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侵华日军为了抽调部分关东军支援关内作战，扩大战场以实现其吞并东南亚的野心，又一次大规模的征兵。凡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周岁的男性均被列入征兵对象，如有拒绝和脱逃者一律按反满抗日罪论处。
那一阵子，家有适龄青年的人家可都毛鸭子啦。虽然村公所的人说这次招的全是“青年义勇军”，是满洲国政府的正规军队，是咱东北人自己的队伍，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所谓“青年义勇军”早已成为日本鬼子的帮凶。
在那苦难的年代，东北的老百姓家家都有一本亡国奴的血泪帐，有谁愿意为日本鬼子去卖命呢？于是，有钱的人家买通政府，以其他理由免征，或出钱雇人冒名顶替。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是听天由命。
那年，我只有十七周岁，按当时的规定是不够年龄的，可是当时的村长“关大炮”为了把张保长的孙子“三斜楞”的弟弟替换下来，把他的年龄改成十七周岁，而把我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周岁。
为这事阿玛先到村公所问“关大炮”，他说：“这规定今天改了。”
阿玛又到镇里问镇长，镇长说：“现在的年青人少，所以征兵的年龄提前了一年。”
没有办法，我只好到镇里去体检。
年青的时候，我的身子骨长得挺单薄，但是没啥病。再说那时候的体检也就是走走形式，只要你不是眼瞎耳聋和拐子就可以了。于是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青年被征入伍。
在入伍的那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心口堵得特别难受，眼泪也总在眼窝转。
屯里的人都来到咱家，阿玛劝我说：“老二，去吧，不去咋整？这个家你也瞅着了，根本没有钱找人替你。”
“这个兵我真不想当，一想到李二哥的挨打，干妈的惨死，‘老黑沟’那死在鬼子枪下的一千多名乡亲，我这心就特别难受。你说我再当这个国兵，替日本人打仗，这心能受得了吗？”
“老二呀，碰上这个年头有啥办法，你不去咋整？”大伙劝道。
“我想跑，到东山里找我三哥去。”
阿玛急眼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咋能这么想呢？你要是一跑，不但坑了咱家，也坑了全屯的人，你没听村长说的话吗？”
“阿玛，我知道，这是杀头的罪！”
“孩子，知道就好，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打心眼里不愿当这个兵。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咱总不能让全屯的人陪咱家掉脑袋吧！”
大伙也都说：“没办法呀，孩子，家里你放心，我们大家照看着。”
我一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抹亮我就起来了，把水缸挑满，又劈了一堆柴火。
额娘拉着我的手说：“老二呀，你这回离开了爹娘，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咱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可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更不能帮日本人杀咱自己的人哪！”
“额娘你放心，我也不是小孩了，咋回事我知道。”
“知道就好，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额娘对你放心。”
走的时候，全屯的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西岗。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人走得快没影啦，回头一瞅，屯的人还没有散去。
我们到了溪浪河镇后，随其他的入伍青年经县城到了吉林市，然后坐军用车专列到了奉天（即沈阳），又坐汽车到了新兵训练所。
那时候奉天的新兵训练所，就在过去张作霖部队的老营房——北大营。
“北大营”那时候一抹是青砖青瓦的长堂房，每堂房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分布着士兵的宿舍。每间宿舍里两铺大火炕，住着二十余名士兵。房子外的四围是两丈余高的大青砖墙，上面拉满了电网。每隔五十米一个炮楼，上面站着日本兵，端着枪凶神恶煞般地注视着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一进新兵训练所的大门，就给人一种进了监狱的感觉，心里头毛的学的（毛骨悚然）。
