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自打结婚以后，这围前左右村的地主豪绅、保长和村长都对我高看一眼，办啥事都挺顺利。这一次我把集资修校舍的事和他们学了以后，多数人都表示看在赵四爷的面子上也得出这笔钱，只有像范老闷这样的几户人家不愿出。后来架不住我一天两趟跑，他们也多少也拿出了点钱。用这些钱，我修理了校舍，打造了新的桌椅板凳，又给穷苦人家的孩子垫付了一部分书本费。从此我俩一心一意把心思都用在了教学上。
一九四五年五月份，舒兰县教育课又把我从杨木林子学校调到法特中心校担任副校长工作。
在我开始工作的不长时间，中国的抗战局面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开始全面反攻，**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的战场上捷报频传，东北抗日联军也开始夺镇攻县，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派兵攻打东北。
那一阵子，吉林方向不停传来炸弹爆炸声，翅膀上画着红五星的苏联飞机也时常从法特地区的天空飞过。那飞机一过来，把人们吓得没处躲没处藏，大街上、胡同里哭爹喊娘的声响成一片。渐渐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店铺纷纷关门，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集市也自动取消了，学校的学生家长都不让孩子来上学，学校也只好宣布放假。
随着苏联飞机越来越频繁地飞过，镇上的几个日本商人毛了鸭子，天天猫在屋里不敢出屋。有人偷偷去观看，回来说：“他们在收拾金银细软。”白旗镇警察署的日本署长一改以前的骄横态度，对中国人也客气了起来。有一次我到白旗镇去办事，在街里碰到了渡边署长。要是以前，他恐怕连正眼都不瞅你一眼，你跟他说话他用鼻子哼一下拉倒。这一次他一改常态，离老远就招呼我：“王校长，你的很久时间没看见，身体可好？”
署长的身体怎么样？”
“我的身体不好，你的年青，要注意身体，将来大大校长的干活，有空家的来玩。”
当时我心想这小日本子他起那门子邪呀。回到了中心校，我把这件事和赵校长一学，他说：“咱这地方闭塞，老毛子打过来了。这回小日本够呛，我看事不好也得躲一躲。”
“你躲啥呀？”
“我帮日本人干了这么些年事，老毛子进来别把我也捎带收拾了。”
那段时间，法特镇上不但日本人毛鸭子，就连中国人也都人心惶惶，人们既盼望老毛子打跑小日本，又害怕老毛子到这里来，因为东北人对老毛子从来就没有好印象。
在人们惊恐之余，吉林过来的人又说：“不好了，小日本子要炸丰满水电站大坝！”住在松花江沿岸的人都知道，这小丰满不用说炸坝，就是整个闸门全部拉开那法特一带沿江的老百姓就要受不了。如果大坝一炸，吉林市以北的地区将成汪洋一片。人们开始拉儿带女，带着吃的往山上跑。等了五六天的时间，不知什么原因这坝一直没炸，人们开始又6续回到家园。
一九四五年七月份，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镇上几个在吉林长春做买卖回来的人说：“小日本子投降了，咱们再也不受他们的气啦！”
人们都不相信：“净瞎扯，小日本子那么厉害，哪能这么几天就完蛋了？”
“你看你们还不信，这美国在日本的什么岛上长的什么旗上扔下两颗圆圆蛋，那人死老鼻子了，一下就把日本鬼子镇住啦！”
“什么圆圆蛋那么厉害，还顶得住小日本的马拉大炮？”
“小日本那炮算什么，那圆圆蛋老厉害了。听队伍上的人说一颗就能炸平东北三省。”
人们惊讶地说：“我的妈呀，咋能那么厉害，美国咋有那玩艺，这一高兴乱扔起来人不就都完啦？”
还有的说：“别听他们瞎白唬，哪有那样的炸弹，小日本子的飞机上的炸弹就够厉害的啦，一炸丈把大的坑。”
那几天，人们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这件事，可是谁也不相信小日本子真的投降了。
过了几天法特镇政府关门了，白旗镇上的日本署长和几个在法特镇上做买卖的日本人拉家带口地没了踪影。镇公所的几个官员也回家躲了起来。就连中心校的赵校长和张教务主任也不知了去向。人们这才像从梦中醒来，确信这小日本子是真的完蛋了。
“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东北人经过短暂的欢乐后，又陷入一场新的灾难——匪患。东北境内除几座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外，从山区到平原，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是胡子的天下。这些胡子成份复杂：有“八一五”前的抗日队伍，有伪满时期的国兵、警察、日伪特务，有些没有来的及撤走的鬼子部队也占据山头当起了胡子，还有些当地无赖、懒汉三五成群拉起了杆子。那胡子起的凶啊，单在法特周边地区数得上的络子就有“天来好”“三江好”“红山”“大龙”“海达”等，甚至有的妇女也拉起了杆子。当时的“金凤”“银凤”“彩凤”“双凤”这四凤的绺子就把法特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已经改变了“九一八事变”后单打日本鬼子不造害老百姓的做法。烧杀掠夺无所不为，所到之处鸡飞狗跳，尸横遍野，在老东北三千万人口中，胡子就占了十万之多。
