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内蒙之战 第七十三章 元老-愿做强国一小民tx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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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做强国一小民
作者:梦之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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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元老们又一次聚集在了一起。自我说也奇怪,日本实行的是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而事实上元老在日本也只是一种非官方的称呼,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元老负责答复天皇咨政,另外,在内阁更迭之际,也参与讨论后继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等国家最高决策过程,权力是相当大的。元老包括了明治维新以来的九位资深政治家,有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严、桂太郎以及西园寺公望,除西园寺公望是出身华族,其余均来自萨摩或长州地区,是当年维新运动的支柱。
元老中黑田清隆和西乡从道已经去世,伊藤博文的伤就没有完全康复过,虽然他的政治影响里依然巨大,可说是一言九鼎,但毕竟已经力不从心,只得退居幕后,大山严更像是个标准的军人,在政治方面远不如其他元老活跃,井上馨进入官界后,便是着力治理财政,后来更是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投放到了实业界,他和日本邮船、三井财阀、藤田组有密切联系,在财界有着强有力的言权,相比而言他虽然同样是位高权重,于政界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松方正义两度出任相,于财政方面积极进取,大有作为,但在政治运营方面,他不顾民意,屡出暴举,他所领导的内阁在议会内没有支持者,内阁内部也不能团结统一,最后的辞职实在是软弱无能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暴自弃,就像评论说地那样方面如此光明正大。一方面又为操纵议会使尽一切卑劣手段”,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丑恶混乱,在历代相中可以算是最差的一位,在元老中他的地位也不能与其他几位相比。真正的实权派是山县有朋、桂太郎以及西园寺公望,但即便是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元老的意见。这一次说是元老的聚会,但为了取得多方面的谅解,也请来了其他正在位的重要政治家。
不管是早前的伊藤博文,或者是现在地西园寺公望,都一直有一个忧虑:从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展出来的政党内阁,在组阁后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的权威上的缺乏,使得政党内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受到极大牵制,也使日本在国内外政策上有时会表现出诡异的不连续和不一致性。日本地内阁虽然是通过普遍选举而确立,但是内阁并未拥有如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行政权力。日本行政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统帅权的独立上,军队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在宪政国家中它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特别设定,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维新派领导人把持了政坛,他们也面临着国内要求全面西化和保留本土特色地双重压力,在明治时期兴起地自由民权运动更萌芽了政党政治。^^^^为了保持元老对政治的影响元老之一的山县有朋在政府中通过法案,规定了军队的人事权独立,将本已是既成事实的军队人事权独立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这也得到了其他元老的共同支持。该法案规定军以及参谋本部必须由军方的重要将领担任这一职务。通过这一法案,元老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先,可以保持元老对内阁地控制,内阁中的6军、海军部长必须由军方高级将官出任,而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过军方将领拒绝出任而倒阁。其次。军队人事权的独立可以保持元老对军队的影响力,使军队不至受内阁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爆以致最后的胜利,若不是有这样一套制度在保驾护航,当真是不可想象地。
对于伊藤博文他们这些人来说,自然还是更加偏爱政党政治,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地核心思想是所谓“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地指导思想。早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最终伊藤博文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妥协。好在明治天皇是以为强有力的君主,国家大局尚在掌握之中。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元老们所掌握的政府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在缓慢的展着,初步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一些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依照普遍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是一个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元老的举荐。第二、选举中获胜。