那时候，日本人为了把“青年义勇军”训练成他们的帮凶，全部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青年义勇军”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满洲国政府军，老百姓们管他们叫“国兵”。
到了新兵训练所后，当天下午就开始登记、换军装和分配兵种。登记的时候，一个日本少佐看到我的登记表上填着文化程度是“四年小学”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文化有，大大的好。中国的老百姓，愚昧的，书的不念，出息的没有！你的汽车的干活。”主管分配的两个日本兵听他这么一说，就把我分配到汽车中队。我的两个同乡因为没有文化则被分配到步兵大队。
在满洲国国兵部队里，技术兵种和步兵大队在待遇上有一定区别。步兵大队的伙食，除了逢年过节外，几乎全是高粱米饭，菜也是没油拉水的。而我们汽车兵中队每月都能吃上几顿细粮，有时菜里还有点荤腥。我的两个老乡眼馋说：“还是念过书的好啊，我们要是念上几天书，不也当上了汽车兵？
奉天城里的新兵训练所，实际上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教官拿中国士兵根本不当人看待。我所在的汽车中队有五名教官，一个比一个邪乎。其中有两个最不是东西，这两人一个叫川岛四郎，长得粗古囵墩，满脸横肉，一对三角眼睛，闪着狡猾的凶光，总往中国士兵的身上瞄，挑你的毛病；另一个叫渡边，长着细高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长瓜脸、大眼睛，鼻子下留着一撮“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实际上心狠手辣坏点子最多。这俩家伙天天提着竹剑，新兵们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新兵训练的第一个项目是学日语。日本教官说：“满洲国是大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的人将来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满洲国的部队将来都是皇军部队，因此，部队上的士兵必须学会日语。”日本教官规定，新兵在入伍一个礼拜后，必须学会简单的日语对话，在军营内不准讲中国话。这一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的新兵了。
有一个姓杜的新兵，家是榆树县大坡镇的人，入伍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家中七十多岁的母亲有病没钱医治，他顶替了本村一个姓刘的大户人家的孩子来当兵。学日语对他这个一天书没念过的半大老爷们来讲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他的打真没少挨，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晚间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在梦中还疼得直哼哼。
我看他被日本教官打得怪可怜的样子，就告诉他：“学日本话不能死记硬背，你用咱们话仿音，学得就能快一点。比如，日本人把吃叫‘咪西’，咱们的米就是干的，这回你把他反过来，把米记成是稀的就可以了。”
他说：“我这个人哪就是笨，到现在我连一句都没学会，刚刚背会点，一到教官跟前叫他们一喝呼啥都忘了。细想起来挨打也应该，谁叫咱这么笨来的？”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官提问他：“杜的，你的说吃的怎么讲？”
他站起来后，憋得脖粗脸红想不起来，我在他后边小声说“稀”，他忽然想了起来，说“稀咪”。
日本教官气得哭笑不得：“杜的，你的猪一样！”
当天下午就把他调到了步兵大队。
中队里还有一个新兵是蛟河县人，说话有点结巴。有一次川岛问他“准备好了吗”，要他用日语问答。他呜噜半天也说不明白，越着急越结巴，被川岛左右开弓一通大嘴巴打得鼻口窜血，还关了三天的禁闭，原因是川岛打他的时候躲了一下。
日本教官打人的时候有个规矩，打你的时候不许躲，越躲越揍。他们说：“大日本的军队武士道精神，死的不怕，挨打的更是不怕。怕打的胆小鬼的干活，军人的不是！”日本教官最恨胆小鬼的人，一旦他对你有了这种印象那你就倒了大霉。就是这个“结巴”，解除了禁闭后，每天宿舍的卫生和厕所的打扫都由他来干，而且干不好又得挨打。