由于没有政府、社会混乱，法特地区的小学全部停课，学生们在家游玩闲逛，老师们不是找个热闹地方卖呆，就是在一起争论这打跑小日本子的功劳到底归谁。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是忧心忡忡，倒不是急于上班挣那几个工资钱，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就是上班也没有人给我开支。我忧虑的是这孩子们的学业耽误已近半年了，长此下去怎么得了？至于东北光复后，由谁来管这块土地我并不十分关心，我觉得不管谁管天下，不管是什么朝代，这孩子总得上学吧！作为一个老师关心的应该是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上好学。我把这种想法先和吴兴亚老师谈了，他说：“王校长啊，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我这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这事。现在是国难当头百业待兴的时候，咱别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那不是咱小人物有的思想。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咱也应该让学校复课，让孩子们早一天上学！”
那么在一无政府、二无资金，社会局面又这么乱，天一黑四处就不断响起枪声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开学？我找来了原来在中心校的十几位老师，提出了我们自筹资金重新组建学校的想法。我的想法仅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赞同，其他的老师均以家中没钱谢绝集资。但他们都表示，只要给开支他们保证来上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四个人勉强凑上了8000元满洲币，由我担任校长吴兴亚担任教务主任开始筹办学校。
为了工作方便，我把家从杨木林子搬到了法特镇。
法特镇中心小学地处镇中，四幢瓦房教室是舒兰县西部地区唯一一座有优一优二年级的小学。经过五个多月的停课，学校已经破烂不堪。门窗被盗、桌椅丢失，教室内到处都是破砖乱瓦和人的粪便。我们这些老师看了心里这个痛啊！
搬到法特镇的时候，由于我对镇上居民的情况不了解，租房的时候又没细打听，结果租到了大烟鬼的家。
房东是老两口子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跑腿儿子生活。老两口子挺憨厚，可他们这儿子就不咋地，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抽大烟，三十多岁还没说着老婆，成天偷鸡摸狗。镇里的人因他家姓毛，他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四，背地里都叫他“赖皮毛四”。
在我开始筹办学校的第三天，玉莲要回黄鱼圈娘家住两天，我自己在家。房东的一家三口人也不知干什么去了，空荡荡的三间房只剩下我一个人。
晚上大约十来点钟的时候传来了敲窗户的声音，我在睡梦中惊醒。问外边：“谁呀？”
一个女的声音答道：“王校长，我是西街的二婶，到你们房东家取点东西，麻烦你把门开开。”
由于是个女的声音，我也没考虑什么，告诉她：“稍等一下，我马上去给你开。”
待我披上衣服，走到外屋把门开开以后，忽拉一下子涌进六七个人，两杆枪的枪口顶在了我的胸口上。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见门外一个人一晃，仿佛就是房东家的毛四。
“各位，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大高个子的人吼道：“少他妈废话，不许出声。”
不由分说地把我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然后蒙上我的眼睛。带到当院时，又叫我在原地转了五六圈，才带着我走出了法特镇。
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我听到了狗叫的声音，知道是到了另一个屯子。但是由于蒙着眼睛，临走的时候又在原地转了几圈，我一时分不出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屯。反正稀里糊涂地随他们进屯到了一个屋。
到了屋后，他们没有把眼罩给我摘下，让我坐在了炕沿上。那个女的说：“王校长，对不起了，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没有办法，弟兄们快没饭吃啦，只好麻烦你。”
当时我正琢磨这伙人是什么人，你说是胡子可他们绑我干啥，我一个教学的怎么能得罪绺子的人？不是胡子是散兵游勇，可他们这伙人怎么能有女的？正在我琢磨不透的时候，一个人踢了我一脚吼道：“你他妈少装聋卖傻，我们当家的问你话呢！”
“不知各位是哪个绺子的人？”
那个人说道：“告诉你也没啥，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我们，我们就是‘银凤’的绺子。”
