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刑部相对事情比较简单：重新修订大明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打开了眼界的国民也只是少部分，而且现在刑部的官员总的来说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老派官员，朱由栋也不指望他们能够领会自己的真正意图。所以，这个不急，先慢慢做起来便是。
兵部的事情大多是常规性质的：西南、西北仍有零星的少数民族叛乱，对这些叛乱，朱由栋抱定的都是‘先镇压，再问理由’的态度。镇压完了后，确实是大明的地方官不像话的，那就惩罚地方官，并维持当地原状。是土司混蛋的，那就把这个土司全家给杀掉，然后要么换个土司（比较穷没啥产出的地方），要么就实行改土归流。
比较麻烦的是正北方向和东北的蒙古入侵问题：建州的灭亡，使得蒙古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林丹汗此时就任蒙古大汗已经十年之久，自身的能力和威望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已经能够聚集三万以上的牧民，对明朝的蓟辽、宣大等地进行较有威胁的侵犯。
对于这种情况，朱由栋的策略是：横海卫每次派一个千户去蓟辽，然后率领当地驻军与林丹汗作战。好吧，这家伙就是在拿林丹汗练手，并努力的把每一个横海卫的士兵都当成军官来培养——最次，一个普通的横海卫士兵，出去到其他卫所、军镇后，怎么也要能胜任把总。
礼部的事情也不多，1615年乃是两京十三省的乡试之年，礼部真正忙的时候是在明年。
嗯，明年，丙辰年，这一年的进士里名人可真的有点多。便是那些落榜的里面，也有不少厉害的。
最后的吏部嘛，朱由栋在听完了该部尚书赵焕的汇报后，微笑道：“大冢宰，孤找你要个人。”
“殿下客气，您是监国，何谈要。请殿下明示。”
“嗯，在你老家山东，有个巡盐御史叫毕懋康的，你可知道？”
“孟侯臣是知道的，此人乃徽州人士，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少年以书画灵动而闻名，出仕后又以能办实务而著称。昔年陕西旱灾，他主持赈济，花钱少而活民多。在山东担任巡盐后，迅速理清了历代欠单，真真称得上是一员干吏！”
“嗯，孤想把他调到北京，做户部侍郎，如何？”
“臣无异议！”
“好，待会孤下一道教令，吏科给事中如果没有异议，那就请吏部尽快办理吧。”
“臣遵命。”
朱由栋只是历史爱好者不是明史专家，所以对大明的历史名人，也只记得一些。
在军事专家方面，赵士祯他是知道并且记忆深刻的。但是毕懋康他就只是有点印象而已，穿越过来头几年，他完全没机会自己提拔人才，所以时间久了就忘了。
之所以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其实不是因为军事研究的问题。而是太孙殿下准备从万历四十三年开始，把大明的盐政好好整顿一下。
老朱在建国的时候，总体经济政策是很保守的。但是在盐政上却又比较超前。
盐税，在以农立国的国家里，在其财政中绝对占有重要地位。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对盐税的征收，大概分为三种方式。
一种是全部专卖制：国家掌控所有盐场，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国家负责。这种制度，好处在于国家可以通过全程把控，把食盐的价格定的极高，尽最大可能搜刮老百姓的铜板。而坏处则是低效、腐败、催生私盐。
其次是就场征税制：国家派出官员入驻各大盐场。盐场的生产由私人负责，盐生产出来后，国家官员在盐场里就把盐税给征收了。剩下的运输、销售什么的国家统统不管。这样做的好处是生产高效、私盐基本绝迹。坏处则是国家拿到的相对较少。