在国兵的队伍里，打人那是家常便饭。日本人打中国人，当官的打士兵，老兵打新兵。新兵不光挨打，有时到街里也可以打警察。这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时间长了也就不足为怪。
日本教官训练中国士兵没有别的办法，张嘴就是“中国人猪的一样，八格牙路”，闭嘴就是打嘴巴子。有时嫌自己的手痛，就改用竹剑抽。
开始时，我一连挨了三次打。
第一次是因为绑腿的腿花打错了。进新兵训练所的第一天，日本教官就宣布清早起床在10分钟内，要完成着装、叠被、洗脸、刷牙等一整套程序，而且被要叠得四棱四角，鞋带和绑腿要打得规规整整，绑腿的结必须上下成一条线。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一响，宿舍里就乱了套。新兵们不是鞋穿差了，就是衣服穿错了。我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没出什么差错基本就把这套程序做完了。出屋哨一响，我第一个跑出了屋门。门口站着川岛和渡边，这两个人每人拿着一把竹剑，像庙门里的哼哈二将一样，挨个检查新兵们的着装。
那天早上，我以为自己穿的挺利索，胸有成竹地跑到了门口。他们俩别的倒没说什么，川岛用手中的竹剑一指我的绑腿，我低头一瞅，心“咯噔”一下，只见小腿上的绑腿打得七扭八歪，结花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渡边不容分说抡起竹剑照我的肩膀“啪啪”就是两下，打得我肩膀火烧火燎地痛。
其他的人情况还不如我，有的衣服穿得歪歪扭扭，扣子都扣差了，有的绑腿子和鞋带当啷挺老长；还有的连帽子都忘戴了。再往屋里一瞅，这宿舍造得乱七八糟，被呼叠到一半就扔在炕上，脸盆、牙具扔得哪都是，把川岛和渡边气得脸都变了色。出来一个打一个，把他俩累得满脸都是汗。
后来全队集合，分成两行面对面地站着。川岛说：“你们的猪的一样，打起仗来这个样子统统死拉死拉的，为了叫你们增加度，现在开始互相‘三宾’（打嘴巴子）的给。”在他的口令下，士兵们相互开始扇开耳光子，渡边拿着竹剑在后边视察，谁的手打在对方的脸上没有声，就要挨上一两竹剑。这一下可乱了套，我打你挺狠，你打我更重，整个操场上只听一通“劈里啪嚓”打嘴巴子的响声。站岗的日本哨兵在岗楼子上直拍手叫好，结果大家全都是鼻青脸肿。回到宿舍后，互相埋怨开了，你说我使劲大，他说你不该用那么大的力。
第二次挨打是在吃饭的时候。训练所的新兵开饭时间只有五分钟，那时候新兵们全是高粱米干饭，豆腐或白菜、萝卜汤，而且全都是刚出锅，滚烫滚烫的。当我们列队走进食堂后，站在大条桌子两旁，先向满洲国的皇帝画像敬礼，然后坐在凳子上。待饭菜端上来以后，开饭哨一响，大伙就稀里呼隆地抢着盛饭盛菜，然后开始吃饭，那滚烫的饭菜，小口吃都烫嘴，汤根本就喝不进。但没吃几口哨声响了，大伙都得起立列队走出食堂。我在哨音响了以后又喝了一口汤，结果在出屋的时候又挨了几竹剑。天长日久，这嘴也练出来了，不管怎么热的饭菜，在五分钟以内我都能吃饱。
第三次挨打，是因为我的风纪扣没扣。那天也该我倒霉，起床的哨音响了以后，我穿上衣服扣完风纪扣后，心想这玩艺结实不结实，用手一拉。没想到一下子把风纪扣的母扣扯掉了，宿舍里又没有针线，只好胆突突地走到门口。
门口的渡边一看我的风纪扣没扣，用手一指我的脖领子，骂了句“八格牙鲁”，抬手就是一竹剑正打在我的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往后一咧歪。后边的川岛照我的后脖颈子又是一竹剑，这两个家伙一前一后打得我浑身上下没个好地方。
这几天挨了三通打，气得我晚上趴在被窝里好通哭，心想这日本人真不是东西，只要有机会我非跑了不可，这兵可真不是人当的！
在新兵训练所挨打受骂还是小事，最叫人不能容忍的是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什么叫武士道精神，说白了就是能吃苦、不怕死的精神。为了培养国兵们的这种精神，在训练场上布满了泥坑和铁丝网。每次训练回来都造得埋里咕汰（脏）。
日本教官讲：“一个真正的武士在战刀劈到你的面前时，眼皮都不动。”
训练的时候，新兵们并排在大墙边，日本士兵端着刺刀往你身上一捅，当然倒不真的捅在你的身上，但是有时失手也有人受伤。面对日本鬼子呲牙咧嘴的凶残样，看着那雪亮的刺刀奔你心口窝来，同时日本教官为了增加实战感，不时抓来一些中国人，说是反满抗日份子，那刺刀可不是假捅而是真攘。随着一声声的惨叫，这些人的肠子流了一地。新兵们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不属于被杀的行列，因此当刺刀朝自己刺来时吓得不少人瘫坐在地上，结果又是挨一顿暴打。
在这方面我倒没受到什么惊吓，因为我随师傅练功夫的时候，就有刀到眼前不眨眼的练法，日本教官说我“你的武士道精神大大的好”。我心想你们那武士道精神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三个日本武士照样让我师傅打得跪地求饶。
