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达到顶点。【小说文学网】不过，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严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权更迭的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统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从总体上看，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武夫横行，长枪大剑指挥政治的历史教训，注意树立宰相、枢密使等文臣的权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将，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价值观向重文轻武转变，从而使得管军将帅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下降，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不过，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尽管不如五代，但亦不应作过低估计。因为北宋立国开封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2]（卷24《论国计奏事》）又与辽、西夏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重视将帅势所必然。三衙，作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的“武臣极任”，[4]（职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对此，南宋学者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卷44中即准确地概括说：“是故见宰执而声揖，礼也。至其后则惟横杖矣；见两制而连骑通名，至其后则又分道矣。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5]（续集卷44）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7]（卷274）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首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俸禄优厚。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5]（后集卷21）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倖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耳。”[7]（卷138）事实也就是如此。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请看下表。
表1三衙（三衙俸禄基本上按照节度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阶发放）与宰执俸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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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俸钱衣赐（年匹、两）禄粟
月贯（千）绫绢绵罗月石
宰执宰相、枢密使30040601001100
参事政事、枢
密副使2002030501100
知院事、同知
院事2002030501100
签书枢密院事150203050170
三衙节度使4004020050010150
节度观察留后20020100100
观察使20020100100
防御使20020100100
团练使1502010070
刺史5020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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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不难看出，三衙俸禄的整体水平与宰执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马、步军都副指挥使俸禄甚至在宰相之上。（注：此表主要依据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780至784页）《北宋元丰改制前文武官员料钱、衣赐数额表》；并参看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恩荫妻、子。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8](p640)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閤职。如神宗元丰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閤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閤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閤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閤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4]（职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閤职”。閤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閤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职官三二之九）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7]（卷95）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官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7]（卷136）
上殿奏事。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速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回朝赐宴。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84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揖见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鞹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7]（卷103）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借官马。三衙皆可借官马，罢职后也可继续留用。仁宗庆历年间以前的制度是“旧制：凡管军皆借马五匹，至罢，犹借留”，庆历八年遂：“诏群牧司，自今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落管军，各赐所借马三匹，殿前、马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7]（卷165）
得亲兵牙队。宋太祖乾德四年，开始严令殿前、侍卫诸军帅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军中骁勇者自为牙队。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神宗朝就具体规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选派军兵为亲兵牙队。如元丰四年当于熙河统兵的宦官李宪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时，宋神宗即亲笔批复予以驳回，并说明：“所乞亲兵牙队，至管军方许，可札与李宪令知。”[7]（卷313）
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10]（《刘廷翰传》）神宗元丰初年，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听之’”。[10]（《贾逵传》）
丧仪。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包括：皇帝辍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赠侍中。故事，罢朝一日，诏特罢二日”。[7]（卷102）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节度使卢政卒。辍视朝，临奠之，赠开府仪同三司”。[7]（卷315）追赠官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质、贾逵皆赠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刘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节度使者，又可得谥号，如“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法当得谥”。[7]（卷106）荫补子弟为官，如：“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如神宗朝规定：“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变化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记载：“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座，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7]（卷274）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14]（卷192）的顶点。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15]（《郭承祐传》）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英宗即位，时局果有不安之势，一则英宗以外藩入继，皇室内部觊觎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7]（卷198注引《直笔》）北海郡王赵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属，心不平”，公开扬言：“岂有团练使（指英宗）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辈，所谓“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则军兵贪财希赏，“时禁卫或相告，乾兴故事（仁宗即位），内给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赐食，众视食中无有，纷纷以为言”，[7]（卷198）军心浮动。