第三种则是就场专卖制。盐场的生产归私人所有，盐生产出来后，以固定的价格全部卖给国家。然后盐商到盐场向国家购买，购买之后盐商自己负责运输、销售。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稳稳的赚取差价，利益得到保障。而生产商、经销商也比较有积极性。
而老朱呢，他首创了开中法。
明代实行军屯，但是北方的军屯很难实现粮食自足。这个时候就需要内地运粮过去支援。而军屯的很多地方都是偏僻、险要之地。所以如果由国家来组织征粮运输，这个成本就会高得无法承受。然后老朱接受山西商人、官员的建议，创立了开中法。
具体方法是：商人买来粮食，运到国家指定地点。然后当地官员验收合格入库后，按照粮食多少，给予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商人拿着这盐引，到国家相应盐场获得食盐，之后再拿出来售卖并获得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军屯士兵得到了粮食，国家节省了运费和损耗，商人虽然辛苦了一些，但是获得了食盐这种商品，并进一步获得利润。而且，商人沿途购粮、运粮，以及取盐，极大的带动了沿途商路各种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方法一经推出，就迅速得到各方大佬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受损的还是老百姓：商人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才拿到盐引，不把盐价定高一点，这利润怎么体现？
虽说如此，但在明朝这个时期，能够有这样的办法解决边疆士兵的口粮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创举了。
但是，这样的方法自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盐税的收取受损：商人只要有运送粮食到位的证明，就能拿到盐引，有了盐引就可以无偿的拿到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收不到盐税的，也就是说，国家的现金收入减少。
其次是容易滋生腐败：既然有了盐引就能拿到盐，那便是说，盐引就是钱！而盐引是谁来制作的呢？官员。而明朝官员的操守，呵呵呵......
老朱和朱老四在位的时候还好，大家手脚不敢放开了整，开中法总体运转还算不错。等到这两位狠人去世后，明朝的宗室、官员、士绅，纷纷朝着盐引伸手——这些家伙当然不会去把粮食辛辛苦苦的运送给驻军再去拿盐引，而是靠着一身的官威直接去白拿！
他们白拿了倒是爽了，但是盐场的产量就那么一点，你把盐引拿了，把盐支取走了。那些老实的平民商人，辛辛苦苦的把粮食运给驻军，拿着盐引去盐场却取不到盐，自然也就无法获取利润，亏了一个血本无归——从明代成化年间开始，当时明人的笔记里就出现了爷爷获得了盐引，到了孙子一辈都无法从盐场获得食盐的记载。
如此被腐败摧毁了的开中法，自然导致了驻军缺粮，却又没有商人愿意运，老百姓还不得不吃高价盐的恶劣局面。
接下来自然是私盐泛滥，国家盐政破灭。
从西汉起，盐税就是中华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末年国家财政几乎是完全依靠盐税来养军对抗蒙古。而明代的盐税......
做这么一个比较吧。北宋时期，国家对每斤盐抽税30文。明朝大约抽20文。而盐价呢？北宋市价50文一斤，明朝市价300文一斤，比北宋高六倍。而北宋盐价在历史上一直以抽税过高导致售价过高而名声极差......
