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大胜之机，方怀向奕忻、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提出了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之事。一场大胜，民心民气都是成倍地增长，若不是方怀派兵保护，法国使馆恐怕已经被砸了。这在中法之战前几乎是不可能生的事。《大清日报》在方怀的授意下报道了巴士海战的全过程，这份报纸郑观应的报馆被迫加印了三次仍迅被兜售一空。
到了后来，这场海战甚至被艺人编成了评书，在民间广泛流传，当听到徐长顺、林国祥逆袭法国舰队，全场少有不掉泪的，而直接的结果就是报考江南海军学院和福建船政学堂的人比报考其它大学的人要多出好几倍。各乡各村有个在水师当兵的都成了岳武穆式的人物，比出个县老爷还光荣，各家的姑娘过身的时候都要多看几眼。
如今军机处六人不是对我马是瞻的奕?、崇厚，就是属于洋务派的奕忻、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奕忻管着总理衙门和礼部，奕?署理刑部，李鸿章是户部尚书，左宗棠是兵部尚书，彭玉麟是吏部尚书，崇厚是工部尚书，很多时候我干脆绕过廷议，直接通过军机处处理朝政和给地方督抚旨意，省得一天到晚看着朝廷里那些昏聩的官员心里烦。
但李鸿章等人听我说完竟然都面有难色，方怀不禁审视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臣公有话请说，你们都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见识经验均远胜于朕，朕的话有不妥之处你们只管说。”
奕忻依旧是不说话，老神在在的样子。还是李鸿章开口道：“皇上欲倡西学，我等自是全力支持，只是要在全国各县府兴建新式学堂需皇上诏明告天下，这必然引来许多朝中非议，而如果皇上通过军机处行文各省，臣怕西北、西南之省不会奉诏。”
“此是为何？”
“启禀皇上，这些省受洋人所害尚小，不明西学于我大清之利，臣以为可在一府一省先试行，见其利弊，再推而广之。朝廷官员见于我大清有利也自无话可说。”
这时左宗棠也站出来道：“皇上让所有适龄童子入学就读，这男女之防也会引起朝廷非议，还需想个妥善之策。”
方怀一听顿时一个头两个大，最后和他们定下先在江、浙、闽、粤四省推行，以后再逐步扩大，争取在五年内推广到全国。而这四省凡适龄童子必须入县学就读六年，否则其父母以违制关押。不过为了减小阻力，只是硬性规定了男子必须就读，而女子则是自愿就读。
看到自己原来的计划被七减八扣改得面目全非的样子，方怀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无奈，在中国要想改革就是这么难。
然而就算我进行了这么多的妥协，这场普及义务教育的改革依然不是一帆风顺，当方怀让张之洞、刘坤一他们把新学堂建起来后，前来应聘作先生人却是寥寥无几，大部分大学毕业的学子竟然都被那些兴办的工厂抢了去，毕竟那些工厂优厚的薪水可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的那几个钱可以比的。这样的结果不禁让方怀目瞪口呆，总不能让那些工厂不准招这些学子吧，何况这些工厂能意识到知识人才的重要也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但自己怀普及义务教育的师资力量从哪里来呢？方怀把自己关在书房内苦苦思索。
现在国家的情况不可能给他们太高的薪水，而如果强制大学毕业的学子到学堂供职呢？这么做或许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长期看绝对是一项弊政，人力资源分配到后世已经是一门科学，它受市场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大学的学子无疑处于这种金字塔的顶端，强制安排他们的去向，即使他们接受了也心不在焉，而另一方面，出路无忧也会让一些学生在考上大学后不知长进，就像后世的大学分配制度一样。所以对他们的安排只能引导不能强制。
三天后，一道旨意通过军机处出。今后凡在县学中供职的学子朝廷授予秀才身份，在府学中供职的学子一律授予举人身份，见官不拜。中国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在南北朝时期官本位体制就已经形成了，讲究“学而优则仕”。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为了求个秀才举人的身份皓穷经，一生苦苦追寻，而在国人眼里有个秀才举人的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对刚刚从大学里出来的学子不能不说是很大诱惑。
而且，方怀酝酿已久的科举改革也将要开始了。
那一场反贪污运动让不少人丢了官，空出来的位子让国家一些部门的运行都出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补充一批新鲜血液。而现在选拔官吏的手段只有科举，，两年前自己刚刚亲政，又要准备迎接中法之战，结果那场大比选出来的官员只有刘光第和康有为自己还看得上眼，所以科举是不得不改了。
只是这次科举的改革却没法绕过廷议直接用军机处行文了，这必然又要戳痛朝廷里那些胡子一大把的官员了。
其实对于科举制度的优劣后世也有较大的争论，很多人提到科举制度时，总是片面地痛斥其腐朽，而一等到高考结束，众多媒体便抢着捧那些所谓的“高考状元”，这足以让人思索。
一、科举制度是否可以选拔真才；二、科举制度是否造成中国科技展迟滞；三、科举制度是否做到公正公平。这是科举制度争论的三对主要矛盾，而在我看来这三对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科举制度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从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但科举制也同时降低了人才产生的概率，造就了一大批庸才，范进、孔乙己并非是无中生有，不过这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造成的，并非是不可改变。
中国科技技术展的迟滞，方怀认为与其说是科举制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宋朝以来的程朱理学造成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更是把这种思维推到了一个巅峰。
至于科举制度的公证性，虽然应考者还深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主考官人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生产力的展这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就像现在京浦路修通后，以前进京赶考要走数月现在只需两日就可以到了。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科举制度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不可不改的地步。要知道科举选出来的直接就是国家的官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这个政府的形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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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来，这场海战甚至被艺人编成了评书，在民间广泛流传，当听到徐长顺、林国祥逆袭法国舰队，全场少有不掉泪的，而直接的结果就是报考江南海军学院和福建船政学堂的人比报考其它大学的人要多出好几倍。各乡各村有个在水师当兵的都成了岳武穆式的人物，比出个县老爷还光荣，各家的姑娘过身的时候都要多看几眼。
