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近一个小时。刘浩然这才将整篇报告全部看完。待抚叭报告,现众人已经6续看完了。刘浩然顿了一会便开口道:“怎么样,大家看了后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众人互视一眼,都没有说话。这里面牵涉到新政问题,而新政是刘浩然一手制定出来的。他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见酝酿成合适的字词。
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刘浩然笑了笑开口道:“那我先来说几句,先这篇报告写的非常好,除了详尽、分析有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正。无论坏或好,只要现了问题都列出来了。我以前就说过,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例如这份报告中的乌庄。经济展了。百姓们生活提高了,但是社会风俗却低劣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说到这里,刘浩然看了一眼众人继续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风俗的重要性。大明法律虽然繁多,但是不可能时时玄刻处处管着每一个百姓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社会道德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社会道德是什么?就是风俗!”
“风俗,人心之所向,人心一趋,便成了风俗。孟圣曾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而今我大行新政,读书人秉承的学术为之一变。而学术变了则心术随变,当人们的心术为之一变时,世道风俗也随之而变
“新政行之有十数年。已见大效,但是也露其弊端,可见其说还不圆满,大家说说各自的想法,也好为之完善。”
听到刘浩然将调子安下来了,大家便开始言了。
“陛下,风俗为礼制之表体,而礼制乃道之器。然大明风俗秉承前宋之习,已经尽数俗化。如冠礼,而今民间,早已少行此礼;如嫁娶。民间以论财为重,此为夷蛮之道,然后百姓乐津于此,贤者也不能幸免,故而只能曰之“故俗而已”;如葬礼,按古礼当不应佛事,不设乐部,而今就是读书之家,也不能免幸,曰之,吾未能违俗而”;以祭礼,理应支子不祭,祭则从宗子。陛下下诏大行冠礼,当是复兴古礼,以正礼制。善大焉。故臣认为,官府当以重行礼制,以约风
“不过礼制当循两方面,第一礼制俗化,二是礼制简化,繁不如简之易境也,泛不如切之契要也,骤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陛下。再窃以为欲安天下,在息盗贼不法,欲盗之息,在保良善,而欲民之善,存明礼制。礼制明,则人之节俭,节俭利无求,无求则廉耻立,而礼为之心生,奸盗为之原塞哉
安然还是儒家读书人的思想,将明礼看做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药。
徐茂诚却出言反驳了:“陛下,臣认为安大人前言谓之有礼,后言有失全善。臣曾在湖南衡阳府任职。曾遇到一件事。地方曾出现一不孝不悦之人,其乡遵循乡约,以行孝梯,出此事情,故而乡老遵乡约而行,不仅罪其子弟,还要归罪其父兄有失教,故而父兄受牵连。此后,乡间出逆子。父兄不敢相告于乡间,唯恐逆子未惩而父先得罪,是谓讲乡约而不孝不梯之人益多。”
李道君在一旁接言道:“陛下,诸位大人,臣补充几句。臣在苏州乌庄调研时曾遇到一件事,时值苏州大旱,地方减产,苏州协赞会决议,禁止游船、入酒楼等活动,以彰简省。然富家人避入僧舍,以敬佛为由,治食而宴,反倒是游船数百口人、酒楼上千口人为之失业,更显困顿。”
听到这里。刘浩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像这种事情,大明治下还生很多。不少官员还秉承旧的思维,认为其职在与教化百姓,引导向善,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就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大力干涉,其本意是好的,结果到后来却恰得其反,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叶宗茂默然一会接言道:“陛下,臣窃认为风俗能溺人,大抵之风俗能溺人。犹如醉者之酣于酒,睡者之酣于梦。君子当独醒独觉,而官府不仅要醒觉。还要醒人觉人。如民间奢侈渐行,有人独行,仍持俭朴,则乡民百姓可能会请让轻鄙,而这时官府当彰其行,以易风移
这得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刘浩然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李道君道:“这篇报告是你做出来的,你有什么想法?”