北宋时期，没有发明围海晒盐法，产盐有限，自然征税也有限。即便如此，北宋一年的盐税可以达到1200万贯以上。而大明这个时候的盐税是多少？币制改革前，接近100万两。改革后，也只有130多万元。
而根据曹三喜的测算，如果大明能够像北宋时期那样有完善的盐政收税制度，每年光是盐税，其收入就不会低于1500万元！
这就让现在每年都要补贴给户部至少300万元的朱由栋坐不住了。
再说了，作为穿越者，朱由栋还是有那么一点理想的：大明的老百姓全民富裕实在有点难，但是身为穿越者，不能让全国大部分百姓吃饱穿暖，那就真的太不像话了。
全国人口普查，是整治大明各种顽疾的第一步。之后是重建黄册和鱼鳞图册，由此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相对公平的缴纳赋税——如此，吃饱穿暖才有可能实现。
而现在，这个盐政，看来也是不得不整了！身为穿越者，若是让全国百姓盐都买不起，那可就真的辜负这个称号了。
所以，朱由栋就问温体仁：我要整顿盐政，你给推荐个人才。然后老温就推荐了毕懋康。而在听到毕懋康这个名字后，朱由栋一拍脑袋：哎呀，这个人岂止是干吏，也是一个军事科技的天才啊！
兵部的事情大多是常规性质的：西南、西北仍有零星的少数民族叛乱，对这些叛乱，朱由栋抱定的都是‘先镇压，再问理由’的态度。镇压完了后，确实是大明的地方官不像话的，那就惩罚地方官，并维持当地原状。是土司混蛋的，那就把这个土司全家给杀掉，然后要么换个土司（比较穷没啥产出的地方），要么就实行改土归流。
比较麻烦的是正北方向和东北的蒙古入侵问题：建州的灭亡，使得蒙古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林丹汗此时就任蒙古大汗已经十年之久，自身的能力和威望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已经能够聚集三万以上的牧民，对明朝的蓟辽、宣大等地进行较有威胁的侵犯。
对于这种情况，朱由栋的策略是：横海卫每次派一个千户去蓟辽，然后率领当地驻军与林丹汗作战。好吧，这家伙就是在拿林丹汗练手，并努力的把每一个横海卫的士兵都当成军官来培养——最次，一个普通的横海卫士兵，出去到其他卫所、军镇后，怎么也要能胜任把总。
礼部的事情也不多，1615年乃是两京十三省的乡试之年，礼部真正忙的时候是在明年。
嗯，明年，丙辰年，这一年的进士里名人可真的有点多。便是那些落榜的里面，也有不少厉害的。
最后的吏部嘛，朱由栋在听完了该部尚书赵焕的汇报后，微笑道：“大冢宰，孤找你要个人。”
“殿下客气，您是监国，何谈要。请殿下明示。”
“嗯，在你老家山东，有个巡盐御史叫毕懋康的，你可知道？”
“孟侯臣是知道的，此人乃徽州人士，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少年以书画灵动而闻名，出仕后又以能办实务而著称。昔年陕西旱灾，他主持赈济，花钱少而活民多。在山东担任巡盐后，迅速理清了历代欠单，真真称得上是一员干吏！”
“嗯，孤想把他调到北京，做户部侍郎，如何？”
“臣无异议！”
“好，待会孤下一道教令，吏科给事中如果没有异议，那就请吏部尽快办理吧。”
“臣遵命。”
朱由栋只是历史爱好者不是明史专家，所以对大明的历史名人，也只记得一些。
在军事专家方面，赵士祯他是知道并且记忆深刻的。但是毕懋康他就只是有点印象而已，穿越过来头几年，他完全没机会自己提拔人才，所以时间久了就忘了。
之所以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其实不是因为军事研究的问题。而是太孙殿下准备从万历四十三年开始，把大明的盐政好好整顿一下。
老朱在建国的时候，总体经济政策是很保守的。但是在盐政上却又比较超前。
盐税，在以农立国的国家里，在其财政中绝对占有重要地位。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对盐税的征收，大概分为三种方式。
一种是全部专卖制：国家掌控所有盐场，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国家负责。这种制度，好处在于国家可以通过全程把控，把食盐的价格定的极高，尽最大可能搜刮老百姓的铜板。而坏处则是低效、腐败、催生私盐。
其次是就场征税制：国家派出官员入驻各大盐场。盐场的生产由私人负责，盐生产出来后，国家官员在盐场里就把盐税给征收了。剩下的运输、销售什么的国家统统不管。这样做的好处是生产高效、私盐基本绝迹。坏处则是国家拿到的相对较少。
第三种则是就场专卖制。盐场的生产归私人所有，盐生产出来后，以固定的价格全部卖给国家。然后盐商到盐场向国家购买，购买之后盐商自己负责运输、销售。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稳稳的赚取差价，利益得到保障。而生产商、经销商也比较有积极性。