如今军机处六人不是对我马是瞻的奕?、崇厚，就是属于洋务派的奕忻、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奕忻管着总理衙门和礼部，奕?署理刑部，李鸿章是户部尚书，左宗棠是兵部尚书，彭玉麟是吏部尚书，崇厚是工部尚书，很多时候我干脆绕过廷议，直接通过军机处处理朝政和给地方督抚旨意，省得一天到晚看着朝廷里那些昏聩的官员心里烦。
但李鸿章等人听我说完竟然都面有难色，方怀不禁审视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臣公有话请说，你们都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见识经验均远胜于朕，朕的话有不妥之处你们只管说。”
奕忻依旧是不说话，老神在在的样子。还是李鸿章开口道：“皇上欲倡西学，我等自是全力支持，只是要在全国各县府兴建新式学堂需皇上诏明告天下，这必然引来许多朝中非议，而如果皇上通过军机处行文各省，臣怕西北、西南之省不会奉诏。”
“此是为何？”
“启禀皇上，这些省受洋人所害尚小，不明西学于我大清之利，臣以为可在一府一省先试行，见其利弊，再推而广之。朝廷官员见于我大清有利也自无话可说。”
这时左宗棠也站出来道：“皇上让所有适龄童子入学就读，这男女之防也会引起朝廷非议，还需想个妥善之策。”
方怀一听顿时一个头两个大，最后和他们定下先在江、浙、闽、粤四省推行，以后再逐步扩大，争取在五年内推广到全国。而这四省凡适龄童子必须入县学就读六年，否则其父母以违制关押。不过为了减小阻力，只是硬性规定了男子必须就读，而女子则是自愿就读。
看到自己原来的计划被七减八扣改得面目全非的样子，方怀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无奈，在中国要想改革就是这么难。
然而就算我进行了这么多的妥协，这场普及义务教育的改革依然不是一帆风顺，当方怀让张之洞、刘坤一他们把新学堂建起来后，前来应聘作先生人却是寥寥无几，大部分大学毕业的学子竟然都被那些兴办的工厂抢了去，毕竟那些工厂优厚的薪水可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的那几个钱可以比的。这样的结果不禁让方怀目瞪口呆，总不能让那些工厂不准招这些学子吧，何况这些工厂能意识到知识人才的重要也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但自己怀普及义务教育的师资力量从哪里来呢？方怀把自己关在书房内苦苦思索。
现在国家的情况不可能给他们太高的薪水，而如果强制大学毕业的学子到学堂供职呢？这么做或许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长期看绝对是一项弊政，人力资源分配到后世已经是一门科学，它受市场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大学的学子无疑处于这种金字塔的顶端，强制安排他们的去向，即使他们接受了也心不在焉，而另一方面，出路无忧也会让一些学生在考上大学后不知长进，就像后世的大学分配制度一样。所以对他们的安排只能引导不能强制。
三天后，一道旨意通过军机处出。今后凡在县学中供职的学子朝廷授予秀才身份，在府学中供职的学子一律授予举人身份，见官不拜。中国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在南北朝时期官本位体制就已经形成了，讲究“学而优则仕”。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为了求个秀才举人的身份皓穷经，一生苦苦追寻，而在国人眼里有个秀才举人的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对刚刚从大学里出来的学子不能不说是很大诱惑。
而且，方怀酝酿已久的科举改革也将要开始了。
那一场反贪污运动让不少人丢了官，空出来的位子让国家一些部门的运行都出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补充一批新鲜血液。而现在选拔官吏的手段只有科举，，两年前自己刚刚亲政，又要准备迎接中法之战，结果那场大比选出来的官员只有刘光第和康有为自己还看得上眼，所以科举是不得不改了。
只是这次科举的改革却没法绕过廷议直接用军机处行文了，这必然又要戳痛朝廷里那些胡子一大把的官员了。
其实对于科举制度的优劣后世也有较大的争论，很多人提到科举制度时，总是片面地痛斥其腐朽，而一等到高考结束，众多媒体便抢着捧那些所谓的“高考状元”，这足以让人思索。
一、科举制度是否可以选拔真才；二、科举制度是否造成中国科技展迟滞；三、科举制度是否做到公正公平。这是科举制度争论的三对主要矛盾，而在我看来这三对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科举制度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从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但科举制也同时降低了人才产生的概率，造就了一大批庸才，范进、孔乙己并非是无中生有，不过这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造成的，并非是不可改变。
中国科技技术展的迟滞，方怀认为与其说是科举制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宋朝以来的程朱理学造成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更是把这种思维推到了一个巅峰。
至于科举制度的公证性，虽然应考者还深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主考官人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生产力的展这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就像现在京浦路修通后，以前进京赶考要走数月现在只需两日就可以到了。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科举制度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不可不改的地步。要知道科举选出来的直接就是国家的官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这个政府的形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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