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并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某种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西园寺公望等一些人是赞成政党政治的,并且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明显的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友会等一些政党也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一种常态。现实政治的展却与西园寺原先的设想恰恰相反,政党严重的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地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明治天皇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他的继承人精神状态非常糟,显然不是那种能够驾驭那些桀骜不驯的军人的强力君主,元老们在世时一切还能应付,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地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与文官集团相对的便是所谓山县系。山县有朋不是一个能力非常出众的人,也没有大的战功。因为大村益次郎被暗杀;前原一诚在辞去兵部大辅之职,并因地荻之乱遭处刑;西乡隆盛因鼓吹征韩论而失势;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相继下野西乡等人在西南战争中失败,从此从政坛消失。这样,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县胜任军队的领袖了以鸟尾、三浦、大谷、曾我四位将军为的反山县势力被从要职上排挤下来,从此6军中形成了山县派这样一个大派阀。山县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界、官界和学术界,形成除军部外还囊括枢密院、贵族院、司法省在内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阀。即便是到了很久以后,也没有人能越。山县有朋本人的能力不足,在明治政府中算不得出类拔萃,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么庞大地派阀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他在用人时先派给他们各种任务以判断一个人地能力如何,之后适才适用,根据能力委以相应工作,磨炼其才能后再委以重用。*****他对部下从不弃之不顾,而是想办法帮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县的部下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论功行赏。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山县宣誓效忠,结成派阀,逐渐壮大。山县时常自称为“一介武夫”,实际却深谋远虑。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拥戴,但伊藤过于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别人。对没有能力的人弃之不顾,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阀。很多人都承认伊藤是精英,但极少人成为其心腹。山县占据权力中心时,那些想利用山县的人更加趋之若骛,也使他的实力更加庞大。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山县有朋一向是最厌恶政党政治地,不过他现在却要与那些政党政治家们合作,去共同对付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军部。这还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那些被各种千奇百怪的思想冲昏了头脑的少壮派军人可以完全不用理会英国人的态度。而山县有朋却不可以视若无睹,国家的财政已经不允许这场战争再打下去了。那些少壮派们摆出一副人定胜天的架势,还是老一套地肉弹胜子弹地理论,毫无新意不说,就是让他们用同样的话去说服那些几近歇斯底里地民众也不可能,增兵是绝对办不到的,既然已经不能取胜,倒不如好好考虑一下善后的问题还更实际些,当然,对于山县有朋来说这还远不是全部的原因,最让他恼火的还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大岛义昌敢于擅自动这场准备的非常仓促的战争,他自己的原因固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少壮派军官的鼓动,而山县平日里的纵容也是原因的一个方面。与文官集团相比,山县系制定计划相对显得粗糙一些,但这也是可执行性很高的既定方案,现在由于少壮派军人的胡闹,计划只能从新改过,而身为元老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当然,山县是不主张过分处罚军部的,也不同意因此削弱军部的权力,这是他对付文官集团的法宝,当然不会自废武功,但那些擅自行动的人必须得到教训,那些不肯听话的则要清除出军队系统。
元老,政党,军部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政党与军部之间存在矛盾,但由于元老的存在,在军部、政党形成了一个中和的力量。而不管是对于政党还是军部来说,元老都具备他们所认可的方面。
对军部来说,元老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并参与了明治后军队的创建,元老和军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素有“萨摩海军,长州6军”之说。而以往所奉行的元老政治,元老以其与军队的天然联系和威望,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
对于政党来说,元老们大多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们强调日本政治的独特性,但元老认识到政党政治是未来展的必然趋向,而事实上日本最早的政党也正是这些元老们成立的。
而对于元老来说,通过他们出面调和,减少军部使用暴力的风险,保持军部与政党力量的均衡,这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责任是要有人出来承担的。”西园寺公望明显的是在替文官们说话,“大本营的威望不能因此受到破坏,否则今后再有战事便很难出来服众,关东军这一次集结了这么多军队,仗却打成这个样子,看来有些人的确是治军无方,参谋部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也有责任,必须要予以追究,而且一定要追究到个人,这样才能安抚一般民众的情绪。”
山县有朋哼了一声,对于此他并没有意见,但仅仅如此安抚军部的情绪。