我跟师傅学的功夫，在新兵训练所里帮我对付日本教官时出了不少恶气。后来一到考核“柔道”的时候，教日本“柔道”的教官不敢和我交手，在我的成绩栏直接填上
日本柔道也叫“柔术”，是日本的国宝，它和中华武术一样也是强身健体的一种功夫。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它强化在军队上，成了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工具，日本“柔术”也成了国兵的必修课。
有一次，大队总教练来中队考核日本“柔道”的进展，当时由渡边担任“考核”。渡边心狠手辣，摔中国士兵毫不客气，本来在摔倒的时候，你只需要带他一把，就可减少他的着地面，少受点伤。而他却像在战场上一样往死里摔你，很多士兵都被他摔得落下了残废，我早就对他憋足了劲。
日本教官有个邪门，就是在练摔跤的时候，他要是把你摔倒了还要拳打脚踢揍你一顿；你要是把他摔倒了，哪怕是摔得鼻青脸肿，他爬起来后还要夸你“摇西”。因此和日本人对练时，你只管放大胆往死里摔他，不管摔到了什么程度，保准没事。
川岛一直是我的教练，这一次大队来考核时他留了心眼，叫渡边来担任考官。渡边细林高挑的正是大背的好材料，我俩一搭手渡边就小声说：“王桑，你的功夫不错，我的考考你。”
我心想你小子不用先用话敲打我，对谁都能手下留情对你我是不带客气的，今天我非叫你知道挨摔的滋味不可。于是我运足了气，瞅准了空档，在他一推我的时候，我顺手一带，转体一靠，**正顶在他的小腹上。然后一个侧身转体，把他扔出一丈开外。只听他“呀”的一声，迎面朝天摔倒在地，嘴里喷出了一口鲜血，当时就翻白了眼。
在场的中国士兵都鼓起掌，我以为这一下子不把他摔死也得瘫巴了。没想到过了一会他挣扎着爬了起来，一边用袖头抹着嘴角上的血，一边伸出大拇指夸我“摇西——摇西”，川岛在一边瞅着我抿嘴直乐。
台上的一个日本少佐教练来了兴致，走下台问我：“你的学的顶好，刺刀的干活怎么样？”
川岛在一边说：“他们的刚练，恐怕不行。”
“既然太君瞧得起我，我就试试吧！”
川岛目瞪口呆地瞅着我。我心想拼刺刀，别看我刚学，小日本子的刺枪术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回我叫你们见识见识中国人的功夫，省得你们老瞧不起我们。
少佐教练听我这么一说，用手一指旁边的一个日本兵，用日语说道：“陪他练一练。”
这小子嘴角一撇，转身从台上拿下了两把木枪，扔给了我一支。我俩站好后，川岛一挥手说“开始”。这小子端着木枪“呀”地一声直朝我胸口刺来。
日本鬼子的刺枪术以“快猛狠”著称，但是缺少随机应变的技巧。
就在这个鬼子的木枪眼看就要刺到我的胸口时，我用手中的木枪往旁一拨，然后往边一闪，枪头一低就势向鬼子的小腹刺去。只听“扑”地一声正中他的小腹，把他刺得一哆嗦，愣巴愣眼地瞅着我。旁边一个大个的鬼子兵一见，抢过木枪呀”地一连三枪向我的胸、腹和小肚子刺来。他这三枪来得挺快，部位也瞄得挺准，不过照师傅的扎枪要差得远，因此我也没把他当回事。左躲右闪后，待他刚往回收步缩枪的时候，我上前一步，朝他胸部一晃。他往上用枪一磕，我枪到半路，枪头往下一落“嘿”地一声，木枪正刺在他的小腹上，把他造得一咧歪。
中国的士兵们都鼓起了掌，小鬼子们都不用好眼睛地瞅我。
日本少佐到我的面前，用手捏了捏我的胳膊说：“你的中国功夫的会？”
“从小学的，我们那旮旯的人都会，我这点功夫是最次的了。”
“中国功夫大大的厉害，中国的不行。”
我心想你这话算说对了，如果中国政府要是行的话，能叫你们这些小日本子在东北这么横行？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好好干，前途大大的！”
在新兵基础训练的科目中，我有一个弱项，那就是射击。那时候国兵练射击的靶子，不是用环靶，而是用中国人的半身画像，画着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我用枪一瞄准这些同胞的画像时，干妈的影子就好像总在靶子上晃荡，这枪就总也打不准，为这事没少挨川岛的打和骂。
有一次他问我：“你的聪明大大的，为什么枪的不准？”
“我的干妈、亲人的，被你们的杀了，我的心难受大大的。靶子上中国人的画，我的不忍心射击。”
这段话我可是大着胆说的，如果这话要是不说，川岛就要关我的禁闭。兵营里的禁闭室那可不是人呆的地方，阴暗潮湿不说，臭虫满屋，耗子满地爬。别说在里边呆，一瞅浑身都起鸡皮疙瘩，说完这段话，我胆突突地看着川岛，心想这把我也豁出来了，总比零遭罪强。
没想到川岛听我说完缘由后，沉思一会说道：“你的要想开一点，战争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妻子、孩子、妈妈都在日本。一想起他们，我的心也难受大大的。不过我们是军人的干活，军人的就是服从，你的枪的不准，战场上死拉死拉的有。”