这下我明白了，怨不得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地方，这银凤娘家是管家的人，她的绺子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在法特北一带活动。这女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老百姓一提她的名都害怕。落到她的手里，达不到她的要求一般人都很难活着出去的。这伙人一般都是打有钱人家的主意，绑我这个穷教员有什么用？
于是我说：“大当家的，你的话我听到了，不过你的话错了，我知道你是女中豪杰。你们没饭吃，可是我一个穷教员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啊？”
“你胡说，你没钱，你老丈人不是有吗？你没钱张罗学校开学不用钱啊！”
这一下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打了我集资的主意。这事不知是哪个缺德的人告诉她的。这笔钱是学校的命根子，我是万万不能给他们！那时候年轻气盛，也知道胡子们杀人不眨眼，但是我豁出去了。
“大当家的，钱我是有点，可那是孩子们的念书钱。”于是我把事情的缘由和他们学了一遍，最后我说，“各位都是穷人，可能有些人已经是孩子的父母。这孩子有学不能上，天天在家你们不着急吗？小日本子时咱们穷上不起学，可这小日本倒台了，咱还不叫孩子上学吗？我免费叫孩子们上学难道这有错吗，难道你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学识两个字吗？没有文化，不识字的滋味你们没尝到吗？”
说到这儿，我这气涌了上来：“这笔钱是学校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几个老师倾家荡产才凑来的，你们要打这笔钱的主意，赶快死了心，就是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不带交出一分钱的！”
我的话刚说完，一个人上来就给了我两个耳光，骂道：“你他妈嘴挺硬啊，老子好好收拾收拾你，你就拿出来了！”
他刚扯住我的脖领子，那个女的说道：“慢，王校长的话有道理，咱都是有孩子的人，这孩子上学的钱咱要是给拿了，这法特镇上的人不得恨死咱们啊。这缺德的事咱不能干，放了王校长！”
其他的人也说：“这钱咱不能用，孩子们知道不得埋怨死咱们。可这踩盘子的怎么没说这事呢？”
“行啦，别瞎戗戗了，咱们不能一错再错马上放人！”
说着有几个人把绑我的绳子解开了，但这蒙眼布没解。
松了绑，我活动活动被绑得有些麻木的胳膊说道：“我代表孩子们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各位！”
那个女的说：“唉，王校长，谢什么谢！这都是手下的弟兄办事不力，你别往心里去！”
“都是穷人，为了混碗饭吃。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我听说可以走了，就伸手要摘蒙眼布。
“不要摘！咱们行有行规，这肉票走的时候是不能码清窝子的。”
我一听也就不敢摘了。
她告诉一个人说：“山子，你带两个弟兄把王校长送到镇外，不准出差。”
那个叫山子的应道：“中。”
在黑夜中，我被这三个人跟头前跄地送到法特镇的北门。途中我一再打听是谁报的信，他们闭口不谈，只说了句：“你还是换个人家住吧。”
回到家里天已大亮。开开房门进屋一瞅，我脑袋轰地一下子傻了眼。这屋里除了炕上的两套行李外，溜溜光，就连外屋头一天赵家三哥寄存的十袋黄豆也不知了去向，房东家的三口人也不见踪影。我坐在炕沿上呆呆地瞅着这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就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天早上我没有吃饭，到学校安排安排工匠，就奔黄鱼圈老赵家而去。
到了黄鱼圈进了赵四爷的家，这眼泪“刷”地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玉莲急忙问我：“你看你这是咋地啦，挺大个人哭啥呀？”
我把昨天晚上被胡子绑票，家里又被偷了的事学了一遍。
玉莲埋怨我说：“我不让你张罗这破学校的事，你非不听，咱家又没有学生，又不缺那几个钱。你扯啥呀？这回怎么样，校长刚当就差点送命。这家刚过上不到一年，东西就丢得溜光，以后这日子可咋过？”
赵四爷说：“行啦，你别埋怨他啦！他也没想到出这事，好在人没出事，这就比啥都强。丢点东西算个啥？钱财乃身外之物，丢就丢吧！缺啥回家取，家不是还有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才宽敞了些。
玉莲也笑了说：“在家取，家里该你的！”
下午赵四爷从家里挑些生活用品，用马车把我俩送回了法特。回到家，屋前聚了一大帮人，看我们回来主动让开一条道，房东家三口正站在当院和邻居们说：“这事扯的，你看人家刚搬来就出这事，知道的与我们无关，我们出去串门刚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干的呢！”
