家一天不消灭，苏维埃政权就面临着倾覆的危险。但鄂木斯克战役给斯大林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最骁勇善战的红军第一军，包括布琼尼等一干赫赫有名的战将在远东被人打得毫无反手之力，可见中国实力只强大。第一次失败还有列宁给他打掩护，如果再失败的话，只怕自己要去劳改营报到了吧？当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能过于渲染敌人的实力，任何可见的动摇、疑虑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听着斯大林这么说，托洛茨基的嘴角露出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当然并不只是关注中日战争，他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不断革命”的中心思想，至于“熟悉远东情况云云”的高帽子无非是一个借口，托洛茨基真正敏感的是斯大林这个列宁派大将的态度。托洛茨基的理论是不断革命，意思要不断输出对外革命。中日战争在他眼中就是极好的机会，现在斯大林已经表了态，他就心里有了底。
事实上，作为红军的当家人，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很犯怵，单纯从兵力上讲，中国陆军不超过200万人，红军在内战结束后的鼎盛时期也达到了这个数量，虽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广泛推行，红军数量现在下降到了150万人。但考虑到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力量被牵制在关东州和朝鲜战场上。中、俄之间这一力量对比不算是失衡。真正让他下不来决心的是中国在军事上的部署和技术上的优势——中国在应对日本战事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俄国的警戒，漠北军区依然驻扎了超过15万人的精锐部队，这是真正的精锐之师。是当初与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交过手的部队。除此以外。新疆、中亚、蒙古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兵站一个接着一个建成，物资源源不断地进行囤积，而通往各个边疆的铁路依然在不断新建当中。过不了几年，在铁路网串起来后，军事力量的效能与投放速度将成倍递增。
斯大林发言完毕后，会场就响起了窃窃私语的讨论，别看他面色沉稳，心里却再打鼓——对自己刚才这番话，托洛茨基到底是听懂了没有呢？斯大林本人在内心深处当然是支持利用中日战争的契机捞一把的，但由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中央委员对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担忧心理，他又巧妙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清晰地知道，托洛茨基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询问自己并不说明什么，对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态度，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要将底牌掏出来呢？与托洛茨基派的路线斗争可不急于一时。
“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中、日这两个帝国主义虽然都是我们的革命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同时与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敌，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好些同志也向我提出了团结一部分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主要敌人的意见，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你能不能从军事角度谈谈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图哈切夫斯基虽然有过华沙城下的败退，但比起远东的溃退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发展，反而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排名第二的委员同时还兼任着红军的总参谋长，是托洛茨基最重要的军事助手。
图哈切夫斯基站起来说道：“得益于秘密战线同志的努力，我们的情报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一年多来，中国在天山、中亚、东西伯利亚、外蒙古等一共修建了7个大型的兵站，这些兵站在整体规模上大体是一致的，可以堆放一个甲种师作战3个月所需要的物资，作为战役的支撑中心，兵站通常由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驻守，防御工事十分坚固。除上述孤立兵站外，在中国边疆铁路沿线，每隔400公里就设置一个补给中心，通过中国铁路网的不断延伸而实现物资周转调度。另外，中国在攫取了我们广大领土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原有的俄罗斯居民被强制迁入白俄伪政权所谓的‘滨海共和国’，任何敢于反抗的居民都被他们以‘通共分子’、‘恐怖分子’的名义关押或者击毙，俄国居民遗留下来的房产、土地、产业则完全为中国移民所占据，去年一年中国的移民数量大约是12万，这个进程还在不断加快，据说在10年内要达到300万以上的规模，由于俄国数量的急剧减少，红军游击队在上述区域的支持者也所剩无几，已无法再支撑活动。这些新移民的聚集点是以中**队退役士兵和军官为核心组成的，包括所谓的国营荣军农场也在这里，以这些退役老兵为中心建立了民团组织，其武装人口的年龄下限是9岁，拥有数量不等的轻武器，在聚集点中心，甚至还有轻型装甲车辆……”
众人不断点头，在西伯利亚推行游击战争原本是莫斯科交代给远东共和国一项重要任务，但从目前来看，效果已难以为继。如果真的让中国人顺利地将移民计划推行下去，只怕远东共和国将来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从中日双方交战的情况来看，中**队通过突然袭击占到了战争的先手，在关东州、朝鲜、朝鲜海域三个主要战场进展顺利，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取得了较大胜利。中国人在陆地上推进顺利没有出乎我们的预计，但他们凭借航空力量取得了对日本海军的胜利是十分引人关注的。”图哈切夫斯基解释道，“具体细节因为交战双方对信息的封锁还难以弄清，但有一点可以得出结论，中**队的作战能力相对于一年前而言有了很大提高。目前，在日本增派近10万兵力的情况下，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中国人稍占上风，从战争的持续性来看，日本相当不利——日本缺乏战争准备，无法保障部队庞大的物资需求；日本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威胁，无法保障足够的军费开支；日本海域面临中国潜艇的封锁，有关原料获取比较困难，总参谋部的判断是，如果日本没有得到外部的支援或者介入，日本很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当然，持续的过程也许会很长……”
托洛茨基威严地扫视了众人一眼，“同志们，我之所以今天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秘密外交渠道，日本人向我们提出了合作的请求。”这颗炸弹一下子把众人震得有些头晕脑胀，众人一片哗然，议论纷纷，连斯大林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板，静听下文。
消息是越飞亲自向托洛茨基汇报的，作为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员，越飞早在彼得格勒革命的时候就与托洛茨基联系在了一起，苏俄革命后，越飞先是出任军事委员，后又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布列斯特条约》就是他主持签订的，对他提供的消息，托洛茨基是十分重视的。
“越飞同志指出，日本希望与苏维埃达成一揽子的外交协议，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条：
第一，苏维埃政权出兵进攻中国的西北、外疆、蒙古，数量不少于50万，战争结束后，日本承认中俄边境改变，放弃对堪察加半岛的领土要求，放弃对滨海共和国的支持（不过似乎回避了库页岛的主权）；
第二，战事结束后，日本向中国索取的全部赔款将无条件转给我国，作为出兵援助的报酬；
第三，日本还希望与我们达成经济合作协议，日本进口我们的矿产、原油、钢铁、粮食，他们向我们出口机器设备、轻工业产品，协助我们兴建造船厂等设施……”
季维诺也夫下意识地就来了一句：“日本人的设备有什么高明的？还不如我们自己呢。”
托洛茨基笑了起来：“日本人自己的设备当然不怎么样，但通过日本这条线，我们就可以有办法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有助于将我们的物资出产到帝国主义国家，并从帝国主义国家那里获取我们进行工业化所必须的设备和技术……”
有个雄厚的声音响了起来：“托洛茨基同志，我发表一下意见可以么？”
“当然可以，布柳赫尔同志，您可以畅所欲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