“我的努力吧！”
“关系的不大，你的开汽车的干活，这个项目你的合格了。”
那一阵子，家有适龄青年的人家可都毛鸭子啦。虽然村公所的人说这次招的全是“青年义勇军”，是满洲国政府的正规军队，是咱东北人自己的队伍，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所谓“青年义勇军”早已成为日本鬼子的帮凶。
在那苦难的年代，东北的老百姓家家都有一本亡国奴的血泪帐，有谁愿意为日本鬼子去卖命呢？于是，有钱的人家买通政府，以其他理由免征，或出钱雇人冒名顶替。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是听天由命。
那年，我只有十七周岁，按当时的规定是不够年龄的，可是当时的村长“关大炮”为了把张保长的孙子“三斜楞”的弟弟替换下来，把他的年龄改成十七周岁，而把我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周岁。
为这事阿玛先到村公所问“关大炮”，他说：“这规定今天改了。”
阿玛又到镇里问镇长，镇长说：“现在的年青人少，所以征兵的年龄提前了一年。”
没有办法，我只好到镇里去体检。
年青的时候，我的身子骨长得挺单薄，但是没啥病。再说那时候的体检也就是走走形式，只要你不是眼瞎耳聋和拐子就可以了。于是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青年被征入伍。
在入伍的那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心口堵得特别难受，眼泪也总在眼窝转。
屯里的人都来到咱家，阿玛劝我说：“老二，去吧，不去咋整？这个家你也瞅着了，根本没有钱找人替你。”
“这个兵我真不想当，一想到李二哥的挨打，干妈的惨死，‘老黑沟’那死在鬼子枪下的一千多名乡亲，我这心就特别难受。你说我再当这个国兵，替日本人打仗，这心能受得了吗？”
“老二呀，碰上这个年头有啥办法，你不去咋整？”大伙劝道。
“我想跑，到东山里找我三哥去。”
阿玛急眼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咋能这么想呢？你要是一跑，不但坑了咱家，也坑了全屯的人，你没听村长说的话吗？”
“阿玛，我知道，这是杀头的罪！”
“孩子，知道就好，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打心眼里不愿当这个兵。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咱总不能让全屯的人陪咱家掉脑袋吧！”
大伙也都说：“没办法呀，孩子，家里你放心，我们大家照看着。”
我一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抹亮我就起来了，把水缸挑满，又劈了一堆柴火。
额娘拉着我的手说：“老二呀，你这回离开了爹娘，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咱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可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更不能帮日本人杀咱自己的人哪！”
“额娘你放心，我也不是小孩了，咋回事我知道。”
“知道就好，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额娘对你放心。”
走的时候，全屯的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西岗。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人走得快没影啦，回头一瞅，屯的人还没有散去。
我们到了溪浪河镇后，随其他的入伍青年经县城到了吉林市，然后坐军用车专列到了奉天（即沈阳），又坐汽车到了新兵训练所。
那时候奉天的新兵训练所，就在过去张作霖部队的老营房——北大营。
“北大营”那时候一抹是青砖青瓦的长堂房，每堂房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分布着士兵的宿舍。每间宿舍里两铺大火炕，住着二十余名士兵。房子外的四围是两丈余高的大青砖墙，上面拉满了电网。每隔五十米一个炮楼，上面站着日本兵，端着枪凶神恶煞般地注视着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一进新兵训练所的大门，就给人一种进了监狱的感觉，心里头毛的学的（毛骨悚然）。