“这一次明显的是下级军官擅自行动在前,之后我们又要照顾盟友的立场,并不能算是帝国的失败。”伊藤博文这时候表现出了他的老辣,“虽然打了败仗,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一些问题因此暴露了出来,我们可以及时改正。而这一次我们照顾到了盟友的立场,在其他方面就要有所补偿,海军方面要制定新的造舰计划,支那人的无畏舰算不得什么,我们早晚是要越的,6军的力量也要增加,特别是关东军,他们的力量还是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外务省在这方面要多努力,我们照顾到了英法的立场,他们也要找过到我们的立场。”
山县有朋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承诺,至于上海那边的谈判,他还压制住军部的意见的……
元老中黑田清隆和西乡从道已经去世,伊藤博文的伤就没有完全康复过,虽然他的政治影响里依然巨大,可说是一言九鼎,但毕竟已经力不从心,只得退居幕后,大山严更像是个标准的军人,在政治方面远不如其他元老活跃,井上馨进入官界后,便是着力治理财政,后来更是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投放到了实业界,他和日本邮船、三井财阀、藤田组有密切联系,在财界有着强有力的言权,相比而言他虽然同样是位高权重,于政界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松方正义两度出任相,于财政方面积极进取,大有作为,但在政治运营方面,他不顾民意,屡出暴举,他所领导的内阁在议会内没有支持者,内阁内部也不能团结统一,最后的辞职实在是软弱无能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暴自弃,就像评论说地那样方面如此光明正大。一方面又为操纵议会使尽一切卑劣手段”,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丑恶混乱,在历代相中可以算是最差的一位,在元老中他的地位也不能与其他几位相比。真正的实权派是山县有朋、桂太郎以及西园寺公望,但即便是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元老的意见。这一次说是元老的聚会,但为了取得多方面的谅解,也请来了其他正在位的重要政治家。
不管是早前的伊藤博文,或者是现在地西园寺公望,都一直有一个忧虑:从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展出来的政党内阁,在组阁后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的权威上的缺乏,使得政党内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受到极大牵制,也使日本在国内外政策上有时会表现出诡异的不连续和不一致性。日本地内阁虽然是通过普遍选举而确立,但是内阁并未拥有如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行政权力。日本行政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统帅权的独立上,军队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在宪政国家中它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特别设定,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维新派领导人把持了政坛,他们也面临着国内要求全面西化和保留本土特色地双重压力,在明治时期兴起地自由民权运动更萌芽了政党政治。^^^^为了保持元老对政治的影响元老之一的山县有朋在政府中通过法案,规定了军队的人事权独立,将本已是既成事实的军队人事权独立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这也得到了其他元老的共同支持。该法案规定军以及参谋本部必须由军方的重要将领担任这一职务。通过这一法案,元老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先,可以保持元老对内阁地控制,内阁中的6军、海军部长必须由军方高级将官出任,而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过军方将领拒绝出任而倒阁。其次。军队人事权的独立可以保持元老对军队的影响力,使军队不至受内阁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爆以致最后的胜利,若不是有这样一套制度在保驾护航,当真是不可想象地。
对于伊藤博文他们这些人来说,自然还是更加偏爱政党政治,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地核心思想是所谓“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地指导思想。早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最终伊藤博文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妥协。好在明治天皇是以为强有力的君主,国家大局尚在掌握之中。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元老们所掌握的政府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在缓慢的展着,初步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一些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依照普遍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是一个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元老的举荐。第二、选举中获胜。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并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某种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西园寺公望等一些人是赞成政党政治的,并且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明显的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友会等一些政党也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一种常态。