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部趋于平稳，但从整个大汉而言，却不能简单地用“天下无事”来形容，偌大的一个帝国，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淡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而根据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
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贬为庶民，这可是宗室子弟，刘崇的儿子，刘皇帝的堂兄弟。当然，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说事发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乱众聚集，影响扩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乱，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
当然，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也说不清楚，就算传到朝廷，引起重视，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王侁要想辩解，也有的是话说，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
而事实上，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忽然发现，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争取利益的办法，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
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谓风云激荡了。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个巨大的变故。
通过几年的休养，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再度向东扩张，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
当然，于契丹而言，乃蛮人的侵扰，也只是疥癣之疾，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谁来继承契丹主位。
对于这个问题，刘皇帝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同萧思温等臣讨论过，按照他们的猜测，越王耶律必摄的机会最大。
但漠北局势的发展，一部分按照大汉君臣的推测在发展，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乎其预料。越王耶律必摄，在按捺多年，在亲眼见证了耶律贤率领下大辽王朝的崩溃与衰落，终于决定亲自肩负起契丹复兴的民族大业。
就在耶律贤的灵柩前，耶律必摄召集契丹的宗室及贵族大臣，亮明旗帜，要夺回太宗耶律德光一脉的正朔权位。
当耶律必摄选择冲击契丹主位时，多年的积累起了效果，他取得了不少契丹贵族的支持，呼声很高，几乎群情拥戴。
这其中，既然有积攒的对耶律贤这衰落之主的不满，也因为国需长君的现实考虑，于契丹而言，这一点更重要，没有人会去服从一个几岁的娃娃。
按照正常的情况，耶律必摄上位的可能是很大的，但事情最终的结果，偏偏不按照正常规律发展。
有人支持，自然也有人反对，结果偏偏是少数人战胜了多数人，因为少数人手里掌握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军权。
以耶律贤适、韩德让、耶律休哥为首的耶律贤心腹臣子，联合在了一起，力推耶律贤之子耶律隆绪继位，坚决维护耶律贤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契丹的长治久安着想。
两股势力，在契丹殿帐展开了为期十日的明争暗斗，最终还是动了刀兵，逐渐步入个人能力巅峰的耶律休哥成为了耶律隆绪继位的擎天保驾大臣。
曾经耶律必设因为软弱，为了顾全大局，不愿契丹内乱，而主动放弃与耶律贤相争。但这一回，他下定了决心，甚至组织起了一股贵族联军，但结果被耶律休哥轻松击败，而耶律必摄也被耶律贤的近臣女里斩下了脑袋。
至于汉骑的北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曹光实是个狠人，胆子也足，从临潢府出发，真正率领麾下几千铁骑，直接兵临斡难河流域，威胁漠北契丹统治中枢。
从收到耶律贤的死讯，到传令进军，再到兵进漠北，这其中需要的时间实在不短，等曹光实陈兵斡难河时，契丹那边的局势已经尘埃落定。
哪怕经过了一场内乱，面对汉军之侵袭，耶律休哥仍旧率领皮室精锐，主动接战。双方上万骑兵，厮杀一场，曹光实力敌两倍的契丹军，最终不支而走，在被追击的过程中损兵近半。
至于由康保裔率领的另外一支汉骑则有些倒霉，因为迷失道路，在高原上转悠了一圈，退回汉境，甚至造成了上百人的非战损亡。当然，能够全师而返，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汉军无功而返时，也就代表着漠北契丹再次度过一场危机，当然，也是大汉没有尽力的缘故。即便如此，在北进的过程中，深谙“三光”的曹光实，仍旧给漠北契丹部族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说来契丹也是凄凉，当年与大汉交锋，动辄能够征发十几二十万的军队，如今，上万人的交战，已经属于大规模战斗了。
而稳定下来的漠北契丹，其主要权力，也集中在耶律贤适、韩德让以及耶律休哥手中，两个契丹宗室，夹杂着一个汉臣，构成了契丹的新权力中心。
得到消息的刘皇帝，甚至不禁好奇，韩德让怎么能得到契丹人的认可，让这么个汉臣占据高位。毕竟，当契丹北迁后，原本南北二府分治的二元统治基础已经被破坏了，这样的情况下，汉臣在契丹的地位可想而知，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汉臣汉人追随北迁的契丹。