那时候，日本人为了把“青年义勇军”训练成他们的帮凶，全部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青年义勇军”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满洲国政府军，老百姓们管他们叫“国兵”。
到了新兵训练所后，当天下午就开始登记、换军装和分配兵种。登记的时候，一个日本少佐看到我的登记表上填着文化程度是“四年小学”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文化有，大大的好。中国的老百姓，愚昧的，书的不念，出息的没有！你的汽车的干活。”主管分配的两个日本兵听他这么一说，就把我分配到汽车中队。我的两个同乡因为没有文化则被分配到步兵大队。
在满洲国国兵部队里，技术兵种和步兵大队在待遇上有一定区别。步兵大队的伙食，除了逢年过节外，几乎全是高粱米饭，菜也是没油拉水的。而我们汽车兵中队每月都能吃上几顿细粮，有时菜里还有点荤腥。我的两个老乡眼馋说：“还是念过书的好啊，我们要是念上几天书，不也当上了汽车兵？
奉天城里的新兵训练所，实际上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教官拿中国士兵根本不当人看待。我所在的汽车中队有五名教官，一个比一个邪乎。其中有两个最不是东西，这两人一个叫川岛四郎，长得粗古囵墩，满脸横肉，一对三角眼睛，闪着狡猾的凶光，总往中国士兵的身上瞄，挑你的毛病；另一个叫渡边，长着细高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长瓜脸、大眼睛，鼻子下留着一撮“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实际上心狠手辣坏点子最多。这俩家伙天天提着竹剑，新兵们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新兵训练的第一个项目是学日语。日本教官说：“满洲国是大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的人将来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满洲国的部队将来都是皇军部队，因此，部队上的士兵必须学会日语。”日本教官规定，新兵在入伍一个礼拜后，必须学会简单的日语对话，在军营内不准讲中国话。这一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的新兵了。
有一个姓杜的新兵，家是榆树县大坡镇的人，入伍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家中七十多岁的母亲有病没钱医治，他顶替了本村一个姓刘的大户人家的孩子来当兵。学日语对他这个一天书没念过的半大老爷们来讲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他的打真没少挨，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晚间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在梦中还疼得直哼哼。
我看他被日本教官打得怪可怜的样子，就告诉他：“学日本话不能死记硬背，你用咱们话仿音，学得就能快一点。比如，日本人把吃叫‘咪西’，咱们的米就是干的，这回你把他反过来，把米记成是稀的就可以了。”
他说：“我这个人哪就是笨，到现在我连一句都没学会，刚刚背会点，一到教官跟前叫他们一喝呼啥都忘了。细想起来挨打也应该，谁叫咱这么笨来的？”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官提问他：“杜的，你的说吃的怎么讲？”
他站起来后，憋得脖粗脸红想不起来，我在他后边小声说“稀”，他忽然想了起来，说“稀咪”。
日本教官气得哭笑不得：“杜的，你的猪一样！”
当天下午就把他调到了步兵大队。
中队里还有一个新兵是蛟河县人，说话有点结巴。有一次川岛问他“准备好了吗”，要他用日语问答。他呜噜半天也说不明白，越着急越结巴，被川岛左右开弓一通大嘴巴打得鼻口窜血，还关了三天的禁闭，原因是川岛打他的时候躲了一下。
日本教官打人的时候有个规矩，打你的时候不许躲，越躲越揍。他们说：“大日本的军队武士道精神，死的不怕，挨打的更是不怕。怕打的胆小鬼的干活，军人的不是！”日本教官最恨胆小鬼的人，一旦他对你有了这种印象那你就倒了大霉。就是这个“结巴”，解除了禁闭后，每天宿舍的卫生和厕所的打扫都由他来干，而且干不好又得挨打。
在国兵的队伍里，打人那是家常便饭。日本人打中国人，当官的打士兵，老兵打新兵。新兵不光挨打，有时到街里也可以打警察。这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时间长了也就不足为怪。
