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我俩就起了炕，到江边去溜达。那时候吉林虽然处在战乱的年代，但是江边的早市很热闹。道两边卖炸果子、麻花、豆腐脑和豆浆的小贩，把摊摆得满满的，雾气腾腾中散着一阵阵香味。三哥说：“咱在这吃点果子喝点豆腐脑吧，大车店那味我一闻就恶心。”我俩找了一个果子摊，要了四个果子和两碗豆腐脑，边吃边和摊主唠了起来。
这摆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细高而消瘦，腰间扎着一块油渍麻花的围裙。
“大嫂，你这摊还行啊？”
她一边用长筷子拨弄油锅里的果子一边说：“行啥？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对付活吧。”
“这吃饭的人这么少，还不得赔啊！”
她叹了口气：“谁不说来地，这光人少还是小事，碰到伤兵那可倒大霉了。咱这地方日本人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来了四拨军队：头一拨是蓝眼珠黄头的老毛子。吃完了不给钱。你一要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些啥，肩膀一耸达，两手一摊抬**就走。第二拨来的是穿灰军装的八路。这伙人态度倒好，吃完了给钱。可那钱咱这地方花不了，他们说这是‘边区票子’，在他们的地盘都能花。可他们这一走这钱上哪花去？我家现在还不少呢！第三拨是中央军，净些南蛮子。这些人还不错，吃完了都给钱。第四拨就是现在的保安部队。”说到这她四处瞅了瞅，见没有当兵的才说，“这伙人最不是东西，就和胡子差不多。尤其是哪些伤兵，吃完了嘴一抹说句挺好吃，抬**就走。你管他一要，好的骂句难听的，不好的抬手就打。头几天我家老头子摆摊时来了四个伤兵，往桌子边一坐要这要那，咱也不敢不搭理他们啊。吃完饭后，和他们一算帐。一个拄着大拐的伤兵抬胳膊就是一大拐，把俺家老头子脑袋打了个大口子，那血淌了满脸满身，现在还在家躺着呢！”
“这情况就没有人管吗？”
“谁管哪？这警察局刚成立不长时间，这些警察对我们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可凶了，收税的时候晚交一会都不行。看到伤兵那是老鼠见了猫，溜溜的。哪还敢管这事呀！”
“大嫂，长此下去也够呛啊！”
“有啥法子啊，这一阵子还好一点了。不管咋地，俺们还能吃上饭。你看江边躺着那几个——”
我顺着她手指的地方一瞅，只见江边的大柳树下躺着几个破烂衣襟的人，有男的有女的。
“他们怎么地啦？”
“那都是死倒（死尸）啊！昨天早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就都不动弹了！咱这江边哪天都得死他十个二十个的。警察来了往江里一扔就算完事，政府的人说这叫‘水葬’，洋人实行这个。唉，这个世道穷人活着可真难啊！”
吃过了早饭，告别了摆摊的大嫂，我们回到了大车店。算完帐后三哥用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帮我买好票后他才赶车回黄鱼圈了。
那时候的火车也没有个准点，票房子里到处都是伤兵和逃难的人，有往南去的，也有往北跑的。听口音和穿戴，往南跑的多数是些有钱的人，往北去的几乎都是穷人。
我呆着没事，票房子里的椅子早都没了地方，地上横躺竖卧的也都是人。我拄着棒子，提着皮包在票房子里四处溜达，听那些候车的人讲八路军和中央军打仗的事。
这时候，我现有一个身穿西装、头戴毡帽的人总跟在我的身后，过了一会又过来一个同样打扮的人。先跟着我的那个人从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瞅，也不认识他，就问他：“你拍达我干啥？”
他眼睛一瞪：“你是哪的，干啥的？”
“我是这的，上长春看病啊！”
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因为法特是八路军占领区，在吉林这个地方我得多长个心眼，尽量不提法特的。
“你这是胡扯，你是法特的！”
这句话当时可真吓了我一跳，心想这俩人莫非是中央军的探子，怎么就知道我是法特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法特的？”
其中的一个用手指了指我提着的皮包，我低头一瞅才想起来，我这皮包还是满洲国时在杨木林子当小学校长时县教育课的，上面印着“舒兰县法特中心小学教员专用包”。
这俩人一看我没吱声就说：“你别装了，跟我们走一趟。”
“凭啥呀？”
“就凭你是八路军的探子。”
我的心一激灵，心想这俩人的眼睛可真毒，他们怎么就能看出来我是八路军的人？
“你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我是地地道道的法特小学老师。”
“是法特老师？你撒什么慌！”
说着就来拽我。这时候票房子的人都围了过来卖呆，有两个警察分开人群看了一下扭头就走了。
这俩人横抓竖拽把我往屋外拉。
“你们不用这样，说上哪我就跟你们去。”
“你早这样不就好了，何必我们费这个事！”
这俩人领着我一不进票房子的警察值班室，二不往市区里走，而把我领到票房子外边墙旮旯的僻静处。其中一个大高个的人问我：
