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曹植仰起小脸，盯着主位上须皆白的郑玄，凝声问道：“先生贯通两派经学，乃三百年来第一人，那先生以为方今天下大乱，当如今文经学所言，通经致用，治乱世；还是当如古文经学所言，当闭门训诂治经而不问世事？”
曹植此问，一下子就点中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最为相异之处。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战国时期的典籍大都被焚毁，因此汉初的时候，大汉朝廷着人寻找那些未死的老学究，让他们将儒家经典背诵出来，这就是今文经的由来。而古文经，则是西汉时期，从地下出土了避过了焚书坑儒，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由于所用文字记载的不同，因此便称为今文经和古文经。
由于出土经书跟现存的经书对照，现不少相异之处，因此两派就互相攻击。古文经学派的就攻击今文经多错漏，而今文经学派则直接攻击出土的古文经是后人所造的伪书。这些本是学术之争，有争论无可口非，然而由于这时已经是独尊儒术，学术之争就掺杂了政治因素，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这里面又掺杂了政治主张。今文经学派注重讲经学中的大义，比较进取，因此主张通经致用。而古文经学派，则更注重考究学术内容，对于一言一词的考究极为严谨，而且以为古代社会比现在所处的社会更加圣明，常想恢复古制。信奉古文经学，曾经篡汉的王莽就试图恢复古制，可惜他失败了。
这两派经学，其实争执一直没有结束，从内容上的争执一直到形式主张上都相互攻击，范围也不仅仅限于经学。就如一千八百年后，史学派里面就有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之争，这跟经学今古文相争极为相似。
这经学之争，以曹植的眼光看来，可是够无聊的。无论今文经有没有错漏，但时至今日已经流传了四百年，怎么也算是经典了；而古文经无论是不是伪书，但也跟今文经一样，俱属于中华文化的瑰宝，根本没什么可争的。而且每个人所学不同，经历不同，也很难认定哪种才是对的，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准则。
在曹植看来，这些研究儒家经典的人，大都是死脑筋，自己认定是好的就要千方百计去证明给天下人看都是好的，甚至要穷一生之力对一字一句进行考究。这简直是空费光yin，同时也没有领悟到孔子所言的中庸之道。历史也已经证明了，学术上百家争鸣时代的展，远比一家独大的展来得好，然而儒家却偏偏喜欢兼收并蓄而后实行一家独大。当然，曹植也觉得兼收并蓄并非坏事，但问题是凭儒家之力，难以将世间事理完全兼收。
两派经学展至今，在郑玄手上已经渐趋于融合，而主导这次融合的乃是古文经学，这也使得古文经学主导中国学术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从两派的主张中就已经能看到结果，古文经学的人重考据，在学术上展迅猛，而今文经学重通经致用，研究的是现实问题。因此一旦遇上学术争执，今文经学的根基就会逐点逐点被古文经学所占据，最终在郑玄手上完成小一统。
不过既然只是说小一统而非大一统，就证明两者之间并非完美融合。特别是在学术上可以融合，然而一旦遇到政治主张和问题，相异之处就很难融合了。而凭古文经学重考据的传统，遇到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也确实难以一一解决，毕竟时代是进步的，不可能事事都有典籍事例参考。
因此，古文经学派屡攻不破的一个堡垒，就是今文经学派通经致用这个政治主张。学术上古文经学尽占上风，但到了政治主张，他们却是完败，最经典的事例莫过于王莽篡政之事。
既然两派之争在这个点最为ji烈，这就给了曹植攻破郑玄学术的机会了。
果然，郑玄听到之后，眉头紧皱，沉思了良久之后才答道：“古文经虽重训诂，然而并非是要一味闭门治经。避世非我儒家所为，而是黄老之术，而我儒家亦未必就无救世良方。”
郑玄此言，连消带打，将曹植刻意制造出来的矛盾归合到儒家这一整体里面去，破了曹植那针锋相对的尖锐问题。
不过曹植也不在意，淡然一笑道：“既然先生如此说，那小子第二问便是先生可有救世良方？”
曹植此言再出，那边已经睁开眼睛的郑玄眉头却是不自觉地皱了起来，他显然没有料到，曹植这么一个五岁小儿，连续问了这么两个高深问题。不过认真说起来，这两个问题也不算特别难想，第一个问题今古文之争，恐怕读书第一天先生就已经有教；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天下大乱这个现实问题，恐怕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想找到解决的办法，读过书的自然也会想。
而说起来，曹植第二个问题也却是切中了郑玄的软肋。他一生皆沉醉于经学，并无出仕，理政经验可以说没有。
草庐周围的士子，都知道郑玄的情况，虽然佩服他的学问，但现在天下大乱，也没有哪个人敢放言有救天下之良方。因此都暗暗为郑玄担心，同时看向曹植的目光也不同了，能在如此年岁问出如此高深的问题，绝不可以用寻常孩童的目光去看待。
郭嘉在一边笑谓曹操道：“恭喜主公，四公子大孝。”
郭嘉董袭人心，已经知道曹植这些问题，不仅是问了问题，更是让一旁的曹操能听到郑玄的答案。郑玄虽然没有出仕，然而毕竟学究天人，对于天下大势，必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许不一定正确和适合曹操施政所用，但毕竟也是一种意见，普通人更是连听的机会也没有。故此，郭嘉才说曹植大孝。
那边郑玄沉思了一会，才说道：“老夫以为，天下大乱之因由，当在人心散乱。救天下之道当在挽人心，只要人心归附，天下自然得救。而我儒家之学，正正是可挽天下人心之法！只要大兴儒学，用廉臣能吏以施清明之政，莫再让宦官、外戚此等小人当道，乱世自当能早日结束。”
