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小说文学网】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逐渐扩张，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北宋官员的“月俸”包括货币、粮食、绢、薪、蒿、炭、盐、茶、纸等物品。“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货币收入，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级别，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阳县令，三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职官－奉禄制上）
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月俸9000～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较多，那么必须“兼农商之利”才能养家糊口，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从事“农商”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苏洵老年时，曾上书韩丞相“乞一官职”。“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他说：“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韩丞相书》）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6000钱收入，虽然不算富裕，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货－布帛和籴漕运》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邓州三万人，为鄜州、延州运输军用物质，“日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而陕西都转运司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钱五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云：元丰七年，“诏：鄜延、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许和雇人，日钱百、米二升，禁军愿就雇者听。”大致是，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钱，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工价较高。譬如元祐元年，苏辙在奏章中说：“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沮隔官私舟船。……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可见，当米价较低时（如斗米80钱以下），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2升米，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
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王安石在《处士征君墓表》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会写诗词文章，行医则“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不愿多收钱，甚至减免穷人的钱，如果愿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都市，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孟元老自崇宁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序》中描绘东京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苏轼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集－策别十七首（之四）》）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
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业税率是：“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宋史－食货－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宋史－食货－茶下》）崇宁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宋史－食货－会计》）若采用“住税”的标准，即“每千钱算三十”来度量，崇宁时期“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诸州商税）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
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
北宋从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权，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覆亡，长达202年。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存在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
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
水利工程：熙宁十年秋天，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经奋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小城，创木岸四”，填平了为拦洪筑堤、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灵平埽，水不复至”。苏轼《奖谕敕记》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国家专项开达3044万，米1800余斛（宋代1斛=5斗），累计用工7043人。
北宋时，杭州钱塘江航运，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潮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先是，“章献皇后临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内出钱数十万贯，筑长芦，起僧舍，以拯溺者”。尔后，为了解决“长淮之险”，又兴建了“龟山河”工程，“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江中仍有“浮山之险”。苏轼任杭州郡守，“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浮山峙于江中，来往船只触礁沉没，“公私亡失，不知一岁凡几千万”。苏轼根据采访与实地勘察，提出了开凿“石门运河”工程，并山而东，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岭，“凿岭六十五丈”，“度用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大约需要二年能够建成。福建、两浙士民，听说要“开石门”，“万口同声，以为莫大无穷之利”。（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2）文化设施工程：兴建学校是北宋时期全国普遍开展的文化工程。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吉州旧学在夫子庙，校舍狭窄，拟新建学校，筹集到社会捐资“钱一百五十万”，用劳力“二万一千工”，“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新校建成后，学者常有300多人。欧阳修称赞吉州学舍说：“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吉州学记〈庆历四年〉》）苏轼在《南安军学记》中谈到南安军郡治的学校建设经过，他说“南安之学，甲于江西”，校舍建设“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该项工程属官修民助工程，据称民间捐赠了大量的钱款（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额），而官方投资为“钱九万三千”贯。
寺院建设。徐州荐诚禅院，建有“铁浮屠十有三级，高百二十尺”。继而又建造“五百罗汉”，花费“钱五百万”，平均每尊罗汉的造价为1万，苏轼专门作《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认为：“论首，作事难；作首，成事难。”“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钱塘、临安县所管“钱氏坟庙”，由于庙宇旧屋“木植朽损”，“一百余年不曾修治，例皆损塌”，修复工程费用为“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苏轼《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湘潭县药师院建造“释迦佛、十八罗汉塑像”，欧阳修说“凡用钱二十万”。（《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景祐三年〉》）
（3）公署、营房修缮工程：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公署“官舍城门楼橹仓库”“大段隳坏”，“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军资甲仗库，尤为损坏”，“使院屋倒，压伤手分书手二人”，“鼓角楼摧，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苏轼奏请修缮“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需要开“四万余贯”。（苏轼《乞赐度牒修庙宇状》）
元祐八年十月，定州驻军曾修建营房四所：一是“修盖营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七千六百九贯六百八十文省”；二是“修盖营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五千五贯二百八十一文省”；三是“修盖营房一百一十八间，并合添井眼，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五百五十八贯一百六十七文省”；四是“营房共一十六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七十四贯六百一十二文省”。每间营房的造价大致为63～03贯钱。（苏轼《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4）城廓建设工程：“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苏轼提出“展筑外城”工程，即：“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余工，每夫用七十省钱，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约五年毕工。”（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