“回禀陛下。诸位大人。以臣之见,官府持守当在律法。故而官府当多倡法治,少涉民俗。换以其它手段加以引导。如地方灾情,确当以节俭为重。然富家有钱奢华。可任由其奢华,许多小民还能靠此获取衣食,维持生计。如那些富家吃得是海鲜野味,美酒佳肴,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东西换取的粮食能养活数百口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就算禁止富家吃这些东西。小民们就能填饱肚子了吗?不如就此不管,富家继续吃。酒楼游船得了厚利,伙计们有了薪水,国家得了税利,甚至涉及到卖海鲜野味的渣夫猎户也得了好处。
故而只要富家吃得是自己的钱,他想怎么吃都是他的事情。
,“臣曾观苏州吴县与襄阳南漳两地县衙,吴县富足无比。其县令协理却是极为轻松。南漳顿困,其县令协理却是繁烦操劳。何故?臣曾细察之,吴县县衙少有涉民之政,任百姓自谋其利,每年不过筹戈,水利工程几何,直道桥梁若干,学堂几所等等,届时再包给营造商户,监工而造。而南漳县衙,春季忧百姓耕种,夏季忧洪满。秋季忧收获。冬季忧寒冻,日日不得轻闲
“臣以为,百姓知道逐利而行,他们手里有地,怎么会不知道该如何种地?无粮则无食,多粮则家富,这点他们最是清楚。除谷麦之外。当种何物可盈利。只要官府告诉他们去年这些农作物的价钱,他们自当会根据自家的能力,土地的质地去考虑,
刘浩然不由抚掌赞道:“之明所言极是。官府之职,在于教化,在于引导。何为教化,即以身作则,其身遵法,则百姓遵法,其身有信。则百姓承信。其身廉正。则百姓俭朴。何须多言口舌?何为引导?以利引之,以利辅之二如工厂急需棉麻,官府当告知百姓,百姓自会种植,而官府不必以政令迫之,只需多修水利,以保农耕。多修道桥,以保输运。必要时可以地方之名。交涉商户,以法保民益
刘浩然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官府没有必要去处处指手画脚。只要把基本工作做好,水利修好了,百姓们耕种就会有保障,道路桥梁修好了。百姓们就能方便地把东西运出去,甚至有时候官府出名。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约束那些唯利是图的商户,以律法等各种形式保障百姓们的利益,这才是官府所要做的……陛下,臣明白了工官府当少涉民事。多行职责,以法约民徐茂诚略有所思道。
刘浩然点点头道:“是的,刚才之明在调查报告里说得很清楚,风俗有几个特点,一是上行下效。二是受当前的主流思想影响。上行下效,我们重法,百姓们也就知道律法的重要性;而如果主流思想是以合法的方法去追求财富,百姓自然也就会明白,什么才能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说到这里刘浩然感叹道:“我看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是在于破坏。”此言一出,众人不冉诧异?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律的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让天下人遵行,怎么说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在于破坏呢?
“前朝历代制定列的律法。但是却给了很多人律法上的特权,皇室权贵可以肆意违法而不受惩戒,刑可以不上士大夫,诸如此类。于是造成的结果是律法成了老百姓们胯子上的枷锁,成了权贵士大夫们的工具。最后人人追求权势。因为有了权势,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当他们有了权势之后。又喜欢去违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特权。从而显示他们与百姓大众不同的身份。于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就成了可以随意变更的玩物。上行下效,皇室士大夫如此,百姓们也知道律法是可以通人情的,于是他们不再遵循律法,转而追求人情。因为只要人情在,法律规则便可有可无。到最后,主流思想和风俗便变得低劣,以卑法规则去要求别人,自己却渴望凌驾或者是卑够脱离律法规则。于是,什么手段都是正常的,规则也便不成规则了。
没有了规则,便没有了基本公正,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正的社会里,你让百姓们怎么去遵循礼义廉耻?他们总要吃饭,希望获愕富足。但是在一个没有规则,基本公正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你让他们如何公正地去谋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大家只能用各种低劣的手段去谋取了,因此,守法遵礼之人成了笑柄,钻营之人成了楷模,风俗便变得俗不可耐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由陷入了沉思。
,“所以,整肃风俗关键不是明礼。明礼只是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只有正法纪。不是礼大于法。而是法大于礼。律法是人在世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对律法的有效补充。德主刑辅这一套是绝对不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我们不搞株连亲族。但是也不能容忍包庇和纵容犯法
刘浩然的这席话让众人不由为之震惊,自古以来,遵从孔圣人的儒学,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是以德为主。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遵德明礼,那么遵从律法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刘浩然却将法列在礼之上,这有点违背了孔圣之言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刘浩然的脾气。而且对于他这种论调,孔圣人是不会出来反对的,至于他的秉承者是不是敢反对?那还得看看,儒学不是还有一个传统吗,那就是“微穷理”。