曹植此问，一下子就点中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最为相异之处。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战国时期的典籍大都被焚毁，因此汉初的时候，大汉朝廷着人寻找那些未死的老学究，让他们将儒家经典背诵出来，这就是今文经的由来。而古文经，则是西汉时期，从地下出土了避过了焚书坑儒，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由于所用文字记载的不同，因此便称为今文经和古文经。
由于出土经书跟现存的经书对照，现不少相异之处，因此两派就互相攻击。古文经学派的就攻击今文经多错漏，而今文经学派则直接攻击出土的古文经是后人所造的伪书。这些本是学术之争，有争论无可口非，然而由于这时已经是独尊儒术，学术之争就掺杂了政治因素，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这里面又掺杂了政治主张。今文经学派注重讲经学中的大义，比较进取，因此主张通经致用。而古文经学派，则更注重考究学术内容，对于一言一词的考究极为严谨，而且以为古代社会比现在所处的社会更加圣明，常想恢复古制。信奉古文经学，曾经篡汉的王莽就试图恢复古制，可惜他失败了。
这两派经学，其实争执一直没有结束，从内容上的争执一直到形式主张上都相互攻击，范围也不仅仅限于经学。就如一千八百年后，史学派里面就有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之争，这跟经学今古文相争极为相似。
这经学之争，以曹植的眼光看来，可是够无聊的。无论今文经有没有错漏，但时至今日已经流传了四百年，怎么也算是经典了；而古文经无论是不是伪书，但也跟今文经一样，俱属于中华文化的瑰宝，根本没什么可争的。而且每个人所学不同，经历不同，也很难认定哪种才是对的，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准则。
在曹植看来，这些研究儒家经典的人，大都是死脑筋，自己认定是好的就要千方百计去证明给天下人看都是好的，甚至要穷一生之力对一字一句进行考究。这简直是空费光yin，同时也没有领悟到孔子所言的中庸之道。历史也已经证明了，学术上百家争鸣时代的展，远比一家独大的展来得好，然而儒家却偏偏喜欢兼收并蓄而后实行一家独大。当然，曹植也觉得兼收并蓄并非坏事，但问题是凭儒家之力，难以将世间事理完全兼收。
两派经学展至今，在郑玄手上已经渐趋于融合，而主导这次融合的乃是古文经学，这也使得古文经学主导中国学术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从两派的主张中就已经能看到结果，古文经学的人重考据，在学术上展迅猛，而今文经学重通经致用，研究的是现实问题。因此一旦遇上学术争执，今文经学的根基就会逐点逐点被古文经学所占据，最终在郑玄手上完成小一统。
不过既然只是说小一统而非大一统，就证明两者之间并非完美融合。特别是在学术上可以融合，然而一旦遇到政治主张和问题，相异之处就很难融合了。而凭古文经学重考据的传统，遇到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也确实难以一一解决，毕竟时代是进步的，不可能事事都有典籍事例参考。
因此，古文经学派屡攻不破的一个堡垒，就是今文经学派通经致用这个政治主张。学术上古文经学尽占上风，但到了政治主张，他们却是完败，最经典的事例莫过于王莽篡政之事。
既然两派之争在这个点最为ji烈，这就给了曹植攻破郑玄学术的机会了。
果然，郑玄听到之后，眉头紧皱，沉思了良久之后才答道：“古文经虽重训诂，然而并非是要一味闭门治经。避世非我儒家所为，而是黄老之术，而我儒家亦未必就无救世良方。”
郑玄此言，连消带打，将曹植刻意制造出来的矛盾归合到儒家这一整体里面去，破了曹植那针锋相对的尖锐问题。
不过曹植也不在意，淡然一笑道：“既然先生如此说，那小子第二问便是先生可有救世良方？”
曹植此言再出，那边已经睁开眼睛的郑玄眉头却是不自觉地皱了起来，他显然没有料到，曹植这么一个五岁小儿，连续问了这么两个高深问题。不过认真说起来，这两个问题也不算特别难想，第一个问题今古文之争，恐怕读书第一天先生就已经有教；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天下大乱这个现实问题，恐怕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想找到解决的办法，读过书的自然也会想。
而说起来，曹植第二个问题也却是切中了郑玄的软肋。他一生皆沉醉于经学，并无出仕，理政经验可以说没有。
草庐周围的士子，都知道郑玄的情况，虽然佩服他的学问，但现在天下大乱，也没有哪个人敢放言有救天下之良方。因此都暗暗为郑玄担心，同时看向曹植的目光也不同了，能在如此年岁问出如此高深的问题，绝不可以用寻常孩童的目光去看待。
郭嘉在一边笑谓曹操道：“恭喜主公，四公子大孝。”
郭嘉董袭人心，已经知道曹植这些问题，不仅是问了问题，更是让一旁的曹操能听到郑玄的答案。郑玄虽然没有出仕，然而毕竟学究天人，对于天下大势，必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许不一定正确和适合曹操施政所用，但毕竟也是一种意见，普通人更是连听的机会也没有。故此，郭嘉才说曹植大孝。
那边郑玄沉思了一会，才说道：“老夫以为，天下大乱之因由，当在人心散乱。救天下之道当在挽人心，只要人心归附，天下自然得救。而我儒家之学，正正是可挽天下人心之法！只要大兴儒学，用廉臣能吏以施清明之政，莫再让宦官、外戚此等小人当道，乱世自当能早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