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在东北与满人战在一起时，明军在小凌河附近大败满人大军的消息已传得天下皆知，崇祯在得到祖太寿的奏章后龙颜大悦，从崇祯登极已来，朝庭战事就没有停过，除了对农民起义军间或有大胜外，对于唐军和关外的满人从来就是有败无胜。这次将满人主力歼灭，绝对值得大誓庆贺，对于祖大寿后面所说的唐军已到关外之事，则自动忽略。
此时正是朝庭赋税入库之时，暂时不用为钱粮愁，一时崇祯忘了对祖大寿以前的种种猜忌，赏赐甚厚，朝臣也不失时机的歌功颂德，仿佛大明的中兴就在眼前，全然忘了各地迫在眉睫的灾情。
今年闰四月大旱，其中河南最为严重，河南的开封府上书朝庭：“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大旱之后又有蝗灾，四五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县城外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加，”
崇祯读到此奏时，也是涔然泪下。他再次命令宫中栽减用度，并下《罪己诏》痛责弊政，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官皆谋私。如同商贾，朝廷已经下令免征，官员旨私征，摊派不摊富专找贫;审案断狱则有理断成无理，为官者姑息养奸，又有皇亲国戚、功勋世家贪心不足。任由家人横行京城。乡绅则不知廉耻，鱼肉乡里，收纳流氓无赖为爪牙打手;如此景况，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虽然看得明白。也下了《罪己诏》，诏中却全是为自己开脱之词，只是指责大臣，富户，却拿不出具体地办法，他只能下令各地官府自救，劝富户募捐，只是他让那贵们为保社稷助饷，仅得二十万两银子，想让各地富户主动拿出粮食救人，无异是痴人说梦。
崇祯十年的大灾，其实在去年就有苗头，有一位江南武生李进就提出了一项合理的办法，即搜刮江南缙绅富户弥补过用。李进地话说到崇祯心里，可是他一向视缙绅富户为国家支柱，他虽然可以动则杀戳大臣，却没有魄力得罪整个江南的富户。
这些富户和朝中的大臣，勋贵也是纵横交错，他虽然知道若是采用李进地办法，国库会充盈，各地地灾情也可救助，只是会遭到大臣们地群起反对。大学士钱士升要将李进下狱问罪。崇祯以“广开言路”为由斥责钱士升，并未追究李。但是李进的上疏建议，结局却是“放之已足”，置之不理。
崇祯只能玩一些“减膳”、“撤乐”的把戏，但只闻雷声，不见雨点，具体措施不见半条，口惠而实不至。各地受灾百姓的处境私毫不见改变，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臣们私下批评崇祯“汲汲于要誉”热衷于沽名钓誉，崇祯批评大臣皆是亡国之臣。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如此。
却说河南如此大灾，朝庭也确实下旨减免河南的钱粮，只是崇祯自己也说得明白，今官皆谋私，如同商贾，朝廷已经下令免征，官员皆私征，朝庭下旨减免河南的钱粮却半点也落不到实处，催征钱粮要先收火耗，钱粮不收，官员地火耗何来。
在朝庭大势宣扬自己大捷时，河南的一场风暴却即将来临，河南的杞县、太康本是穷地方，只因田赋较重，地方官吏吃，火耗多，做官人就称之为，金杞县、银太康。”如此天灾下杞县县令宋某仍然在不停地催征钱粮。
杞县百姓苦不堪言，在杞县的李信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地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
李信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杞县一带很有名望，宋县令对李信不敢怠慢，对李信提出的二条却推三阻四，道：“上官有令，若不征比，将何以应？”
至于第二条，则道：“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李信一听，宋县令也说得有理，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如果要分派富户，那就从自己做起吧。
李信回到家中后，捐米两百余石，在府外施粥以赈济灾民，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只是灾民实在太多，两百余石米不到十天已经用完，其他富户却无一人跟进。