在座的人结合刘浩然此前所言。已经明白了这位陛下的意思。前朝历代秉承德主刑辅,认为士大夫这些有德之人是不要遵守法律的。所以给予了他们特权。谁知道这些士大夫不是圣人,有了特权后便忘记了德,于是律法制度被尽数破坏。律法被破坏。规则也就随之荡然无存。没有规则,强者可以肆意争夺弱者的财富,将其变为奴役,于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到这时,天下大乱也不远了。
,“在我心目中,律法的无情却是它最大的情!律法如水火,它不认人,只是履行规则。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没有了。律法最大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了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百姓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做不的,那么自然会去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做该做的事情。那么风俗便会为之而变。所以说,易风移俗最重要的是网正律法。律法不是讲弹性,而是讲刚性,刚性才能体现出律法的威严。保证它的公正性
刘浩然说了一番长论之后。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在保证律法的刚正之后,官府再去明礼则风俗会为之一变。沈尚贤说得好,这世上君子少。小人多
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刘浩然的意思了,于是大家便就这个问题,又表了一番各自的意见。虽然安然还强调明礼,但是也知道尊法的意思。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陛下这不是重法轻儒吗?真要是照此执行,恐怕会引来众多非议。说不得一些儒生会以暴秦为例来反驳。不过上次历史大反思和大讨论。大明已经讨论出,暴秦之灭的确在于其法酷苛,而又不行于仁德。但是安然听了刘浩然今天这番话,又得出了
个的心一。那就是暴秦之法不是酷在其严。而是酷在其不公。…
总结了一番后。刘浩然转向李道君道:“之明,我看你这篇报告中还有提及了许多其它问题,都说说吧
,“是的陛下。先是东南人稠地少,就以乌庄为例,每户基本上都达不到大明每丁应授的田地,据臣统计,明历九年,乌庄每口授地仅为九亩,这还要包括种植棉麻桑等物的杂地。”
刘浩然不由皱眉,这得确是个大问题。大明是以田地亩数来收赋税的,田地少,人口相对多。则会造成“人均赋税不足”。只有人口和所占田地成合适的比例,才能保证最高的赋税。虽然这个时候大明以工商赋税为主、但是田赋的粮食如果年年下降,则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毕竟很多商品不能当饭吃。
,“臣认为,湖广的多人少。而且这里富庶不让东南。以灌子滩村为例,虽然山多。但是依然可以达到每口二十一亩地。臣从襄阳到长沙,现汉江、洞庭湖、湘江、沉江等地区依然有大片的荒地。”
李道君的意思刘浩然明白了,那就是大力向湖广移民。刘浩然手里也有相应的数据。大江南北人口与田地比例非常不均匀,江北诸省,两河河南、河北人口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在江南,福建、两广、安徽人口密度适中,江苏、淅江人口密度最大,而湖广人口最稀。
所以刘浩然与内阁几经商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刮中,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就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多的就大肆向人其密度稀的地区迁移。江北,东北是一个迁移重点,陕西、甘肃由于水土保持的国策,将不会有太多的举动;而在江南,以江淅之民填湖广将是未来数年的重点。
而这种迁移的手段一是他乡授地,二是军队屯居。他乡授地就不用说了,军队屯居则是大明常备、守备军都是异地服役,退伍之后一般都鼓励在驻地退伍居住。或者是指定优惠政策地区鼓励前往他地居住。其他迁居的形式有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妾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辑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谭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淅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走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毛菲皮的事情都要拿来合议。你们好好讨论一下,各省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让内阁完善刘浩然思量了一会说道,
“任何东西都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做的就是挥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短
再细细讨论了其它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一天,刘浩然分别找安然、叶崇敬、徐茂诚个别谈话,然后各自回任。第三日,刘浩然一行便启程向江西而去。
书友们,请记得投票呀!!!老曾在此拜托了!读!
