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燕王扫北”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点多（农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按我们梁氏家谱“……际、殿、云、朝、尚、安、仁、祖、义、克、大、齐、家、万、事、永、存”来说，我爷爷是“安”字辈的老大，我父亲是“仁”字辈的老大，到了“祖”字辈我又是老大。
关于我们梁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1399年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以皇室太孙继位，叔叔朱棣对此十分不满。朱允炆感到众藩王兵权过重，势力超过朝廷，听信谋臣之言，撤藩削权。朱棣见诸王被废，自己怕是难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诸王邻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愿，当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贺改元之机，带着世子公主家眷等亲往京城，探听虚实，以谋对策。
朱棣的人马，沿驿道经州过府，一日来到禹城石门王村，视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发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势紧迫（蓄谋夺皇权），只得留下一名亲信和部分人马处理丧事，自己率大队人马匆匆奔京城而去。
后来，朱棣与建文帝的矛盾公开化，他便率大军起兵反朝廷，向南京进发，路上受到各地正统驻军的阻击和反对。当时人们都认为朱棣谋反不道，称为“叛臣”。禹城当然也不例外，知县杨瓒指示驻军与朱棣军打仗，并挖了公主坟，抛弃弃野。因此，朱棣对禹城痛恨至极。朱棣率军攻破南京，消灭了建文帝，自己夺得了帝位，历史上称此为“靖难之变”。朱棣当皇帝后，便挥师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济南以北各地。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
战事平息后，官府下令从陕西大槐树及河北京西、山东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时带着家眷从陕西大槐树迁徙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为炎黄的子孙，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陕西黄帝陵寻根。据史料记载：梁姓为“嬴姓伯益之后，也就是说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定名梁国，国君即康伯，以后称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亡国后的梁国子民，大都逃到晋国，以原国名为氏，即梁氏”。
在当今按人数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国是第21大姓。
b、从城市到农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当听说生了个孙子后，非常称心如意，就特别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又是一个大哥啊，称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节过后不久，爷爷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长孙去了。父亲看到爷爷的一霎那愣住了：爷爷又瘦又黄，浑身浮肿，说话有气无力。他说，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树皮，维持生计。好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奶奶要跟爷爷一块来的，但因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三姑和四叔梁仁华、五叔梁仁国到胶东讨饭去了。家里有二叔梁仁义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爷爷到来后，父母就把床让给了爷爷睡，他们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铺。当时，父亲和母亲在城里情况还好些。父亲每月供应粮食30斤、母亲是29斤，吃饭不成问题。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太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是国家宏观层面对“大跃进”的描述。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似乎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饥饿。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只给我们留下了符号般的“痛苦”的记忆，那时代也自有其骨肉与血脉，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泪水之外也有欢笑与歌声的，例如“大跃进”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二倍多。例如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卫生领域的发展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第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套彩色电视机的接收系统等等，这类“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么一个细节：作为人们集中表达“大跃进”吹牛的一句典型口号：“15年赶上英国”，到1972年，我国煤炭、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那么，从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这道算术题的答案是14年。
更有过来人回忆，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在城乡结合部设扫盲“路卡”，开展挖蝇蛹、除四害等活动，几千年来我国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肆虐几千年的血吸虫和其他很多传染病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认为，“大跃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高昂精神面貌。
诚然，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历史是鲜活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顽强求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
历史不容割裂开来，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有一对年轻人，却满腹忧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振作不起来。对于“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因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可他们四目相对，却最终无语。按过去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母亲这一下放，按规定“下放三年回国棉”，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但供应粮没有了。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还勉强度日；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对父亲说，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我带着孩子回去。父亲说，分家后，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其他的啥也没有。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地无一垄，孩子还小，这日子咋过呢？
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全家一块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父亲就也跟着回来。
1962年农历4月6日，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
出生在城市，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因父母的选择，从此，成为了一个农民。
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但没有想到娃，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
在他们看来，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谈不上什么伤心、遗憾，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
当一个工人，还是当一个农民，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
他们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
不为别的，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种地”，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
多年以后，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靓丽的女兵、女军官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
当兵后，有时为了虚荣心（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和那点可怜的自尊，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后来，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使我尴尬至极，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尽管我与人家辩论，但我是心虚的。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城里人，乡下人，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却的确重逾千斤！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那纸令我遗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身份而努力着，争取着，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提干），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
