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厉害吧？战功卓著，最终为啥落得一个杀身之祸？比他更操蛋的宋朝官员一抓一大把，怎么没一个丢了性命的？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岳飞再怎么厉害，在大宋官员和皇帝眼中也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个纯粹的武人。
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阶级的认可，稍微犯点错误，不光没人帮你说话，还全是落井下石的，这就叫阶级认同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当然了，这个话题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具体小问题，想完全说明白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战场基本都在青苗法上，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诟病和最难区分好坏的一点。不管做为防守方王安石还是进攻方洪涛，都把这块阵地当做了兵家必争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单就这部法规来讲肯定是好，它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发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
有些人总说不该把人民卷入战争，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处就必须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谁来付出呢？难道说你这辈子过舒服了，就不管儿孙了吗？
付出是没错的，目标也没错，但如何保障这笔付出的回报率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不能说皇帝一高兴就付出一次，赔了还是赚了先干了再说。这样的付出真就没啥意义，赶上这么一位皇帝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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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阶级的认可，稍微犯点错误，不光没人帮你说话，还全是落井下石的，这就叫阶级认同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当然了，这个话题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具体小问题，想完全说明白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战场基本都在青苗法上，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诟病和最难区分好坏的一点。不管做为防守方王安石还是进攻方洪涛，都把这块阵地当做了兵家必争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单就这部法规来讲肯定是好，它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发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
有些人总说不该把人民卷入战争，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处就必须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谁来付出呢？难道说你这辈子过舒服了，就不管儿孙了吗？
付出是没错的，目标也没错，但如何保障这笔付出的回报率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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