灾民们愤怒了，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富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的粮食，等待着慢慢高价出售，来换取饥民们手中仅有的农田，祖屋，甚至妻女，许多人不甘心如此，他们包围富户，要粮食，要富户以李公子为例，不从，则焚掠。
杞县的富户大惊，忙找到县令宋某，要求宋某下令制止，宋县令平时没少得富户们的好处，马上贴出告示，警告饥民：“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若是解散，如今外面蓬草，树皮都已食尽，不出数天，他们就得饿死，饥民们这些天也抢到了几个富户，他们已深知团结的力量，干脆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与其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县衙地兵丁不过百。外面的饥民成千上万，宋县令慌了，他急忙找李信来作调解人。李信重申二个条件。”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县令一口答应，灾民们有了李信作保，才道：“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
饥民一散，宋县令马上反悔。那些富户深恨李信带头捐米，捣得他们狼狈不堪，其中杞县的富户侯正宗以前就对李信有仇，借机对宋县令道：“李信私散家财。实为买众心以图大举，何不上报按察司，将李信逮捕，造他个图谋不轨之罪。”
宋县令有顾忌，道：“李信父官至督抚、加尚书衔，告李岩谋反，何人会信，他在朝中尚有人脉，岂不惹祸上身。”
侯正宗道：“李信父早年曾为魏忠贤修过祠堂，名声早臭，即使朝中有熟悉之人，听到谋反，唯恐自己会辨不清，又如何会为李信出头。”
宋县令还有些担心，道：“县内饥民众多，若是李信被拿，饥民再起，该如何处理？”
侯正宗道：“蛇无头不行，这些饥民正是有了李信撑腰，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如果李岩被拿，饥民逃尚来不及，怎敢再来。”
宋县令深以为然，放下所有地担心，将李信上告，按察司得报，大吃一惊，如今整个河南整省遭灾，听到有人谋反，也不辨仔细，批复：“秘拿李信监禁，不得轻纵。”
宋县令得到上峰的批复，如同吃了定心丸，马上派兵将李信捉拿关入县里的大牢，饥民听到李公子被县令下狱，大哗，马上赶到县衙，要求县令放人，宋县令早有准备，兵丁四出，将围在外面地饥民一顿暴打，还抓了数十名饥民，要让他们一起坐实李信谋反之罪。
饥民被宋县令地一顿暴打气蒙了，开头说得好好地，让富户出粮赈灾，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但把李信抓了进去，还又搭上数十人一起要让县令办成谋反之罪，只是灾民虽众，又无一人领头，在宋县令的严防下，却也无可奈何。
有人小心的提议：“不如找红帅帮忙救出李公子。”
马上有人小声的嘘了一声：“小声点，要去也得悄悄的去，若让官府知道了，马上就要掉脑袋。”
先前说找红帅的人道：“怕个球，没有李公子，我们早就饿死了，救命之恩不可不报，就是搭上自己地性命也值得。”不过，声音却还是小了下来。、
灾民所说的红帅就是刑秀娘的妹妹刑红娘，当年她离家出走，靠作绳技艺人为生，一次到开封时，被福王府的人请到王府表演绳伎，被王府地管家看中，要强娶她为妾，刑红娘不从，用刀伤了王府总管，逃亡到杞县。
杞县的侯正宗，命刑红娘花园献艺，也看中了刑红娘的美色，要强纳她为妾，又正好碰到福王差人捉拿刀伤总管的凶犯，红娘子将福王派出的差人杀了，侯正宗也被她所伤。
杞县的兵丁四处出击，搜寻刑红娘，刑红娘慌不择路，躲到李信府中，县令派人来搜时，在李信的夫人汤氏的掩护下才躲过了搜查。后来侯正宗得知此事后，从此对李信怀恨在心，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这次侯正宗借着放赈一事，要制李信于死地，正是因刑红娘结下的仇恨。
刑红娘躲过杞县官兵搜查后，深恨官府的横行霸道，又知自己如果再卖艺为生，早晚还是会遇到福王总管，富户候正宗这样的人，自己虽然武艺高强，也防不胜防，听到杞县附近的韩岗有一伙强人为恶四周，刑红娘索性单人独马，杀上韩岗，将领头的二名恶徒刺死，自己做了头领。