而这，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十年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但说实话，现在，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我又开始怀念农村、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在汽车的嘈杂、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隔膜、猜疑的现代都市里，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直率、热情，尤其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乡土之情。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这么说，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去劳动，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向往那种简单而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时间具有疗治伤痛和修饰过去的特殊功能。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远远地回首在农村的生活，我不再记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岁月，相反，记忆的咀嚼里只留下甘甜。我不再记起与某某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却只觉得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纯真可爱。在记忆的梦境里，乡村的风，乡村的雨，乡村的夜，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温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诗如画，田园风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出身？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当我是农民时，我拼命要标榜自己是城里人；而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我又极力承认自己是农民了！也许，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不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来
回到老家后，父母用“下放”补助的钱，在院中一个老爷爷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房。在这里父母先后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荣、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刚、四弟梁祖宝。
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到胶东讨饭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来了，一家人快快乐乐为我过了个生日。尽管当时生活困难，奶奶和母亲还是张罗了一桌好饭；大姑、二姑各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来了鸡蛋等。
当大姑听说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后，坚决不同意，说不好听。
她思忖片刻说，还是叫“建国”吧！这名好听。多年后，大姑已经去世。我问母亲大姑给我起这个名有啥讲究吗？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国”的是10月1日出生，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母亲说，没啥讲究。你大姑又没有文化，就是认为好听就是了。
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叫“建国”要比“可心”大气、好听。大姑还开玩笑地说，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文化的爷爷也只好默认了。
从此，我的乳名叫"建国"了。虽然没有什么讲究和寓意，更不会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在桌上摆好了算盘、书本、油条等物品，让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风俗抓着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种寓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胆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书。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说“书中自有乌纱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啊！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
1963年农历12月23日，只差一天没能为我过上生日的爷爷去世了，终年63岁。
死去的人永远离去了，但活着的亲人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在我8岁（虚岁）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与小朋友们正在一块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来找我，说让我去上学。当时不知上学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劲，哪听得进去，说啥也不去。我在前面跑，三叔就在后面追，围着学校整整转了三圈，终于还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着我的耳朵说，国啊，不上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和叔一样在家砸坷垃种地，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那时的我哪懂这些，就是不听。因为上了学，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们一块玩了。最后，还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胁下，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上学了。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切身感受到三叔当时的话，是多么令人深思，语重心长啊！三叔因为没上过学，在家里种了一辈子地，后来连个媳妇也没娶上，最后，才50多岁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却当兵离开了农村，考上了军校提拔为干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妇，并且调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这期间，在我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时候，也给三叔捎过钱。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当我生活富裕了，能报答三叔的时候，三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清明节，我从北京和母亲回老家时，又专门到三叔的坟上为他烧了好多纸钱。并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话我现在真正懂了，我感谢您！我在这里给您磕头。”
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时真是太不一样了。时代的变迁，翻天覆地地变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儿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刚的儿子晟豪、四弟祖宝的儿子芃晓，他们在北京享受着优越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唐诗宋词、《三字经》、《百家姓》。可我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啥唐诗宋词都没听说过。如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其次，就是玩游戏；可我们那时上完学后，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别啊！
在那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父母对孩子还谈何教育？
我还依稀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村里的张希英老师（后来晋升为禹城市副市长）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建国”。张老师说大名呢？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名，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张老师没有笑。因为她也出生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状况。只见她思忖了片刻后说，你父亲是“仁”字辈，你是“祖”字辈，那就叫“梁祖国”吧！
后来，人们都说这个名字大气、好听，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在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全国获奖后，军报编辑以我的名字为题，把对我的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二版头条；在我第二次到迟浩田首长家去看望他时（距第一次已经两年多了），他的夫人姜青洋军医说，首长好多老战友的孩子来过多次，名字总记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记住了，你叫“梁祖国”，名字很好记。