而老朱呢，他首创了开中法。
明代实行军屯，但是北方的军屯很难实现粮食自足。这个时候就需要内地运粮过去支援。而军屯的很多地方都是偏僻、险要之地。所以如果由国家来组织征粮运输，这个成本就会高得无法承受。然后老朱接受山西商人、官员的建议，创立了开中法。
具体方法是：商人买来粮食，运到国家指定地点。然后当地官员验收合格入库后，按照粮食多少，给予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商人拿着这盐引，到国家相应盐场获得食盐，之后再拿出来售卖并获得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军屯士兵得到了粮食，国家节省了运费和损耗，商人虽然辛苦了一些，但是获得了食盐这种商品，并进一步获得利润。而且，商人沿途购粮、运粮，以及取盐，极大的带动了沿途商路各种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方法一经推出，就迅速得到各方大佬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受损的还是老百姓：商人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才拿到盐引，不把盐价定高一点，这利润怎么体现？
虽说如此，但在明朝这个时期，能够有这样的办法解决边疆士兵的口粮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创举了。
但是，这样的方法自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盐税的收取受损：商人只要有运送粮食到位的证明，就能拿到盐引，有了盐引就可以无偿的拿到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收不到盐税的，也就是说，国家的现金收入减少。
其次是容易滋生腐败：既然有了盐引就能拿到盐，那便是说，盐引就是钱！而盐引是谁来制作的呢？官员。而明朝官员的操守，呵呵呵......
老朱和朱老四在位的时候还好，大家手脚不敢放开了整，开中法总体运转还算不错。等到这两位狠人去世后，明朝的宗室、官员、士绅，纷纷朝着盐引伸手——这些家伙当然不会去把粮食辛辛苦苦的运送给驻军再去拿盐引，而是靠着一身的官威直接去白拿！
他们白拿了倒是爽了，但是盐场的产量就那么一点，你把盐引拿了，把盐支取走了。那些老实的平民商人，辛辛苦苦的把粮食运给驻军，拿着盐引去盐场却取不到盐，自然也就无法获取利润，亏了一个血本无归——从明代成化年间开始，当时明人的笔记里就出现了爷爷获得了盐引，到了孙子一辈都无法从盐场获得食盐的记载。
如此被腐败摧毁了的开中法，自然导致了驻军缺粮，却又没有商人愿意运，老百姓还不得不吃高价盐的恶劣局面。
接下来自然是私盐泛滥，国家盐政破灭。
从西汉起，盐税就是中华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末年国家财政几乎是完全依靠盐税来养军对抗蒙古。而明代的盐税......
做这么一个比较吧。北宋时期，国家对每斤盐抽税30文。明朝大约抽20文。而盐价呢？北宋市价50文一斤，明朝市价300文一斤，比北宋高六倍。而北宋盐价在历史上一直以抽税过高导致售价过高而名声极差......
北宋时期，没有发明围海晒盐法，产盐有限，自然征税也有限。即便如此，北宋一年的盐税可以达到1200万贯以上。而大明这个时候的盐税是多少？币制改革前，接近100万两。改革后，也只有130多万元。
而根据曹三喜的测算，如果大明能够像北宋时期那样有完善的盐政收税制度，每年光是盐税，其收入就不会低于1500万元！
这就让现在每年都要补贴给户部至少300万元的朱由栋坐不住了。
再说了，作为穿越者，朱由栋还是有那么一点理想的：大明的老百姓全民富裕实在有点难，但是身为穿越者，不能让全国大部分百姓吃饱穿暖，那就真的太不像话了。
全国人口普查，是整治大明各种顽疾的第一步。之后是重建黄册和鱼鳞图册，由此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相对公平的缴纳赋税——如此，吃饱穿暖才有可能实现。
而现在，这个盐政，看来也是不得不整了！身为穿越者，若是让全国百姓盐都买不起，那可就真的辜负这个称号了。
所以，朱由栋就问温体仁：我要整顿盐政，你给推荐个人才。然后老温就推荐了毕懋康。而在听到毕懋康这个名字后，朱由栋一拍脑袋：哎呀，这个人岂止是干吏，也是一个军事科技的天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