当天晚上我们就搬出了这家，暂时住在校长室里。几天后，镇里的乡亲对我说：“这事呀，就是你们房东家的大烟鬼毛四干的。”我心里也知道是他干的。可是在那一无政府、二无证据的情况下，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自己安慰自己丢钱免灾吧。
一九四五年五月份，舒兰县教育课又把我从杨木林子学校调到法特中心校担任副校长工作。
在我开始工作的不长时间，中国的抗战局面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开始全面反攻，**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的战场上捷报频传，东北抗日联军也开始夺镇攻县，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派兵攻打东北。
那一阵子，吉林方向不停传来炸弹爆炸声，翅膀上画着红五星的苏联飞机也时常从法特地区的天空飞过。那飞机一过来，把人们吓得没处躲没处藏，大街上、胡同里哭爹喊娘的声响成一片。渐渐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店铺纷纷关门，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集市也自动取消了，学校的学生家长都不让孩子来上学，学校也只好宣布放假。
随着苏联飞机越来越频繁地飞过，镇上的几个日本商人毛了鸭子，天天猫在屋里不敢出屋。有人偷偷去观看，回来说：“他们在收拾金银细软。”白旗镇警察署的日本署长一改以前的骄横态度，对中国人也客气了起来。有一次我到白旗镇去办事，在街里碰到了渡边署长。要是以前，他恐怕连正眼都不瞅你一眼，你跟他说话他用鼻子哼一下拉倒。这一次他一改常态，离老远就招呼我：“王校长，你的很久时间没看见，身体可好？”
署长的身体怎么样？”
“我的身体不好，你的年青，要注意身体，将来大大校长的干活，有空家的来玩。”
当时我心想这小日本子他起那门子邪呀。回到了中心校，我把这件事和赵校长一学，他说：“咱这地方闭塞，老毛子打过来了。这回小日本够呛，我看事不好也得躲一躲。”
“你躲啥呀？”
“我帮日本人干了这么些年事，老毛子进来别把我也捎带收拾了。”
那段时间，法特镇上不但日本人毛鸭子，就连中国人也都人心惶惶，人们既盼望老毛子打跑小日本，又害怕老毛子到这里来，因为东北人对老毛子从来就没有好印象。
在人们惊恐之余，吉林过来的人又说：“不好了，小日本子要炸丰满水电站大坝！”住在松花江沿岸的人都知道，这小丰满不用说炸坝，就是整个闸门全部拉开那法特一带沿江的老百姓就要受不了。如果大坝一炸，吉林市以北的地区将成汪洋一片。人们开始拉儿带女，带着吃的往山上跑。等了五六天的时间，不知什么原因这坝一直没炸，人们开始又6续回到家园。
一九四五年七月份，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镇上几个在吉林长春做买卖回来的人说：“小日本子投降了，咱们再也不受他们的气啦！”
人们都不相信：“净瞎扯，小日本子那么厉害，哪能这么几天就完蛋了？”
“你看你们还不信，这美国在日本的什么岛上长的什么旗上扔下两颗圆圆蛋，那人死老鼻子了，一下就把日本鬼子镇住啦！”
“什么圆圆蛋那么厉害，还顶得住小日本的马拉大炮？”
“小日本那炮算什么，那圆圆蛋老厉害了。听队伍上的人说一颗就能炸平东北三省。”
人们惊讶地说：“我的妈呀，咋能那么厉害，美国咋有那玩艺，这一高兴乱扔起来人不就都完啦？”
还有的说：“别听他们瞎白唬，哪有那样的炸弹，小日本子的飞机上的炸弹就够厉害的啦，一炸丈把大的坑。”
那几天，人们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这件事，可是谁也不相信小日本子真的投降了。
过了几天法特镇政府关门了，白旗镇上的日本署长和几个在法特镇上做买卖的日本人拉家带口地没了踪影。镇公所的几个官员也回家躲了起来。就连中心校的赵校长和张教务主任也不知了去向。人们这才像从梦中醒来，确信这小日本子是真的完蛋了。
“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东北人经过短暂的欢乐后，又陷入一场新的灾难——匪患。东北境内除几座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外，从山区到平原，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是胡子的天下。这些胡子成份复杂：有“八一五”前的抗日队伍，有伪满时期的国兵、警察、日伪特务，有些没有来的及撤走的鬼子部队也占据山头当起了胡子，还有些当地无赖、懒汉三五成群拉起了杆子。那胡子起的凶啊，单在法特周边地区数得上的络子就有“天来好”“三江好”“红山”“大龙”“海达”等，甚至有的妇女也拉起了杆子。当时的“金凤”“银凤”“彩凤”“双凤”这四凤的绺子就把法特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已经改变了“九一八事变”后单打日本鬼子不造害老百姓的做法。烧杀掠夺无所不为，所到之处鸡飞狗跳，尸横遍野，在老东北三千万人口中，胡子就占了十万之多。