在这政治敏感时期，李璋没有辜负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时，进一步确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实为李璋）扣殿阶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璋）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注：《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李焘注引蔡氏《直笔》，并考证说：“此时殿帅乃李璋，而郝质实为马军帅，《直笔》盖误。”故据之改属李璋事。）二是否决了执政增加京城防备的拟议，史称：“帝（仁宗）崩，执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辄易。’”[10]（《李璋传》）三是痛责骄兵，及时地稳定了军心，“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呼其长，谓曰：‘尔曹平居衣食县官，主上未临政已优赏，尔何功复云云，敢喧者斩！’众乃定”。对此，当时人就有将其与韩琦并列的高度评价，“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笔》）
第二，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与宰相蔡确等人合作，为确保哲宗顺利继承皇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际，有所谓高太后“有废立之谋”（即以雍王赵颢取代哲宗）和蔡确等拥戴哲宗有“元丰受遗定策殊勋”的政治疑案出现。在日后的元祐、绍圣新、旧党争中，新党皆主此说，旧党则力辨其诬，至有《新录辨诬》、邵伯温《辨诬》之作。由于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实录》已经双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历史真相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哲宗即位，当时政见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确实有过激烈的斗争，结果是以哲宗上台但由高太后摄政，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对此，邓广铭、漆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诸名著中已有初步阐述，笔者拟在其基础之上另文再详细考证，这里仅概述结论，并着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在其中的作用。
简单地说，高太后反对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实由来已久，而雍王赵颢不仅是她的爱子，两人在反对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联手向神宗发难，逼其罢免王安石。据《邵氏闻见录》卷3记载：“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赵颢）至太皇太后宫（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神宗所言“汝自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赵德昭自杀之语，可见对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弥留之际，赵颢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摄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辅臣入问，至紫宸殿，颢乃邀于廊曰：‘上疾急，军国事当请皇太后垂帘。’辅臣愕不对”；后在高太后的默许下谋位之心日益膨胀，像“太子未建，中外汹汹。皇弟雍王颢问疾，辄穿帐径至皇太后所语，见宫嫱不避，神宗数怒目视之，颢无复忌惮”、“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争，荆王頵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数留禁中，頵屡牵臂引出”[7]（卷352李焘注）等一类记载虽出于新党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这种形势下，哲宗能否得继父位就成了一个疑问，宋神宗有鉴于此，于是有托孤于蔡确、燕达两人之举，史称：“事愈急，会确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谕确，使外托主兵官燕达等辅立，又因内侍阎守勤谕确协力早定。”蔡确，时任首相，神宗对他的评价是：“群臣皆先皇帝遗朕者，如确自小官，朕亲擢至此，必不负朕。然气弱，得人辅之乃可。”[7]（卷352李焘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为其辅助，用意当然是希望以军力为蔡确后盾。
燕达，时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是宋神宗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10]（《燕达传》）他对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储前夕，待蔡确派其弟蔡硕转达神宗、蔡确之意后，当即表示：“愿尽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确）。”[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对高太后、赵颢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方接受了立哲宗为太子、由高太后摄政的折衷方案。能够争取到这一结果，对神宗为首的变法派来说，在当时不利的条件下，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燕达不仅于立哲宗为太子时以武力协助了宰相蔡确，在哲宗登基前后，为防万一，他还不顾忌讳，上奏要求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六十名中下级军官守在皇宫内东门外。史书记载：“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百官朝哺临，由垂拱殿入，皇族亲王由内东门入。（燕）达谓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备非常，万一有奸人随皇族而入，则事起不测，又岂能人人辨之。’将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当言，言之恐被罪。”达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言之苟当，虽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叹之。”[7]（卷353注）在燕达的请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许燕达领军校日夜于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注：如《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李焘注引《密记》曰：“三月五日燕达奏，差殿前指挥使六十人赴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奉旨依。”并考证说：“惟燕达乞守宿内东门外，前此未有也。……应是达创有陈请，非旧例也。”可见是举确实出自燕达一己之议。）燕达是举，意在防范由内东门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对哲宗不利者，对哲宗顺利即位显然意义非轻。从这个角度上讲，神宗认为他“忠实可任”确属知人善任。
第三，步军都虞候（注：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言何灌时为殿帅，但《宋史》本传无载，又当时有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楚，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何氏此时职务据《宋史》本传实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寻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何灌于徽、钦内禅之际，以武力为后盾，震慑了郓王赵楷的抢位企图。何灌，开封人，以善射著称，积军功于徽宗末年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徽、钦内禅之际，他领兵入卫。当时正是金军南下北宋国势艰难，北宋皇族本应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但由于徽宗、钦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已萌废立之意，据时人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装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16]（卷27）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禅位时，赵楷不顾大局，在宦官们的怂恿下，仍试图抢位，《宋史何灌传》记载：“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宋人笔记中对此事更有详细描述，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曰：“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灌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灌指剑以示曰：‘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为粉碎赵楷等抢位企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过程中确实发挥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专制主义政体之下，皇位新旧更迭往往是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时期，北宋尽管重之轻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挥使，作为直接握有京城禁军兵权的强有力人物，他们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