现实政治的展却与西园寺原先的设想恰恰相反,政党严重的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地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明治天皇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他的继承人精神状态非常糟,显然不是那种能够驾驭那些桀骜不驯的军人的强力君主,元老们在世时一切还能应付,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地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与文官集团相对的便是所谓山县系。山县有朋不是一个能力非常出众的人,也没有大的战功。因为大村益次郎被暗杀;前原一诚在辞去兵部大辅之职,并因地荻之乱遭处刑;西乡隆盛因鼓吹征韩论而失势;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相继下野西乡等人在西南战争中失败,从此从政坛消失。这样,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县胜任军队的领袖了以鸟尾、三浦、大谷、曾我四位将军为的反山县势力被从要职上排挤下来,从此6军中形成了山县派这样一个大派阀。山县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界、官界和学术界,形成除军部外还囊括枢密院、贵族院、司法省在内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阀。即便是到了很久以后,也没有人能越。山县有朋本人的能力不足,在明治政府中算不得出类拔萃,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么庞大地派阀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他在用人时先派给他们各种任务以判断一个人地能力如何,之后适才适用,根据能力委以相应工作,磨炼其才能后再委以重用。*****他对部下从不弃之不顾,而是想办法帮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县的部下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论功行赏。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山县宣誓效忠,结成派阀,逐渐壮大。山县时常自称为“一介武夫”,实际却深谋远虑。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拥戴,但伊藤过于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别人。对没有能力的人弃之不顾,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阀。很多人都承认伊藤是精英,但极少人成为其心腹。山县占据权力中心时,那些想利用山县的人更加趋之若骛,也使他的实力更加庞大。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山县有朋一向是最厌恶政党政治地,不过他现在却要与那些政党政治家们合作,去共同对付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军部。这还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那些被各种千奇百怪的思想冲昏了头脑的少壮派军人可以完全不用理会英国人的态度。而山县有朋却不可以视若无睹,国家的财政已经不允许这场战争再打下去了。那些少壮派们摆出一副人定胜天的架势,还是老一套地肉弹胜子弹地理论,毫无新意不说,就是让他们用同样的话去说服那些几近歇斯底里地民众也不可能,增兵是绝对办不到的,既然已经不能取胜,倒不如好好考虑一下善后的问题还更实际些,当然,对于山县有朋来说这还远不是全部的原因,最让他恼火的还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大岛义昌敢于擅自动这场准备的非常仓促的战争,他自己的原因固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少壮派军官的鼓动,而山县平日里的纵容也是原因的一个方面。与文官集团相比,山县系制定计划相对显得粗糙一些,但这也是可执行性很高的既定方案,现在由于少壮派军人的胡闹,计划只能从新改过,而身为元老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当然,山县是不主张过分处罚军部的,也不同意因此削弱军部的权力,这是他对付文官集团的法宝,当然不会自废武功,但那些擅自行动的人必须得到教训,那些不肯听话的则要清除出军队系统。
元老,政党,军部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政党与军部之间存在矛盾,但由于元老的存在,在军部、政党形成了一个中和的力量。而不管是对于政党还是军部来说,元老都具备他们所认可的方面。
对军部来说,元老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并参与了明治后军队的创建,元老和军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素有“萨摩海军,长州6军”之说。而以往所奉行的元老政治,元老以其与军队的天然联系和威望,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
对于政党来说,元老们大多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们强调日本政治的独特性,但元老认识到政党政治是未来展的必然趋向,而事实上日本最早的政党也正是这些元老们成立的。
而对于元老来说,通过他们出面调和,减少军部使用暴力的风险,保持军部与政党力量的均衡,这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责任是要有人出来承担的。”西园寺公望明显的是在替文官们说话,“大本营的威望不能因此受到破坏,否则今后再有战事便很难出来服众,关东军这一次集结了这么多军队,仗却打成这个样子,看来有些人的确是治军无方,参谋部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也有责任,必须要予以追究,而且一定要追究到个人,这样才能安抚一般民众的情绪。”
山县有朋哼了一声,对于此他并没有意见,但仅仅如此安抚军部的情绪。
“这一次明显的是下级军官擅自行动在前,之后我们又要照顾盟友的立场,并不能算是帝国的失败。”伊藤博文这时候表现出了他的老辣,“虽然打了败仗,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一些问题因此暴露了出来,我们可以及时改正。而这一次我们照顾到了盟友的立场,在其他方面就要有所补偿,海军方面要制定新的造舰计划,支那人的无畏舰算不得什么,我们早晚是要越的,6军的力量也要增加,特别是关东军,他们的力量还是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外务省在这方面要多努力,我们照顾到了英法的立场,他们也要找过到我们的立场。”
山县有朋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承诺,至于上海那边的谈判,他还压制住军部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