“你是想叫事大呢，还是叫事小？”
“事大怎么讲，事小怎么讲？”
“事大，我们把你送到警察局，就凭你是八路那边来的定你个探子罪，不枪毙也得剥层皮。”
“那事小呢？”
“事小那好办，你拿出点钱，咱们好说好散。”
我一听这哪是办公务，这不纯牌是敲诈吗？
“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问这干啥，我们是专抓探子的！”
“你们的证件呢？”
“唉呀哈，你敢管我们要证件，我给你看看！”
说完另一小个蹭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用手指弹着刀锋说：“这就是老子的证件，你到底拿不拿钱？”
“我看病都没钱哪有钱给你们？”
他伸手就来抢我的包，我喊了起来：“有人抢东西啦，来人哪！”
票房子里的一个警察可能是听到了喊声，开开门往这边瞅了一眼，扭头又回到屋里。
我一看这地方的警察不管事，就得自己动手吧，咋也不能叫他们把包抢去，那里边有九十多块大洋呢，那可够一般的人家活两年的。那时我身体虽然不好，但是毕竟有几年的武术功底，何况人在急眼的时候，这腰腿也就不那么疼了。
就在小个和我争夺皮包的时候，我猛地抬起拄棍子的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度“邦”地一声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打得“妈呀”一声一个腚墩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脑袋，那血顺着手往下淌。
高个一见“呼”地奔我扑来，我侧身一闪，一棍子打在他的后脖梗上，把他打了个狗吃屎。
票房子里这时候出来了两个警察，一边吹着警笛一边向我跑来。我本想撒鸭子就跑，可这腿脚不听使唤，结果没跑出几步就被他们抓住了。
进了车站警察值班室，一个留着胡子有二十多岁的警察不由分说，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嘴里骂道：“你***是干啥的这么凶？”
“不是我凶，是他们凶！”然后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那个年岁大的警察态度倒挺好，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这事倒不怨你，可你不应该下这么狠的手把人往死里头打呀！咱这地方是中央军的天下，是中华民国政府。咱们讲的是法律，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打坏人也是要花钱治病的。”
那个年轻的一把抢过我的皮包嘴里说：“你个病歪歪有没有钱？”
打开包一看他俩都傻眼了。年轻的说：“真没看出来你还带这么多钱。”
年长的说：“这些钱给他俩看病足够了！”然后叫那个年轻的把他俩带进来。
年轻的刚一出屋，年长的就说：“小伙子，火气太旺了不好。你这是叫我碰上了，换了别人值班还不得把你送到局子里啊！你信我话，花钱免灾，把这些钱交给我，我负责给他们看病，你走你的，你看怎么样？”
“老总，这钱不是我的，是我六哥的。”
“你六哥是干啥的？”
“是在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司令部当随从副官。”
“这四纵在长春啊！”
“我就是上长春去，你看我这车票。”
“真的吗？”
“我能唬弄你吗？你看我这带着地址——”
我把地址给他看了，又说：“你要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
他没吱声。
“这样吧老总，我给你十块银元，你帮个忙，把这事给我平了。我见着我六哥后他被不住来谢谢你呢！”
他听我这么一说又寻思了一下说：“行，我一是看你身体不好，二是看在你六哥是咱们的人份上，我帮你这个忙。”
我听他这么一说，从皮包里拿出十块大洋递个了他。看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知道这十块大洋够他几个月的工资了。
过了一会，年轻的警察领着那俩人进了屋。小个子的脑袋已经用破布包了起来，脸上和身上仍然血渍糊拉。大个子用手捂着脖子，进屋就说“所长，你可不能轻饶这小子，看他这个手劲肯定是八路的探子！”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年岁大的原来是所长。
这个所长这时把桌子一拍说道：“吵吵啥，吵吵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告诉你们吧，他是咱四总队司令的妹夫。你们可真是瞎了眼！”
我一听这所长的心眼可真快，这么一会就把我变成了司令的妹夫。
那个年轻的警察一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所长：“真的吗？”
“我打电话问了，司令说了他要是有一点差错就要你们的脑袋！”
这三个人一听你瞅我，我瞅你呆呆地说不出来话。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急忙说：“不用啦，弟兄们都是为了公务。”