由于没有政府、社会混乱，法特地区的小学全部停课，学生们在家游玩闲逛，老师们不是找个热闹地方卖呆，就是在一起争论这打跑小日本子的功劳到底归谁。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是忧心忡忡，倒不是急于上班挣那几个工资钱，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就是上班也没有人给我开支。我忧虑的是这孩子们的学业耽误已近半年了，长此下去怎么得了？至于东北光复后，由谁来管这块土地我并不十分关心，我觉得不管谁管天下，不管是什么朝代，这孩子总得上学吧！作为一个老师关心的应该是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上好学。我把这种想法先和吴兴亚老师谈了，他说：“王校长啊，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我这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这事。现在是国难当头百业待兴的时候，咱别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那不是咱小人物有的思想。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咱也应该让学校复课，让孩子们早一天上学！”
那么在一无政府、二无资金，社会局面又这么乱，天一黑四处就不断响起枪声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开学？我找来了原来在中心校的十几位老师，提出了我们自筹资金重新组建学校的想法。我的想法仅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赞同，其他的老师均以家中没钱谢绝集资。但他们都表示，只要给开支他们保证来上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四个人勉强凑上了8000元满洲币，由我担任校长吴兴亚担任教务主任开始筹办学校。
为了工作方便，我把家从杨木林子搬到了法特镇。
法特镇中心小学地处镇中，四幢瓦房教室是舒兰县西部地区唯一一座有优一优二年级的小学。经过五个多月的停课，学校已经破烂不堪。门窗被盗、桌椅丢失，教室内到处都是破砖乱瓦和人的粪便。我们这些老师看了心里这个痛啊！
搬到法特镇的时候，由于我对镇上居民的情况不了解，租房的时候又没细打听，结果租到了大烟鬼的家。
房东是老两口子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跑腿儿子生活。老两口子挺憨厚，可他们这儿子就不咋地，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抽大烟，三十多岁还没说着老婆，成天偷鸡摸狗。镇里的人因他家姓毛，他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四，背地里都叫他“赖皮毛四”。
在我开始筹办学校的第三天，玉莲要回黄鱼圈娘家住两天，我自己在家。房东的一家三口人也不知干什么去了，空荡荡的三间房只剩下我一个人。
晚上大约十来点钟的时候传来了敲窗户的声音，我在睡梦中惊醒。问外边：“谁呀？”
一个女的声音答道：“王校长，我是西街的二婶，到你们房东家取点东西，麻烦你把门开开。”
由于是个女的声音，我也没考虑什么，告诉她：“稍等一下，我马上去给你开。”
待我披上衣服，走到外屋把门开开以后，忽拉一下子涌进六七个人，两杆枪的枪口顶在了我的胸口上。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见门外一个人一晃，仿佛就是房东家的毛四。
“各位，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大高个子的人吼道：“少他妈废话，不许出声。”
不由分说地把我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然后蒙上我的眼睛。带到当院时，又叫我在原地转了五六圈，才带着我走出了法特镇。
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我听到了狗叫的声音，知道是到了另一个屯子。但是由于蒙着眼睛，临走的时候又在原地转了几圈，我一时分不出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屯。反正稀里糊涂地随他们进屯到了一个屋。
到了屋后，他们没有把眼罩给我摘下，让我坐在了炕沿上。那个女的说：“王校长，对不起了，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没有办法，弟兄们快没饭吃啦，只好麻烦你。”
当时我正琢磨这伙人是什么人，你说是胡子可他们绑我干啥，我一个教学的怎么能得罪绺子的人？不是胡子是散兵游勇，可他们这伙人怎么能有女的？正在我琢磨不透的时候，一个人踢了我一脚吼道：“你他妈少装聋卖傻，我们当家的问你话呢！”
“不知各位是哪个绺子的人？”
那个人说道：“告诉你也没啥，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我们，我们就是‘银凤’的绺子。”