此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点多（农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按我们梁氏家谱“……际、殿、云、朝、尚、安、仁、祖、义、克、大、齐、家、万、事、永、存”来说，我爷爷是“安”字辈的老大，我父亲是“仁”字辈的老大，到了“祖”字辈我又是老大。
关于我们梁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1399年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以皇室太孙继位，叔叔朱棣对此十分不满。朱允炆感到众藩王兵权过重，势力超过朝廷，听信谋臣之言，撤藩削权。朱棣见诸王被废，自己怕是难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诸王邻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愿，当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贺改元之机，带着世子公主家眷等亲往京城，探听虚实，以谋对策。
朱棣的人马，沿驿道经州过府，一日来到禹城石门王村，视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发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势紧迫（蓄谋夺皇权），只得留下一名亲信和部分人马处理丧事，自己率大队人马匆匆奔京城而去。
后来，朱棣与建文帝的矛盾公开化，他便率大军起兵反朝廷，向南京进发，路上受到各地正统驻军的阻击和反对。当时人们都认为朱棣谋反不道，称为“叛臣”。禹城当然也不例外，知县杨瓒指示驻军与朱棣军打仗，并挖了公主坟，抛弃弃野。因此，朱棣对禹城痛恨至极。朱棣率军攻破南京，消灭了建文帝，自己夺得了帝位，历史上称此为“靖难之变”。朱棣当皇帝后，便挥师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济南以北各地。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
战事平息后，官府下令从陕西大槐树及河北京西、山东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时带着家眷从陕西大槐树迁徙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为炎黄的子孙，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陕西黄帝陵寻根。据史料记载：梁姓为“嬴姓伯益之后，也就是说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定名梁国，国君即康伯，以后称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亡国后的梁国子民，大都逃到晋国，以原国名为氏，即梁氏”。
在当今按人数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国是第21大姓。
b、从城市到农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当听说生了个孙子后，非常称心如意，就特别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又是一个大哥啊，称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节过后不久，爷爷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长孙去了。父亲看到爷爷的一霎那愣住了：爷爷又瘦又黄，浑身浮肿，说话有气无力。他说，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树皮，维持生计。好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奶奶要跟爷爷一块来的，但因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三姑和四叔梁仁华、五叔梁仁国到胶东讨饭去了。家里有二叔梁仁义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爷爷到来后，父母就把床让给了爷爷睡，他们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铺。当时，父亲和母亲在城里情况还好些。父亲每月供应粮食30斤、母亲是29斤，吃饭不成问题。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太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是国家宏观层面对“大跃进”的描述。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似乎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饥饿。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只给我们留下了符号般的“痛苦”的记忆，那时代也自有其骨肉与血脉，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泪水之外也有欢笑与歌声的，例如“大跃进”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二倍多。例如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卫生领域的发展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第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套彩色电视机的接收系统等等，这类“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么一个细节：作为人们集中表达“大跃进”吹牛的一句典型口号：“15年赶上英国”，到1972年，我国煤炭、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那么，从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这道算术题的答案是14年。
更有过来人回忆，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在城乡结合部设扫盲“路卡”，开展挖蝇蛹、除四害等活动，几千年来我国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肆虐几千年的血吸虫和其他很多传染病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认为，“大跃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高昂精神面貌。
诚然，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历史是鲜活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顽强求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
历史不容割裂开来，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有一对年轻人，却满腹忧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振作不起来。对于“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因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可他们四目相对，却最终无语。按过去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母亲这一下放，按规定“下放三年回国棉”，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但供应粮没有了。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还勉强度日；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对父亲说，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我带着孩子回去。父亲说，分家后，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其他的啥也没有。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地无一垄，孩子还小，这日子咋过呢？
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全家一块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父亲就也跟着回来。
1962年农历4月6日，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
出生在城市，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因父母的选择，从此，成为了一个农民。
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但没有想到娃，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
在他们看来，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谈不上什么伤心、遗憾，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
当一个工人，还是当一个农民，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
他们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
不为别的，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种地”，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
多年以后，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靓丽的女兵、女军官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
当兵后，有时为了虚荣心（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和那点可怜的自尊，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后来，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使我尴尬至极，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尽管我与人家辩论，但我是心虚的。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城里人，乡下人，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却的确重逾千斤！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那纸令我遗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身份而努力着，争取着，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提干），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