这三个人点头哈腰的说：“那是，那是。”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啦！”
年轻的警察推开门，我抱着包走出了警察值班室。
这摆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细高而消瘦，腰间扎着一块油渍麻花的围裙。
“大嫂，你这摊还行啊？”
她一边用长筷子拨弄油锅里的果子一边说：“行啥？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对付活吧。”
“这吃饭的人这么少，还不得赔啊！”
她叹了口气：“谁不说来地，这光人少还是小事，碰到伤兵那可倒大霉了。咱这地方日本人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来了四拨军队：头一拨是蓝眼珠黄头的老毛子。吃完了不给钱。你一要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些啥，肩膀一耸达，两手一摊抬**就走。第二拨来的是穿灰军装的八路。这伙人态度倒好，吃完了给钱。可那钱咱这地方花不了，他们说这是‘边区票子’，在他们的地盘都能花。可他们这一走这钱上哪花去？我家现在还不少呢！第三拨是中央军，净些南蛮子。这些人还不错，吃完了都给钱。第四拨就是现在的保安部队。”说到这她四处瞅了瞅，见没有当兵的才说，“这伙人最不是东西，就和胡子差不多。尤其是哪些伤兵，吃完了嘴一抹说句挺好吃，抬**就走。你管他一要，好的骂句难听的，不好的抬手就打。头几天我家老头子摆摊时来了四个伤兵，往桌子边一坐要这要那，咱也不敢不搭理他们啊。吃完饭后，和他们一算帐。一个拄着大拐的伤兵抬胳膊就是一大拐，把俺家老头子脑袋打了个大口子，那血淌了满脸满身，现在还在家躺着呢！”
“这情况就没有人管吗？”
“谁管哪？这警察局刚成立不长时间，这些警察对我们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可凶了，收税的时候晚交一会都不行。看到伤兵那是老鼠见了猫，溜溜的。哪还敢管这事呀！”
“大嫂，长此下去也够呛啊！”
“有啥法子啊，这一阵子还好一点了。不管咋地，俺们还能吃上饭。你看江边躺着那几个——”
我顺着她手指的地方一瞅，只见江边的大柳树下躺着几个破烂衣襟的人，有男的有女的。
“他们怎么地啦？”
“那都是死倒（死尸）啊！昨天早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就都不动弹了！咱这江边哪天都得死他十个二十个的。警察来了往江里一扔就算完事，政府的人说这叫‘水葬’，洋人实行这个。唉，这个世道穷人活着可真难啊！”
吃过了早饭，告别了摆摊的大嫂，我们回到了大车店。算完帐后三哥用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帮我买好票后他才赶车回黄鱼圈了。
那时候的火车也没有个准点，票房子里到处都是伤兵和逃难的人，有往南去的，也有往北跑的。听口音和穿戴，往南跑的多数是些有钱的人，往北去的几乎都是穷人。
我呆着没事，票房子里的椅子早都没了地方，地上横躺竖卧的也都是人。我拄着棒子，提着皮包在票房子里四处溜达，听那些候车的人讲八路军和中央军打仗的事。
这时候，我现有一个身穿西装、头戴毡帽的人总跟在我的身后，过了一会又过来一个同样打扮的人。先跟着我的那个人从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瞅，也不认识他，就问他：“你拍达我干啥？”
他眼睛一瞪：“你是哪的，干啥的？”
“我是这的，上长春看病啊！”
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因为法特是八路军占领区，在吉林这个地方我得多长个心眼，尽量不提法特的。
“你这是胡扯，你是法特的！”
这句话当时可真吓了我一跳，心想这俩人莫非是中央军的探子，怎么就知道我是法特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法特的？”
其中的一个用手指了指我提着的皮包，我低头一瞅才想起来，我这皮包还是满洲国时在杨木林子当小学校长时县教育课的，上面印着“舒兰县法特中心小学教员专用包”。
这俩人一看我没吱声就说：“你别装了，跟我们走一趟。”
“凭啥呀？”
“就凭你是八路军的探子。”
我的心一激灵，心想这俩人的眼睛可真毒，他们怎么就能看出来我是八路军的人？
“你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我是地地道道的法特小学老师。”
“是法特老师？你撒什么慌！”
说着就来拽我。这时候票房子的人都围了过来卖呆，有两个警察分开人群看了一下扭头就走了。
这俩人横抓竖拽把我往屋外拉。
“你们不用这样，说上哪我就跟你们去。”
“你早这样不就好了，何必我们费这个事！”
这俩人领着我一不进票房子的警察值班室，二不往市区里走，而把我领到票房子外边墙旮旯的僻静处。其中一个大高个的人问我：
“你是想叫事大呢，还是叫事小？”
“事大怎么讲，事小怎么讲？”
“事大，我们把你送到警察局，就凭你是八路那边来的定你个探子罪，不枪毙也得剥层皮。”
“那事小呢？”
“事小那好办，你拿出点钱，咱们好说好散。”
我一听这哪是办公务，这不纯牌是敲诈吗？