众人互视一眼,都没有说话。这里面牵涉到新政问题,而新政是刘浩然一手制定出来的。他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见酝酿成合适的字词。
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刘浩然笑了笑开口道:“那我先来说几句,先这篇报告写的非常好,除了详尽、分析有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正。无论坏或好,只要现了问题都列出来了。我以前就说过,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例如这份报告中的乌庄。经济展了。百姓们生活提高了,但是社会风俗却低劣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说到这里,刘浩然看了一眼众人继续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风俗的重要性。大明法律虽然繁多,但是不可能时时玄刻处处管着每一个百姓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社会道德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社会道德是什么?就是风俗!”
“风俗,人心之所向,人心一趋,便成了风俗。孟圣曾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而今我大行新政,读书人秉承的学术为之一变。而学术变了则心术随变,当人们的心术为之一变时,世道风俗也随之而变
“新政行之有十数年。已见大效,但是也露其弊端,可见其说还不圆满,大家说说各自的想法,也好为之完善。”
听到刘浩然将调子安下来了,大家便开始言了。
“陛下,风俗为礼制之表体,而礼制乃道之器。然大明风俗秉承前宋之习,已经尽数俗化。如冠礼,而今民间,早已少行此礼;如嫁娶。民间以论财为重,此为夷蛮之道,然后百姓乐津于此,贤者也不能幸免,故而只能曰之“故俗而已”;如葬礼,按古礼当不应佛事,不设乐部,而今就是读书之家,也不能免幸,曰之,吾未能违俗而”;以祭礼,理应支子不祭,祭则从宗子。陛下下诏大行冠礼,当是复兴古礼,以正礼制。善大焉。故臣认为,官府当以重行礼制,以约风
“不过礼制当循两方面,第一礼制俗化,二是礼制简化,繁不如简之易境也,泛不如切之契要也,骤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陛下。再窃以为欲安天下,在息盗贼不法,欲盗之息,在保良善,而欲民之善,存明礼制。礼制明,则人之节俭,节俭利无求,无求则廉耻立,而礼为之心生,奸盗为之原塞哉
安然还是儒家读书人的思想,将明礼看做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药。
徐茂诚却出言反驳了:“陛下,臣认为安大人前言谓之有礼,后言有失全善。臣曾在湖南衡阳府任职。曾遇到一件事。地方曾出现一不孝不悦之人,其乡遵循乡约,以行孝梯,出此事情,故而乡老遵乡约而行,不仅罪其子弟,还要归罪其父兄有失教,故而父兄受牵连。此后,乡间出逆子。父兄不敢相告于乡间,唯恐逆子未惩而父先得罪,是谓讲乡约而不孝不梯之人益多。”
李道君在一旁接言道:“陛下,诸位大人,臣补充几句。臣在苏州乌庄调研时曾遇到一件事,时值苏州大旱,地方减产,苏州协赞会决议,禁止游船、入酒楼等活动,以彰简省。然富家人避入僧舍,以敬佛为由,治食而宴,反倒是游船数百口人、酒楼上千口人为之失业,更显困顿。”
听到这里。刘浩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像这种事情,大明治下还生很多。不少官员还秉承旧的思维,认为其职在与教化百姓,引导向善,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就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大力干涉,其本意是好的,结果到后来却恰得其反,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叶宗茂默然一会接言道:“陛下,臣窃认为风俗能溺人,大抵之风俗能溺人。犹如醉者之酣于酒,睡者之酣于梦。君子当独醒独觉,而官府不仅要醒觉。还要醒人觉人。如民间奢侈渐行,有人独行,仍持俭朴,则乡民百姓可能会请让轻鄙,而这时官府当彰其行,以易风移
这得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刘浩然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李道君道:“这篇报告是你做出来的,你有什么想法?”