而这，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十年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但说实话，现在，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我又开始怀念农村、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在汽车的嘈杂、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隔膜、猜疑的现代都市里，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直率、热情，尤其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乡土之情。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这么说，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去劳动，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向往那种简单而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时间具有疗治伤痛和修饰过去的特殊功能。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远远地回首在农村的生活，我不再记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岁月，相反，记忆的咀嚼里只留下甘甜。我不再记起与某某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却只觉得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纯真可爱。在记忆的梦境里，乡村的风，乡村的雨，乡村的夜，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温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诗如画，田园风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出身？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当我是农民时，我拼命要标榜自己是城里人；而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我又极力承认自己是农民了！也许，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不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来
回到老家后，父母用“下放”补助的钱，在院中一个老爷爷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房。在这里父母先后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荣、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刚、四弟梁祖宝。
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到胶东讨饭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来了，一家人快快乐乐为我过了个生日。尽管当时生活困难，奶奶和母亲还是张罗了一桌好饭；大姑、二姑各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来了鸡蛋等。
当大姑听说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后，坚决不同意，说不好听。
她思忖片刻说，还是叫“建国”吧！这名好听。多年后，大姑已经去世。我问母亲大姑给我起这个名有啥讲究吗？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国”的是10月1日出生，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母亲说，没啥讲究。你大姑又没有文化，就是认为好听就是了。
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叫“建国”要比“可心”大气、好听。大姑还开玩笑地说，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文化的爷爷也只好默认了。
从此，我的乳名叫"建国"了。虽然没有什么讲究和寓意，更不会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在桌上摆好了算盘、书本、油条等物品，让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风俗抓着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种寓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胆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书。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说“书中自有乌纱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啊！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
1963年农历12月23日，只差一天没能为我过上生日的爷爷去世了，终年63岁。
死去的人永远离去了，但活着的亲人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在我8岁（虚岁）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与小朋友们正在一块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来找我，说让我去上学。当时不知上学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劲，哪听得进去，说啥也不去。我在前面跑，三叔就在后面追，围着学校整整转了三圈，终于还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着我的耳朵说，国啊，不上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和叔一样在家砸坷垃种地，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那时的我哪懂这些，就是不听。因为上了学，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们一块玩了。最后，还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胁下，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上学了。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切身感受到三叔当时的话，是多么令人深思，语重心长啊！三叔因为没上过学，在家里种了一辈子地，后来连个媳妇也没娶上，最后，才50多岁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却当兵离开了农村，考上了军校提拔为干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妇，并且调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这期间，在我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时候，也给三叔捎过钱。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当我生活富裕了，能报答三叔的时候，三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清明节，我从北京和母亲回老家时，又专门到三叔的坟上为他烧了好多纸钱。并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话我现在真正懂了，我感谢您！我在这里给您磕头。”
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时真是太不一样了。时代的变迁，翻天覆地地变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儿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刚的儿子晟豪、四弟祖宝的儿子芃晓，他们在北京享受着优越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唐诗宋词、《三字经》、《百家姓》。可我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啥唐诗宋词都没听说过。如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其次，就是玩游戏；可我们那时上完学后，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别啊！
在那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父母对孩子还谈何教育？
我还依稀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村里的张希英老师（后来晋升为禹城市副市长）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建国”。张老师说大名呢？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名，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张老师没有笑。因为她也出生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状况。只见她思忖了片刻后说，你父亲是“仁”字辈，你是“祖”字辈，那就叫“梁祖国”吧！
后来，人们都说这个名字大气、好听，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在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全国获奖后，军报编辑以我的名字为题，把对我的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二版头条；在我第二次到迟浩田首长家去看望他时（距第一次已经两年多了），他的夫人姜青洋军医说，首长好多老战友的孩子来过多次，名字总记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记住了，你叫“梁祖国”，名字很好记。
此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