“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问这干啥，我们是专抓探子的！”
“你们的证件呢？”
“唉呀哈，你敢管我们要证件，我给你看看！”
说完另一小个蹭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用手指弹着刀锋说：“这就是老子的证件，你到底拿不拿钱？”
“我看病都没钱哪有钱给你们？”
他伸手就来抢我的包，我喊了起来：“有人抢东西啦，来人哪！”
票房子里的一个警察可能是听到了喊声，开开门往这边瞅了一眼，扭头又回到屋里。
我一看这地方的警察不管事，就得自己动手吧，咋也不能叫他们把包抢去，那里边有九十多块大洋呢，那可够一般的人家活两年的。那时我身体虽然不好，但是毕竟有几年的武术功底，何况人在急眼的时候，这腰腿也就不那么疼了。
就在小个和我争夺皮包的时候，我猛地抬起拄棍子的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度“邦”地一声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打得“妈呀”一声一个腚墩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脑袋，那血顺着手往下淌。
高个一见“呼”地奔我扑来，我侧身一闪，一棍子打在他的后脖梗上，把他打了个狗吃屎。
票房子里这时候出来了两个警察，一边吹着警笛一边向我跑来。我本想撒鸭子就跑，可这腿脚不听使唤，结果没跑出几步就被他们抓住了。
进了车站警察值班室，一个留着胡子有二十多岁的警察不由分说，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嘴里骂道：“你***是干啥的这么凶？”
“不是我凶，是他们凶！”然后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那个年岁大的警察态度倒挺好，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这事倒不怨你，可你不应该下这么狠的手把人往死里头打呀！咱这地方是中央军的天下，是中华民国政府。咱们讲的是法律，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打坏人也是要花钱治病的。”
那个年轻的一把抢过我的皮包嘴里说：“你个病歪歪有没有钱？”
打开包一看他俩都傻眼了。年轻的说：“真没看出来你还带这么多钱。”
年长的说：“这些钱给他俩看病足够了！”然后叫那个年轻的把他俩带进来。
年轻的刚一出屋，年长的就说：“小伙子，火气太旺了不好。你这是叫我碰上了，换了别人值班还不得把你送到局子里啊！你信我话，花钱免灾，把这些钱交给我，我负责给他们看病，你走你的，你看怎么样？”
“老总，这钱不是我的，是我六哥的。”
“你六哥是干啥的？”
“是在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司令部当随从副官。”
“这四纵在长春啊！”
“我就是上长春去，你看我这车票。”
“真的吗？”
“我能唬弄你吗？你看我这带着地址——”
我把地址给他看了，又说：“你要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
他没吱声。
“这样吧老总，我给你十块银元，你帮个忙，把这事给我平了。我见着我六哥后他被不住来谢谢你呢！”
他听我这么一说又寻思了一下说：“行，我一是看你身体不好，二是看在你六哥是咱们的人份上，我帮你这个忙。”
我听他这么一说，从皮包里拿出十块大洋递个了他。看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知道这十块大洋够他几个月的工资了。
过了一会，年轻的警察领着那俩人进了屋。小个子的脑袋已经用破布包了起来，脸上和身上仍然血渍糊拉。大个子用手捂着脖子，进屋就说“所长，你可不能轻饶这小子，看他这个手劲肯定是八路的探子！”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年岁大的原来是所长。
这个所长这时把桌子一拍说道：“吵吵啥，吵吵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告诉你们吧，他是咱四总队司令的妹夫。你们可真是瞎了眼！”
我一听这所长的心眼可真快，这么一会就把我变成了司令的妹夫。
那个年轻的警察一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所长：“真的吗？”
“我打电话问了，司令说了他要是有一点差错就要你们的脑袋！”
这三个人一听你瞅我，我瞅你呆呆地说不出来话。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急忙说：“不用啦，弟兄们都是为了公务。”
这三个人点头哈腰的说：“那是，那是。”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啦！”
年轻的警察推开门，我抱着包走出了警察值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