“回禀陛下。诸位大人。以臣之见,官府持守当在律法。故而官府当多倡法治,少涉民俗。换以其它手段加以引导。如地方灾情,确当以节俭为重。然富家有钱奢华。可任由其奢华,许多小民还能靠此获取衣食,维持生计。如那些富家吃得是海鲜野味,美酒佳肴,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东西换取的粮食能养活数百口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就算禁止富家吃这些东西。小民们就能填饱肚子了吗?不如就此不管,富家继续吃。酒楼游船得了厚利,伙计们有了薪水,国家得了税利,甚至涉及到卖海鲜野味的渣夫猎户也得了好处。
故而只要富家吃得是自己的钱,他想怎么吃都是他的事情。
,“臣曾观苏州吴县与襄阳南漳两地县衙,吴县富足无比。其县令协理却是极为轻松。南漳顿困,其县令协理却是繁烦操劳。何故?臣曾细察之,吴县县衙少有涉民之政,任百姓自谋其利,每年不过筹戈,水利工程几何,直道桥梁若干,学堂几所等等,届时再包给营造商户,监工而造。而南漳县衙,春季忧百姓耕种,夏季忧洪满。秋季忧收获。冬季忧寒冻,日日不得轻闲
“臣以为,百姓知道逐利而行,他们手里有地,怎么会不知道该如何种地?无粮则无食,多粮则家富,这点他们最是清楚。除谷麦之外。当种何物可盈利。只要官府告诉他们去年这些农作物的价钱,他们自当会根据自家的能力,土地的质地去考虑,
刘浩然不由抚掌赞道:“之明所言极是。官府之职,在于教化,在于引导。何为教化,即以身作则,其身遵法,则百姓遵法,其身有信。则百姓承信。其身廉正。则百姓俭朴。何须多言口舌?何为引导?以利引之,以利辅之二如工厂急需棉麻,官府当告知百姓,百姓自会种植,而官府不必以政令迫之,只需多修水利,以保农耕。多修道桥,以保输运。必要时可以地方之名。交涉商户,以法保民益
刘浩然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官府没有必要去处处指手画脚。只要把基本工作做好,水利修好了,百姓们耕种就会有保障,道路桥梁修好了。百姓们就能方便地把东西运出去,甚至有时候官府出名。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约束那些唯利是图的商户,以律法等各种形式保障百姓们的利益,这才是官府所要做的……陛下,臣明白了工官府当少涉民事。多行职责,以法约民徐茂诚略有所思道。
刘浩然点点头道:“是的,刚才之明在调查报告里说得很清楚,风俗有几个特点,一是上行下效。二是受当前的主流思想影响。上行下效,我们重法,百姓们也就知道律法的重要性;而如果主流思想是以合法的方法去追求财富,百姓自然也就会明白,什么才能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说到这里刘浩然感叹道:“我看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是在于破坏。”此言一出,众人不冉诧异?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律的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让天下人遵行,怎么说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在于破坏呢?
“前朝历代制定列的律法。但是却给了很多人律法上的特权,皇室权贵可以肆意违法而不受惩戒,刑可以不上士大夫,诸如此类。于是造成的结果是律法成了老百姓们胯子上的枷锁,成了权贵士大夫们的工具。最后人人追求权势。因为有了权势,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当他们有了权势之后。又喜欢去违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特权。从而显示他们与百姓大众不同的身份。于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就成了可以随意变更的玩物。上行下效,皇室士大夫如此,百姓们也知道律法是可以通人情的,于是他们不再遵循律法,转而追求人情。因为只要人情在,法律规则便可有可无。到最后,主流思想和风俗便变得低劣,以卑法规则去要求别人,自己却渴望凌驾或者是卑够脱离律法规则。于是,什么手段都是正常的,规则也便不成规则了。
没有了规则,便没有了基本公正,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正的社会里,你让百姓们怎么去遵循礼义廉耻?他们总要吃饭,希望获愕富足。但是在一个没有规则,基本公正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你让他们如何公正地去谋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大家只能用各种低劣的手段去谋取了,因此,守法遵礼之人成了笑柄,钻营之人成了楷模,风俗便变得俗不可耐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由陷入了沉思。
,“所以,整肃风俗关键不是明礼。明礼只是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只有正法纪。不是礼大于法。而是法大于礼。律法是人在世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对律法的有效补充。德主刑辅这一套是绝对不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我们不搞株连亲族。但是也不能容忍包庇和纵容犯法
刘浩然的这席话让众人不由为之震惊,自古以来,遵从孔圣人的儒学,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是以德为主。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遵德明礼,那么遵从律法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刘浩然却将法列在礼之上,这有点违背了孔圣之言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刘浩然的脾气。而且对于他这种论调,孔圣人是不会出来反对的,至于他的秉承者是不是敢反对?那还得看看,儒学不是还有一个传统吗,那就是“微穷理”。