不过，北宋三衙参预皇位更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有节、有利。有节，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发挥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而且时常表现为能主动同宰相等文官执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虽然是三衙将帅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在北宋却几乎一次也没有发生，他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辅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将帅对皇位继承的适当干预，多数情况下对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时的李璋、哲宗即位时的燕达、钦宗即位时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来有宋史专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能够在皇位更迭中发挥出上述良好作用，应该说正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统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从总体上看，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武夫横行，长枪大剑指挥政治的历史教训，注意树立宰相、枢密使等文臣的权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将，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价值观向重文轻武转变，从而使得管军将帅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下降，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不过，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尽管不如五代，但亦不应作过低估计。因为北宋立国开封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2]（卷24《论国计奏事》）又与辽、西夏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重视将帅势所必然。三衙，作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的“武臣极任”，[4]（职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对此，南宋学者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卷44中即准确地概括说：“是故见宰执而声揖，礼也。至其后则惟横杖矣；见两制而连骑通名，至其后则又分道矣。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5]（续集卷44）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7]（卷274）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首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俸禄优厚。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5]（后集卷21）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倖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耳。”[7]（卷138）事实也就是如此。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请看下表。
表1三衙（三衙俸禄基本上按照节度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阶发放）与宰执俸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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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俸钱衣赐（年匹、两）禄粟
月贯（千）绫绢绵罗月石
宰执宰相、枢密使30040601001100
参事政事、枢
密副使2002030501100
知院事、同知
院事2002030501100
签书枢密院事150203050170
三衙节度使4004020050010150
节度观察留后20020100100
观察使20020100100
防御使20020100100
团练使1502010070
刺史5020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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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不难看出，三衙俸禄的整体水平与宰执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马、步军都副指挥使俸禄甚至在宰相之上。（注：此表主要依据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780至784页）《北宋元丰改制前文武官员料钱、衣赐数额表》；并参看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恩荫妻、子。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8](p640)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閤职。如神宗元丰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閤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閤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閤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閤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4]（职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閤职”。閤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閤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职官三二之九）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7]（卷95）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官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7]（卷136）
上殿奏事。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速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回朝赐宴。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84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揖见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鞹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7]（卷103）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借官马。三衙皆可借官马，罢职后也可继续留用。仁宗庆历年间以前的制度是“旧制：凡管军皆借马五匹，至罢，犹借留”，庆历八年遂：“诏群牧司，自今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落管军，各赐所借马三匹，殿前、马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7]（卷165）
得亲兵牙队。宋太祖乾德四年，开始严令殿前、侍卫诸军帅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军中骁勇者自为牙队。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神宗朝就具体规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选派军兵为亲兵牙队。如元丰四年当于熙河统兵的宦官李宪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时，宋神宗即亲笔批复予以驳回，并说明：“所乞亲兵牙队，至管军方许，可札与李宪令知。”[7]（卷313）
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10]（《刘廷翰传》）神宗元丰初年，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听之’”。[10]（《贾逵传》）
丧仪。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包括：皇帝辍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赠侍中。故事，罢朝一日，诏特罢二日”。[7]（卷102）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节度使卢政卒。辍视朝，临奠之，赠开府仪同三司”。[7]（卷315）追赠官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质、贾逵皆赠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刘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节度使者，又可得谥号，如“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法当得谥”。[7]（卷106）荫补子弟为官，如：“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如神宗朝规定：“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变化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记载：“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座，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7]（卷274）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14]（卷192）的顶点。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15]（《郭承祐传》）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英宗即位，时局果有不安之势，一则英宗以外藩入继，皇室内部觊觎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7]（卷198注引《直笔》）北海郡王赵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属，心不平”，公开扬言：“岂有团练使（指英宗）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辈，所谓“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则军兵贪财希赏，“时禁卫或相告，乾兴故事（仁宗即位），内给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赐食，众视食中无有，纷纷以为言”，[7]（卷198）军心浮动。