日本教官训练中国士兵没有别的办法，张嘴就是“中国人猪的一样，八格牙路”，闭嘴就是打嘴巴子。有时嫌自己的手痛，就改用竹剑抽。
开始时，我一连挨了三次打。
第一次是因为绑腿的腿花打错了。进新兵训练所的第一天，日本教官就宣布清早起床在10分钟内，要完成着装、叠被、洗脸、刷牙等一整套程序，而且被要叠得四棱四角，鞋带和绑腿要打得规规整整，绑腿的结必须上下成一条线。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一响，宿舍里就乱了套。新兵们不是鞋穿差了，就是衣服穿错了。我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没出什么差错基本就把这套程序做完了。出屋哨一响，我第一个跑出了屋门。门口站着川岛和渡边，这两个人每人拿着一把竹剑，像庙门里的哼哈二将一样，挨个检查新兵们的着装。
那天早上，我以为自己穿的挺利索，胸有成竹地跑到了门口。他们俩别的倒没说什么，川岛用手中的竹剑一指我的绑腿，我低头一瞅，心“咯噔”一下，只见小腿上的绑腿打得七扭八歪，结花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渡边不容分说抡起竹剑照我的肩膀“啪啪”就是两下，打得我肩膀火烧火燎地痛。
其他的人情况还不如我，有的衣服穿得歪歪扭扭，扣子都扣差了，有的绑腿子和鞋带当啷挺老长；还有的连帽子都忘戴了。再往屋里一瞅，这宿舍造得乱七八糟，被呼叠到一半就扔在炕上，脸盆、牙具扔得哪都是，把川岛和渡边气得脸都变了色。出来一个打一个，把他俩累得满脸都是汗。
后来全队集合，分成两行面对面地站着。川岛说：“你们的猪的一样，打起仗来这个样子统统死拉死拉的，为了叫你们增加度，现在开始互相‘三宾’（打嘴巴子）的给。”在他的口令下，士兵们相互开始扇开耳光子，渡边拿着竹剑在后边视察，谁的手打在对方的脸上没有声，就要挨上一两竹剑。这一下可乱了套，我打你挺狠，你打我更重，整个操场上只听一通“劈里啪嚓”打嘴巴子的响声。站岗的日本哨兵在岗楼子上直拍手叫好，结果大家全都是鼻青脸肿。回到宿舍后，互相埋怨开了，你说我使劲大，他说你不该用那么大的力。
第二次挨打是在吃饭的时候。训练所的新兵开饭时间只有五分钟，那时候新兵们全是高粱米干饭，豆腐或白菜、萝卜汤，而且全都是刚出锅，滚烫滚烫的。当我们列队走进食堂后，站在大条桌子两旁，先向满洲国的皇帝画像敬礼，然后坐在凳子上。待饭菜端上来以后，开饭哨一响，大伙就稀里呼隆地抢着盛饭盛菜，然后开始吃饭，那滚烫的饭菜，小口吃都烫嘴，汤根本就喝不进。但没吃几口哨声响了，大伙都得起立列队走出食堂。我在哨音响了以后又喝了一口汤，结果在出屋的时候又挨了几竹剑。天长日久，这嘴也练出来了，不管怎么热的饭菜，在五分钟以内我都能吃饱。
第三次挨打，是因为我的风纪扣没扣。那天也该我倒霉，起床的哨音响了以后，我穿上衣服扣完风纪扣后，心想这玩艺结实不结实，用手一拉。没想到一下子把风纪扣的母扣扯掉了，宿舍里又没有针线，只好胆突突地走到门口。
门口的渡边一看我的风纪扣没扣，用手一指我的脖领子，骂了句“八格牙鲁”，抬手就是一竹剑正打在我的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往后一咧歪。后边的川岛照我的后脖颈子又是一竹剑，这两个家伙一前一后打得我浑身上下没个好地方。
这几天挨了三通打，气得我晚上趴在被窝里好通哭，心想这日本人真不是东西，只要有机会我非跑了不可，这兵可真不是人当的！
在新兵训练所挨打受骂还是小事，最叫人不能容忍的是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什么叫武士道精神，说白了就是能吃苦、不怕死的精神。为了培养国兵们的这种精神，在训练场上布满了泥坑和铁丝网。每次训练回来都造得埋里咕汰（脏）。
日本教官讲：“一个真正的武士在战刀劈到你的面前时，眼皮都不动。”
训练的时候，新兵们并排在大墙边，日本士兵端着刺刀往你身上一捅，当然倒不真的捅在你的身上，但是有时失手也有人受伤。面对日本鬼子呲牙咧嘴的凶残样，看着那雪亮的刺刀奔你心口窝来，同时日本教官为了增加实战感，不时抓来一些中国人，说是反满抗日份子，那刺刀可不是假捅而是真攘。随着一声声的惨叫，这些人的肠子流了一地。新兵们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不属于被杀的行列，因此当刺刀朝自己刺来时吓得不少人瘫坐在地上，结果又是挨一顿暴打。
在这方面我倒没受到什么惊吓，因为我随师傅练功夫的时候，就有刀到眼前不眨眼的练法，日本教官说我“你的武士道精神大大的好”。我心想你们那武士道精神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三个日本武士照样让我师傅打得跪地求饶。
我跟师傅学的功夫，在新兵训练所里帮我对付日本教官时出了不少恶气。后来一到考核“柔道”的时候，教日本“柔道”的教官不敢和我交手，在我的成绩栏直接填上