这下我明白了，怨不得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地方，这银凤娘家是管家的人，她的绺子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在法特北一带活动。这女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老百姓一提她的名都害怕。落到她的手里，达不到她的要求一般人都很难活着出去的。这伙人一般都是打有钱人家的主意，绑我这个穷教员有什么用？
于是我说：“大当家的，你的话我听到了，不过你的话错了，我知道你是女中豪杰。你们没饭吃，可是我一个穷教员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啊？”
“你胡说，你没钱，你老丈人不是有吗？你没钱张罗学校开学不用钱啊！”
这一下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打了我集资的主意。这事不知是哪个缺德的人告诉她的。这笔钱是学校的命根子，我是万万不能给他们！那时候年轻气盛，也知道胡子们杀人不眨眼，但是我豁出去了。
“大当家的，钱我是有点，可那是孩子们的念书钱。”于是我把事情的缘由和他们学了一遍，最后我说，“各位都是穷人，可能有些人已经是孩子的父母。这孩子有学不能上，天天在家你们不着急吗？小日本子时咱们穷上不起学，可这小日本倒台了，咱还不叫孩子上学吗？我免费叫孩子们上学难道这有错吗，难道你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学识两个字吗？没有文化，不识字的滋味你们没尝到吗？”
说到这儿，我这气涌了上来：“这笔钱是学校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几个老师倾家荡产才凑来的，你们要打这笔钱的主意，赶快死了心，就是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不带交出一分钱的！”
我的话刚说完，一个人上来就给了我两个耳光，骂道：“你他妈嘴挺硬啊，老子好好收拾收拾你，你就拿出来了！”
他刚扯住我的脖领子，那个女的说道：“慢，王校长的话有道理，咱都是有孩子的人，这孩子上学的钱咱要是给拿了，这法特镇上的人不得恨死咱们啊。这缺德的事咱不能干，放了王校长！”
其他的人也说：“这钱咱不能用，孩子们知道不得埋怨死咱们。可这踩盘子的怎么没说这事呢？”
“行啦，别瞎戗戗了，咱们不能一错再错马上放人！”
说着有几个人把绑我的绳子解开了，但这蒙眼布没解。
松了绑，我活动活动被绑得有些麻木的胳膊说道：“我代表孩子们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各位！”
那个女的说：“唉，王校长，谢什么谢！这都是手下的弟兄办事不力，你别往心里去！”
“都是穷人，为了混碗饭吃。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我听说可以走了，就伸手要摘蒙眼布。
“不要摘！咱们行有行规，这肉票走的时候是不能码清窝子的。”
我一听也就不敢摘了。
她告诉一个人说：“山子，你带两个弟兄把王校长送到镇外，不准出差。”
那个叫山子的应道：“中。”
在黑夜中，我被这三个人跟头前跄地送到法特镇的北门。途中我一再打听是谁报的信，他们闭口不谈，只说了句：“你还是换个人家住吧。”
回到家里天已大亮。开开房门进屋一瞅，我脑袋轰地一下子傻了眼。这屋里除了炕上的两套行李外，溜溜光，就连外屋头一天赵家三哥寄存的十袋黄豆也不知了去向，房东家的三口人也不见踪影。我坐在炕沿上呆呆地瞅着这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就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天早上我没有吃饭，到学校安排安排工匠，就奔黄鱼圈老赵家而去。
到了黄鱼圈进了赵四爷的家，这眼泪“刷”地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玉莲急忙问我：“你看你这是咋地啦，挺大个人哭啥呀？”
我把昨天晚上被胡子绑票，家里又被偷了的事学了一遍。
玉莲埋怨我说：“我不让你张罗这破学校的事，你非不听，咱家又没有学生，又不缺那几个钱。你扯啥呀？这回怎么样，校长刚当就差点送命。这家刚过上不到一年，东西就丢得溜光，以后这日子可咋过？”
赵四爷说：“行啦，你别埋怨他啦！他也没想到出这事，好在人没出事，这就比啥都强。丢点东西算个啥？钱财乃身外之物，丢就丢吧！缺啥回家取，家不是还有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才宽敞了些。
玉莲也笑了说：“在家取，家里该你的！”
下午赵四爷从家里挑些生活用品，用马车把我俩送回了法特。回到家，屋前聚了一大帮人，看我们回来主动让开一条道，房东家三口正站在当院和邻居们说：“这事扯的，你看人家刚搬来就出这事，知道的与我们无关，我们出去串门刚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干的呢！”
当天晚上我们就搬出了这家，暂时住在校长室里。几天后，镇里的乡亲对我说：“这事呀，就是你们房东家的大烟鬼毛四干的。”我心里也知道是他干的。可是在那一无政府、二无证据的情况下，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自己安慰自己丢钱免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