在座的人结合刘浩然此前所言。已经明白了这位陛下的意思。前朝历代秉承德主刑辅,认为士大夫这些有德之人是不要遵守法律的。所以给予了他们特权。谁知道这些士大夫不是圣人,有了特权后便忘记了德,于是律法制度被尽数破坏。律法被破坏。规则也就随之荡然无存。没有规则,强者可以肆意争夺弱者的财富,将其变为奴役,于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到这时,天下大乱也不远了。
,“在我心目中,律法的无情却是它最大的情!律法如水火,它不认人,只是履行规则。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没有了。律法最大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了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百姓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做不的,那么自然会去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做该做的事情。那么风俗便会为之而变。所以说,易风移俗最重要的是网正律法。律法不是讲弹性,而是讲刚性,刚性才能体现出律法的威严。保证它的公正性
刘浩然说了一番长论之后。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在保证律法的刚正之后,官府再去明礼则风俗会为之一变。沈尚贤说得好,这世上君子少。小人多
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刘浩然的意思了,于是大家便就这个问题,又表了一番各自的意见。虽然安然还强调明礼,但是也知道尊法的意思。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陛下这不是重法轻儒吗?真要是照此执行,恐怕会引来众多非议。说不得一些儒生会以暴秦为例来反驳。不过上次历史大反思和大讨论。大明已经讨论出,暴秦之灭的确在于其法酷苛,而又不行于仁德。但是安然听了刘浩然今天这番话,又得出了
个的心一。那就是暴秦之法不是酷在其严。而是酷在其不公。…
总结了一番后。刘浩然转向李道君道:“之明,我看你这篇报告中还有提及了许多其它问题,都说说吧
,“是的陛下。先是东南人稠地少,就以乌庄为例,每户基本上都达不到大明每丁应授的田地,据臣统计,明历九年,乌庄每口授地仅为九亩,这还要包括种植棉麻桑等物的杂地。”
刘浩然不由皱眉,这得确是个大问题。大明是以田地亩数来收赋税的,田地少,人口相对多。则会造成“人均赋税不足”。只有人口和所占田地成合适的比例,才能保证最高的赋税。虽然这个时候大明以工商赋税为主、但是田赋的粮食如果年年下降,则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毕竟很多商品不能当饭吃。
,“臣认为,湖广的多人少。而且这里富庶不让东南。以灌子滩村为例,虽然山多。但是依然可以达到每口二十一亩地。臣从襄阳到长沙,现汉江、洞庭湖、湘江、沉江等地区依然有大片的荒地。”
李道君的意思刘浩然明白了,那就是大力向湖广移民。刘浩然手里也有相应的数据。大江南北人口与田地比例非常不均匀,江北诸省,两河河南、河北人口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在江南,福建、两广、安徽人口密度适中,江苏、淅江人口密度最大,而湖广人口最稀。
所以刘浩然与内阁几经商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刮中,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就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多的就大肆向人其密度稀的地区迁移。江北,东北是一个迁移重点,陕西、甘肃由于水土保持的国策,将不会有太多的举动;而在江南,以江淅之民填湖广将是未来数年的重点。
而这种迁移的手段一是他乡授地,二是军队屯居。他乡授地就不用说了,军队屯居则是大明常备、守备军都是异地服役,退伍之后一般都鼓励在驻地退伍居住。或者是指定优惠政策地区鼓励前往他地居住。其他迁居的形式有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妾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辑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谭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淅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走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毛菲皮的事情都要拿来合议。你们好好讨论一下,各省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让内阁完善刘浩然思量了一会说道,
“任何东西都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做的就是挥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短
再细细讨论了其它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一天,刘浩然分别找安然、叶崇敬、徐茂诚个别谈话,然后各自回任。第三日,刘浩然一行便启程向江西而去。
书友们,请记得投票呀!!!老曾在此拜托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