几经思量，刘皇帝能够想到的解释，也就一点了，韩德让，乃至整个韩氏家族，都只是披着汉人皮囊的契丹人罢了。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淡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而根据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
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贬为庶民，这可是宗室子弟，刘崇的儿子，刘皇帝的堂兄弟。当然，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说事发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乱众聚集，影响扩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乱，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
当然，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也说不清楚，就算传到朝廷，引起重视，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王侁要想辩解，也有的是话说，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
而事实上，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忽然发现，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争取利益的办法，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
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谓风云激荡了。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个巨大的变故。
通过几年的休养，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再度向东扩张，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
当然，于契丹而言，乃蛮人的侵扰，也只是疥癣之疾，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谁来继承契丹主位。
对于这个问题，刘皇帝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同萧思温等臣讨论过，按照他们的猜测，越王耶律必摄的机会最大。
但漠北局势的发展，一部分按照大汉君臣的推测在发展，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乎其预料。越王耶律必摄，在按捺多年，在亲眼见证了耶律贤率领下大辽王朝的崩溃与衰落，终于决定亲自肩负起契丹复兴的民族大业。
就在耶律贤的灵柩前，耶律必摄召集契丹的宗室及贵族大臣，亮明旗帜，要夺回太宗耶律德光一脉的正朔权位。
当耶律必摄选择冲击契丹主位时，多年的积累起了效果，他取得了不少契丹贵族的支持，呼声很高，几乎群情拥戴。
这其中，既然有积攒的对耶律贤这衰落之主的不满，也因为国需长君的现实考虑，于契丹而言，这一点更重要，没有人会去服从一个几岁的娃娃。
按照正常的情况，耶律必摄上位的可能是很大的，但事情最终的结果，偏偏不按照正常规律发展。
有人支持，自然也有人反对，结果偏偏是少数人战胜了多数人，因为少数人手里掌握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军权。
以耶律贤适、韩德让、耶律休哥为首的耶律贤心腹臣子，联合在了一起，力推耶律贤之子耶律隆绪继位，坚决维护耶律贤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契丹的长治久安着想。
两股势力，在契丹殿帐展开了为期十日的明争暗斗，最终还是动了刀兵，逐渐步入个人能力巅峰的耶律休哥成为了耶律隆绪继位的擎天保驾大臣。
曾经耶律必设因为软弱，为了顾全大局，不愿契丹内乱，而主动放弃与耶律贤相争。但这一回，他下定了决心，甚至组织起了一股贵族联军，但结果被耶律休哥轻松击败，而耶律必摄也被耶律贤的近臣女里斩下了脑袋。
至于汉骑的北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曹光实是个狠人，胆子也足，从临潢府出发，真正率领麾下几千铁骑，直接兵临斡难河流域，威胁漠北契丹统治中枢。
从收到耶律贤的死讯，到传令进军，再到兵进漠北，这其中需要的时间实在不短，等曹光实陈兵斡难河时，契丹那边的局势已经尘埃落定。
哪怕经过了一场内乱，面对汉军之侵袭，耶律休哥仍旧率领皮室精锐，主动接战。双方上万骑兵，厮杀一场，曹光实力敌两倍的契丹军，最终不支而走，在被追击的过程中损兵近半。
至于由康保裔率领的另外一支汉骑则有些倒霉，因为迷失道路，在高原上转悠了一圈，退回汉境，甚至造成了上百人的非战损亡。当然，能够全师而返，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汉军无功而返时，也就代表着漠北契丹再次度过一场危机，当然，也是大汉没有尽力的缘故。即便如此，在北进的过程中，深谙“三光”的曹光实，仍旧给漠北契丹部族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说来契丹也是凄凉，当年与大汉交锋，动辄能够征发十几二十万的军队，如今，上万人的交战，已经属于大规模战斗了。
而稳定下来的漠北契丹，其主要权力，也集中在耶律贤适、韩德让以及耶律休哥手中，两个契丹宗室，夹杂着一个汉臣，构成了契丹的新权力中心。
得到消息的刘皇帝，甚至不禁好奇，韩德让怎么能得到契丹人的认可，让这么个汉臣占据高位。毕竟，当契丹北迁后，原本南北二府分治的二元统治基础已经被破坏了，这样的情况下，汉臣在契丹的地位可想而知，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汉臣汉人追随北迁的契丹。
几经思量，刘皇帝能够想到的解释，也就一点了，韩德让，乃至整个韩氏家族，都只是披着汉人皮囊的契丹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