刑红娘做了山寨头领后，就在杞县，开封之间到处劫富济贫，名声越来越响，官府剿了几次，非但没有剿灭，反而让刑红娘名声大起，因喜穿红衣，名字又叫红娘，官府称她为红娘子，部下和得到她救济的百姓则遵称她为红帅。
只是刑红娘以女儿之身做一山寨领，夜深人静之时，不由对当初轻易离家出走而后悔，家中的老父和姐姐还不知会如何着急，只是她手下有数千人之多，也不可能抛下那些人去寻找自己的老父和姐姐，更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杀官造反，她却不知她的姐姐如今嫁了个天下最大的反贼，如今还贵为唐王妃。
得到饥民禀报李公子被县令诬陷关入大牢后，刑红娘大惊，以刑红娘的实力，拿下一个县城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一是碍于李信的情面，二是打下县城后，官府会异常重视，肯定要派重兵来围剿，此时听到昔日的救命恩人被下狱，却再也顾不得了，尽起全寨的人马向杞县杀来。
杞县宋县令得知红娘子杀来后，慌了手脚，他得知李信和红娘子有交情，忙派人到牢中将李信请出，见了李信，道：“伯言兄，近日红娘子扬言要攻杞县，皆说是为伯言兄之故，还请伯言兄赶快写信阻止红娘子前来，否则伯言兄勾结匪患，图谋不轨的罪名就要坐实，伯言兄一家百余口不免成了刀下游魂，那就悔之晚矣。”
李信冷笑道：“大人不是说我散尽家财，邀举民心，图谋不轨，铁证如山吗，又何必来一个勾结匪患。”
宋县令脸一红，道：“不然，我与伯言兄相交多年，深知伯言兄的为人，焉肯相信那些人的构陷之词，只是红娘子真来攻城，若说与足下无关，那谁也不信，学生就是想为伯言兄脱罪，也无可奈何。
只要一写信，无论红娘子来与不来，李信的罪名无疑就铁证如山，李信从小熟读各种兵家蹈略，并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呆子，焉肯相信宋县令口中之词，道：“我与红娘子索不相识，她如何会为我而来，我的书信又如何能令她退兵？”
宋县令一怒，脱口而出：“谁不知你对红娘子有救命之恩，她不为你而来，会为谁而来。”
李信一口咬定：“大人，这一定是仇家诬陷的谣言，决无此事，决无此事！”
无论宋县令如何左劝右说，李信就是不承认认识红娘子，宋县令无法，只能让人把李信重新押回牢中，在城中贴出通造，晓谕城中百姓，“不得为乱匪引路，不得与乱匪有接触，每家出一人，协助守城。”
此时正是朝庭赋税入库之时，暂时不用为钱粮愁，一时崇祯忘了对祖大寿以前的种种猜忌，赏赐甚厚，朝臣也不失时机的歌功颂德，仿佛大明的中兴就在眼前，全然忘了各地迫在眉睫的灾情。
今年闰四月大旱，其中河南最为严重，河南的开封府上书朝庭：“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大旱之后又有蝗灾，四五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县城外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加，”
崇祯读到此奏时，也是涔然泪下。他再次命令宫中栽减用度，并下《罪己诏》痛责弊政，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官皆谋私。如同商贾，朝廷已经下令免征，官员旨私征，摊派不摊富专找贫;审案断狱则有理断成无理，为官者姑息养奸，又有皇亲国戚、功勋世家贪心不足。任由家人横行京城。乡绅则不知廉耻，鱼肉乡里，收纳流氓无赖为爪牙打手;如此景况，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虽然看得明白。也下了《罪己诏》，诏中却全是为自己开脱之词，只是指责大臣，富户，却拿不出具体地办法，他只能下令各地官府自救，劝富户募捐，只是他让那贵们为保社稷助饷，仅得二十万两银子，想让各地富户主动拿出粮食救人，无异是痴人说梦。
崇祯十年的大灾，其实在去年就有苗头，有一位江南武生李进就提出了一项合理的办法，即搜刮江南缙绅富户弥补过用。李进地话说到崇祯心里，可是他一向视缙绅富户为国家支柱，他虽然可以动则杀戳大臣，却没有魄力得罪整个江南的富户。
这些富户和朝中的大臣，勋贵也是纵横交错，他虽然知道若是采用李进地办法，国库会充盈，各地地灾情也可救助，只是会遭到大臣们地群起反对。大学士钱士升要将李进下狱问罪。崇祯以“广开言路”为由斥责钱士升，并未追究李。但是李进的上疏建议，结局却是“放之已足”，置之不理。