日本柔道也叫“柔术”，是日本的国宝，它和中华武术一样也是强身健体的一种功夫。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它强化在军队上，成了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工具，日本“柔术”也成了国兵的必修课。
有一次，大队总教练来中队考核日本“柔道”的进展，当时由渡边担任“考核”。渡边心狠手辣，摔中国士兵毫不客气，本来在摔倒的时候，你只需要带他一把，就可减少他的着地面，少受点伤。而他却像在战场上一样往死里摔你，很多士兵都被他摔得落下了残废，我早就对他憋足了劲。
日本教官有个邪门，就是在练摔跤的时候，他要是把你摔倒了还要拳打脚踢揍你一顿；你要是把他摔倒了，哪怕是摔得鼻青脸肿，他爬起来后还要夸你“摇西”。因此和日本人对练时，你只管放大胆往死里摔他，不管摔到了什么程度，保准没事。
川岛一直是我的教练，这一次大队来考核时他留了心眼，叫渡边来担任考官。渡边细林高挑的正是大背的好材料，我俩一搭手渡边就小声说：“王桑，你的功夫不错，我的考考你。”
我心想你小子不用先用话敲打我，对谁都能手下留情对你我是不带客气的，今天我非叫你知道挨摔的滋味不可。于是我运足了气，瞅准了空档，在他一推我的时候，我顺手一带，转体一靠，**正顶在他的小腹上。然后一个侧身转体，把他扔出一丈开外。只听他“呀”的一声，迎面朝天摔倒在地，嘴里喷出了一口鲜血，当时就翻白了眼。
在场的中国士兵都鼓起掌，我以为这一下子不把他摔死也得瘫巴了。没想到过了一会他挣扎着爬了起来，一边用袖头抹着嘴角上的血，一边伸出大拇指夸我“摇西——摇西”，川岛在一边瞅着我抿嘴直乐。
台上的一个日本少佐教练来了兴致，走下台问我：“你的学的顶好，刺刀的干活怎么样？”
川岛在一边说：“他们的刚练，恐怕不行。”
“既然太君瞧得起我，我就试试吧！”
川岛目瞪口呆地瞅着我。我心想拼刺刀，别看我刚学，小日本子的刺枪术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回我叫你们见识见识中国人的功夫，省得你们老瞧不起我们。
少佐教练听我这么一说，用手一指旁边的一个日本兵，用日语说道：“陪他练一练。”
这小子嘴角一撇，转身从台上拿下了两把木枪，扔给了我一支。我俩站好后，川岛一挥手说“开始”。这小子端着木枪“呀”地一声直朝我胸口刺来。
日本鬼子的刺枪术以“快猛狠”著称，但是缺少随机应变的技巧。
就在这个鬼子的木枪眼看就要刺到我的胸口时，我用手中的木枪往旁一拨，然后往边一闪，枪头一低就势向鬼子的小腹刺去。只听“扑”地一声正中他的小腹，把他刺得一哆嗦，愣巴愣眼地瞅着我。旁边一个大个的鬼子兵一见，抢过木枪呀”地一连三枪向我的胸、腹和小肚子刺来。他这三枪来得挺快，部位也瞄得挺准，不过照师傅的扎枪要差得远，因此我也没把他当回事。左躲右闪后，待他刚往回收步缩枪的时候，我上前一步，朝他胸部一晃。他往上用枪一磕，我枪到半路，枪头往下一落“嘿”地一声，木枪正刺在他的小腹上，把他造得一咧歪。
中国的士兵们都鼓起了掌，小鬼子们都不用好眼睛地瞅我。
日本少佐到我的面前，用手捏了捏我的胳膊说：“你的中国功夫的会？”
“从小学的，我们那旮旯的人都会，我这点功夫是最次的了。”
“中国功夫大大的厉害，中国的不行。”
我心想你这话算说对了，如果中国政府要是行的话，能叫你们这些小日本子在东北这么横行？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好好干，前途大大的！”
在新兵基础训练的科目中，我有一个弱项，那就是射击。那时候国兵练射击的靶子，不是用环靶，而是用中国人的半身画像，画着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我用枪一瞄准这些同胞的画像时，干妈的影子就好像总在靶子上晃荡，这枪就总也打不准，为这事没少挨川岛的打和骂。
有一次他问我：“你的聪明大大的，为什么枪的不准？”
“我的干妈、亲人的，被你们的杀了，我的心难受大大的。靶子上中国人的画，我的不忍心射击。”
这段话我可是大着胆说的，如果这话要是不说，川岛就要关我的禁闭。兵营里的禁闭室那可不是人呆的地方，阴暗潮湿不说，臭虫满屋，耗子满地爬。别说在里边呆，一瞅浑身都起鸡皮疙瘩，说完这段话，我胆突突地看着川岛，心想这把我也豁出来了，总比零遭罪强。
没想到川岛听我说完缘由后，沉思一会说道：“你的要想开一点，战争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妻子、孩子、妈妈都在日本。一想起他们，我的心也难受大大的。不过我们是军人的干活，军人的就是服从，你的枪的不准，战场上死拉死拉的有。”
“我的努力吧！”
“关系的不大，你的开汽车的干活，这个项目你的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