（5）漕船工程：北宋为了保证京城汴梁的粮食供应，需要调拨江淮大米，南粮北运要仰仗江南的漕运业。漕运一般以“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载重量“一千石”的漕船，“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苏轼《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小说文学网】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逐渐扩张，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北宋官员的“月俸”包括货币、粮食、绢、薪、蒿、炭、盐、茶、纸等物品。“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货币收入，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级别，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阳县令，三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职官－奉禄制上）
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月俸9000～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较多，那么必须“兼农商之利”才能养家糊口，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从事“农商”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苏洵老年时，曾上书韩丞相“乞一官职”。“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他说：“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韩丞相书》）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6000钱收入，虽然不算富裕，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货－布帛和籴漕运》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邓州三万人，为鄜州、延州运输军用物质，“日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而陕西都转运司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钱五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云：元丰七年，“诏：鄜延、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许和雇人，日钱百、米二升，禁军愿就雇者听。”大致是，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钱，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工价较高。譬如元祐元年，苏辙在奏章中说：“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沮隔官私舟船。……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可见，当米价较低时（如斗米80钱以下），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2升米，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
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王安石在《处士征君墓表》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会写诗词文章，行医则“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不愿多收钱，甚至减免穷人的钱，如果愿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都市，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孟元老自崇宁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序》中描绘东京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苏轼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集－策别十七首（之四）》）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
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业税率是：“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宋史－食货－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宋史－食货－茶下》）崇宁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宋史－食货－会计》）若采用“住税”的标准，即“每千钱算三十”来度量，崇宁时期“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诸州商税）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
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
北宋从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权，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覆亡，长达202年。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存在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
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
水利工程：熙宁十年秋天，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经奋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小城，创木岸四”，填平了为拦洪筑堤、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灵平埽，水不复至”。苏轼《奖谕敕记》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国家专项开达3044万，米1800余斛（宋代1斛=5斗），累计用工7043人。
北宋时，杭州钱塘江航运，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潮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先是，“章献皇后临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内出钱数十万贯，筑长芦，起僧舍，以拯溺者”。尔后，为了解决“长淮之险”，又兴建了“龟山河”工程，“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江中仍有“浮山之险”。苏轼任杭州郡守，“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浮山峙于江中，来往船只触礁沉没，“公私亡失，不知一岁凡几千万”。苏轼根据采访与实地勘察，提出了开凿“石门运河”工程，并山而东，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岭，“凿岭六十五丈”，“度用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大约需要二年能够建成。福建、两浙士民，听说要“开石门”，“万口同声，以为莫大无穷之利”。（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2）文化设施工程：兴建学校是北宋时期全国普遍开展的文化工程。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吉州旧学在夫子庙，校舍狭窄，拟新建学校，筹集到社会捐资“钱一百五十万”，用劳力“二万一千工”，“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新校建成后，学者常有300多人。欧阳修称赞吉州学舍说：“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吉州学记〈庆历四年〉》）苏轼在《南安军学记》中谈到南安军郡治的学校建设经过，他说“南安之学，甲于江西”，校舍建设“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该项工程属官修民助工程，据称民间捐赠了大量的钱款（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额），而官方投资为“钱九万三千”贯。
寺院建设。徐州荐诚禅院，建有“铁浮屠十有三级，高百二十尺”。继而又建造“五百罗汉”，花费“钱五百万”，平均每尊罗汉的造价为1万，苏轼专门作《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认为：“论首，作事难；作首，成事难。”“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钱塘、临安县所管“钱氏坟庙”，由于庙宇旧屋“木植朽损”，“一百余年不曾修治，例皆损塌”，修复工程费用为“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苏轼《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湘潭县药师院建造“释迦佛、十八罗汉塑像”，欧阳修说“凡用钱二十万”。（《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景祐三年〉》）
（3）公署、营房修缮工程：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公署“官舍城门楼橹仓库”“大段隳坏”，“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军资甲仗库，尤为损坏”，“使院屋倒，压伤手分书手二人”，“鼓角楼摧，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苏轼奏请修缮“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需要开“四万余贯”。（苏轼《乞赐度牒修庙宇状》）
元祐八年十月，定州驻军曾修建营房四所：一是“修盖营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七千六百九贯六百八十文省”；二是“修盖营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五千五贯二百八十一文省”；三是“修盖营房一百一十八间，并合添井眼，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五百五十八贯一百六十七文省”；四是“营房共一十六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七十四贯六百一十二文省”。每间营房的造价大致为63～03贯钱。（苏轼《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4）城廓建设工程：“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苏轼提出“展筑外城”工程，即：“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余工，每夫用七十省钱，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约五年毕工。”（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
（5）漕船工程：北宋为了保证京城汴梁的粮食供应，需要调拨江淮大米，南粮北运要仰仗江南的漕运业。漕运一般以“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载重量“一千石”的漕船，“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苏轼《论纲梢欠折利害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