崇祯只能玩一些“减膳”、“撤乐”的把戏，但只闻雷声，不见雨点，具体措施不见半条，口惠而实不至。各地受灾百姓的处境私毫不见改变，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臣们私下批评崇祯“汲汲于要誉”热衷于沽名钓誉，崇祯批评大臣皆是亡国之臣。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如此。
却说河南如此大灾，朝庭也确实下旨减免河南的钱粮，只是崇祯自己也说得明白，今官皆谋私，如同商贾，朝廷已经下令免征，官员皆私征，朝庭下旨减免河南的钱粮却半点也落不到实处，催征钱粮要先收火耗，钱粮不收，官员地火耗何来。
在朝庭大势宣扬自己大捷时，河南的一场风暴却即将来临，河南的杞县、太康本是穷地方，只因田赋较重，地方官吏吃，火耗多，做官人就称之为，金杞县、银太康。”如此天灾下杞县县令宋某仍然在不停地催征钱粮。
杞县百姓苦不堪言，在杞县的李信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地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
李信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杞县一带很有名望，宋县令对李信不敢怠慢，对李信提出的二条却推三阻四，道：“上官有令，若不征比，将何以应？”
至于第二条，则道：“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李信一听，宋县令也说得有理，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如果要分派富户，那就从自己做起吧。
李信回到家中后，捐米两百余石，在府外施粥以赈济灾民，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只是灾民实在太多，两百余石米不到十天已经用完，其他富户却无一人跟进。
灾民们愤怒了，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富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的粮食，等待着慢慢高价出售，来换取饥民们手中仅有的农田，祖屋，甚至妻女，许多人不甘心如此，他们包围富户，要粮食，要富户以李公子为例，不从，则焚掠。
杞县的富户大惊，忙找到县令宋某，要求宋某下令制止，宋县令平时没少得富户们的好处，马上贴出告示，警告饥民：“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若是解散，如今外面蓬草，树皮都已食尽，不出数天，他们就得饿死，饥民们这些天也抢到了几个富户，他们已深知团结的力量，干脆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与其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县衙地兵丁不过百。外面的饥民成千上万，宋县令慌了，他急忙找李信来作调解人。李信重申二个条件。”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县令一口答应，灾民们有了李信作保，才道：“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
饥民一散，宋县令马上反悔。那些富户深恨李信带头捐米，捣得他们狼狈不堪，其中杞县的富户侯正宗以前就对李信有仇，借机对宋县令道：“李信私散家财。实为买众心以图大举，何不上报按察司，将李信逮捕，造他个图谋不轨之罪。”
宋县令有顾忌，道：“李信父官至督抚、加尚书衔，告李岩谋反，何人会信，他在朝中尚有人脉，岂不惹祸上身。”
侯正宗道：“李信父早年曾为魏忠贤修过祠堂，名声早臭，即使朝中有熟悉之人，听到谋反，唯恐自己会辨不清，又如何会为李信出头。”
宋县令还有些担心，道：“县内饥民众多，若是李信被拿，饥民再起，该如何处理？”
侯正宗道：“蛇无头不行，这些饥民正是有了李信撑腰，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如果李岩被拿，饥民逃尚来不及，怎敢再来。”
宋县令深以为然，放下所有地担心，将李信上告，按察司得报，大吃一惊，如今整个河南整省遭灾，听到有人谋反，也不辨仔细，批复：“秘拿李信监禁，不得轻纵。”