在这政治敏感时期，李璋没有辜负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时，进一步确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实为李璋）扣殿阶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璋）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注：《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李焘注引蔡氏《直笔》，并考证说：“此时殿帅乃李璋，而郝质实为马军帅，《直笔》盖误。”故据之改属李璋事。）二是否决了执政增加京城防备的拟议，史称：“帝（仁宗）崩，执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辄易。’”[10]（《李璋传》）三是痛责骄兵，及时地稳定了军心，“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呼其长，谓曰：‘尔曹平居衣食县官，主上未临政已优赏，尔何功复云云，敢喧者斩！’众乃定”。对此，当时人就有将其与韩琦并列的高度评价，“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笔》）
第二，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与宰相蔡确等人合作，为确保哲宗顺利继承皇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际，有所谓高太后“有废立之谋”（即以雍王赵颢取代哲宗）和蔡确等拥戴哲宗有“元丰受遗定策殊勋”的政治疑案出现。在日后的元祐、绍圣新、旧党争中，新党皆主此说，旧党则力辨其诬，至有《新录辨诬》、邵伯温《辨诬》之作。由于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实录》已经双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历史真相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哲宗即位，当时政见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确实有过激烈的斗争，结果是以哲宗上台但由高太后摄政，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对此，邓广铭、漆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诸名著中已有初步阐述，笔者拟在其基础之上另文再详细考证，这里仅概述结论，并着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在其中的作用。
简单地说，高太后反对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实由来已久，而雍王赵颢不仅是她的爱子，两人在反对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联手向神宗发难，逼其罢免王安石。据《邵氏闻见录》卷3记载：“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赵颢）至太皇太后宫（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神宗所言“汝自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赵德昭自杀之语，可见对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弥留之际，赵颢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摄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辅臣入问，至紫宸殿，颢乃邀于廊曰：‘上疾急，军国事当请皇太后垂帘。’辅臣愕不对”；后在高太后的默许下谋位之心日益膨胀，像“太子未建，中外汹汹。皇弟雍王颢问疾，辄穿帐径至皇太后所语，见宫嫱不避，神宗数怒目视之，颢无复忌惮”、“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争，荆王頵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数留禁中，頵屡牵臂引出”[7]（卷352李焘注）等一类记载虽出于新党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这种形势下，哲宗能否得继父位就成了一个疑问，宋神宗有鉴于此，于是有托孤于蔡确、燕达两人之举，史称：“事愈急，会确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谕确，使外托主兵官燕达等辅立，又因内侍阎守勤谕确协力早定。”蔡确，时任首相，神宗对他的评价是：“群臣皆先皇帝遗朕者，如确自小官，朕亲擢至此，必不负朕。然气弱，得人辅之乃可。”[7]（卷352李焘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为其辅助，用意当然是希望以军力为蔡确后盾。
燕达，时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是宋神宗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10]（《燕达传》）他对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储前夕，待蔡确派其弟蔡硕转达神宗、蔡确之意后，当即表示：“愿尽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确）。”[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对高太后、赵颢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方接受了立哲宗为太子、由高太后摄政的折衷方案。能够争取到这一结果，对神宗为首的变法派来说，在当时不利的条件下，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燕达不仅于立哲宗为太子时以武力协助了宰相蔡确，在哲宗登基前后，为防万一，他还不顾忌讳，上奏要求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六十名中下级军官守在皇宫内东门外。史书记载：“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百官朝哺临，由垂拱殿入，皇族亲王由内东门入。（燕）达谓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备非常，万一有奸人随皇族而入，则事起不测，又岂能人人辨之。’将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当言，言之恐被罪。”达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言之苟当，虽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叹之。”[7]（卷353注）在燕达的请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许燕达领军校日夜于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注：如《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李焘注引《密记》曰：“三月五日燕达奏，差殿前指挥使六十人赴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奉旨依。”并考证说：“惟燕达乞守宿内东门外，前此未有也。……应是达创有陈请，非旧例也。”可见是举确实出自燕达一己之议。）燕达是举，意在防范由内东门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对哲宗不利者，对哲宗顺利即位显然意义非轻。从这个角度上讲，神宗认为他“忠实可任”确属知人善任。
第三，步军都虞候（注：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言何灌时为殿帅，但《宋史》本传无载，又当时有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楚，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何氏此时职务据《宋史》本传实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寻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何灌于徽、钦内禅之际，以武力为后盾，震慑了郓王赵楷的抢位企图。何灌，开封人，以善射著称，积军功于徽宗末年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徽、钦内禅之际，他领兵入卫。当时正是金军南下北宋国势艰难，北宋皇族本应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但由于徽宗、钦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已萌废立之意，据时人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装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16]（卷27）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禅位时，赵楷不顾大局，在宦官们的怂恿下，仍试图抢位，《宋史何灌传》记载：“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宋人笔记中对此事更有详细描述，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曰：“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灌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灌指剑以示曰：‘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为粉碎赵楷等抢位企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过程中确实发挥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专制主义政体之下，皇位新旧更迭往往是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时期，北宋尽管重之轻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挥使，作为直接握有京城禁军兵权的强有力人物，他们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
不过，北宋三衙参预皇位更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有节、有利。有节，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发挥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而且时常表现为能主动同宰相等文官执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虽然是三衙将帅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在北宋却几乎一次也没有发生，他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辅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将帅对皇位继承的适当干预，多数情况下对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时的李璋、哲宗即位时的燕达、钦宗即位时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来有宋史专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能够在皇位更迭中发挥出上述良好作用，应该说正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