宋县令得到上峰的批复，如同吃了定心丸，马上派兵将李信捉拿关入县里的大牢，饥民听到李公子被县令下狱，大哗，马上赶到县衙，要求县令放人，宋县令早有准备，兵丁四出，将围在外面地饥民一顿暴打，还抓了数十名饥民，要让他们一起坐实李信谋反之罪。
饥民被宋县令地一顿暴打气蒙了，开头说得好好地，让富户出粮赈灾，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但把李信抓了进去，还又搭上数十人一起要让县令办成谋反之罪，只是灾民虽众，又无一人领头，在宋县令的严防下，却也无可奈何。
有人小心的提议：“不如找红帅帮忙救出李公子。”
马上有人小声的嘘了一声：“小声点，要去也得悄悄的去，若让官府知道了，马上就要掉脑袋。”
先前说找红帅的人道：“怕个球，没有李公子，我们早就饿死了，救命之恩不可不报，就是搭上自己地性命也值得。”不过，声音却还是小了下来。、
灾民所说的红帅就是刑秀娘的妹妹刑红娘，当年她离家出走，靠作绳技艺人为生，一次到开封时，被福王府的人请到王府表演绳伎，被王府地管家看中，要强娶她为妾，刑红娘不从，用刀伤了王府总管，逃亡到杞县。
杞县的侯正宗，命刑红娘花园献艺，也看中了刑红娘的美色，要强纳她为妾，又正好碰到福王差人捉拿刀伤总管的凶犯，红娘子将福王派出的差人杀了，侯正宗也被她所伤。
杞县的兵丁四处出击，搜寻刑红娘，刑红娘慌不择路，躲到李信府中，县令派人来搜时，在李信的夫人汤氏的掩护下才躲过了搜查。后来侯正宗得知此事后，从此对李信怀恨在心，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这次侯正宗借着放赈一事，要制李信于死地，正是因刑红娘结下的仇恨。
刑红娘躲过杞县官兵搜查后，深恨官府的横行霸道，又知自己如果再卖艺为生，早晚还是会遇到福王总管，富户候正宗这样的人，自己虽然武艺高强，也防不胜防，听到杞县附近的韩岗有一伙强人为恶四周，刑红娘索性单人独马，杀上韩岗，将领头的二名恶徒刺死，自己做了头领。
刑红娘做了山寨头领后，就在杞县，开封之间到处劫富济贫，名声越来越响，官府剿了几次，非但没有剿灭，反而让刑红娘名声大起，因喜穿红衣，名字又叫红娘，官府称她为红娘子，部下和得到她救济的百姓则遵称她为红帅。
只是刑红娘以女儿之身做一山寨领，夜深人静之时，不由对当初轻易离家出走而后悔，家中的老父和姐姐还不知会如何着急，只是她手下有数千人之多，也不可能抛下那些人去寻找自己的老父和姐姐，更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杀官造反，她却不知她的姐姐如今嫁了个天下最大的反贼，如今还贵为唐王妃。
得到饥民禀报李公子被县令诬陷关入大牢后，刑红娘大惊，以刑红娘的实力，拿下一个县城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一是碍于李信的情面，二是打下县城后，官府会异常重视，肯定要派重兵来围剿，此时听到昔日的救命恩人被下狱，却再也顾不得了，尽起全寨的人马向杞县杀来。
杞县宋县令得知红娘子杀来后，慌了手脚，他得知李信和红娘子有交情，忙派人到牢中将李信请出，见了李信，道：“伯言兄，近日红娘子扬言要攻杞县，皆说是为伯言兄之故，还请伯言兄赶快写信阻止红娘子前来，否则伯言兄勾结匪患，图谋不轨的罪名就要坐实，伯言兄一家百余口不免成了刀下游魂，那就悔之晚矣。”
李信冷笑道：“大人不是说我散尽家财，邀举民心，图谋不轨，铁证如山吗，又何必来一个勾结匪患。”
宋县令脸一红，道：“不然，我与伯言兄相交多年，深知伯言兄的为人，焉肯相信那些人的构陷之词，只是红娘子真来攻城，若说与足下无关，那谁也不信，学生就是想为伯言兄脱罪，也无可奈何。
只要一写信，无论红娘子来与不来，李信的罪名无疑就铁证如山，李信从小熟读各种兵家蹈略，并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呆子，焉肯相信宋县令口中之词，道：“我与红娘子索不相识，她如何会为我而来，我的书信又如何能令她退兵？”
宋县令一怒，脱口而出：“谁不知你对红娘子有救命之恩，她不为你而来，会为谁而来。”
李信一口咬定：“大人，这一定是仇家诬陷的谣言，决无此事，决无此事！”
无论宋县令如何左劝右说，李信就是不承认认识红娘子，宋县令无法，只能让人把李信重新押回牢中，在城中贴出通造，晓谕城中百姓，“不得为乱匪引路，不得与乱匪有接触，每家出一人，协助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