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13年3月25日,云、贵、川西南三省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讨三省经济建设资源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及建立三省联合政府的有关问题。

    华夏民族独立军占领云南和贵州之后,陈华并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直接派人接收两省政权,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由两省各界代表人士,分别召开会议,选出各自省份的省级政府。

    在涉及到省长的具体候选人身份时,陈华分别向两省士绅推荐了李根源和戴戡两人,结果这两人“不负重望”,被云南和贵州两省代表推选为省长。

    李根源,字印泉,1879年生,先生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曾为云南讲武堂教官、总办、军政府军政总长、总参议长、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本书写成第一师)等职,在云南的影响力,仅排唐继尧之后,位列三甲。

    在与云南代表商议时,也有唐继尧的“粉丝”提出希望唐继尧来担任“省长”,但参与商谈的华军第三师副师长、云南纵队副司令员李彬以“西南战役,耗资百万,死伤上万,总得有人为此负责”为由拒绝了唐继尧出任省长的建议。

    在贵州,亦有人提出请刘显世来担任省长,贵州纵队副司令员周树勋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

    其实,在华军两师刚刚抓获唐继尧、李根源和戴戡时,陈华便立即找到赵尔丰、朱庆澜这两个颇有经验的老人研究善后局面。

    被抓的三人,肯定不能杀,也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用。在明白陈华的真实想法之后,两人建议应该把戴戡和李根源推出来主持两省政务,只是对于唐继尧,陈华坚决主张不用,赵尔丰和朱庆澜也只得作罢。

    当滇军和黔军几个主要人员被送到成都后,陈华派赵尔丰和朱庆澜两人先去接触,赵、朱两人,曾经与唐、李、戴三人的遭遇非常相似,但现在都活得非常精彩,手上亦有真正的权利,与袁世凯手下的“省长”们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几人兴致勃勃地与赵尔丰、朱庆澜谈了一个下午,李根源和戴戡等从交谈中感受到四川的强大和不可敌,更感受到陈华虽然异常强势,但并不“专权”,心里亦很高兴。惟独唐继尧心里很是失落和后悔,早知如此,又何必投袁呢,早投陈华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当然,赵尔丰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的意思摆出来,唐继尧叹了一口气,表示绝不给云南再添乱了。

    三省联席会议,云南和贵州分别派出了一支15人的代表团,四川代表团亦由赵尔丰率领也是同等的15人,这就是所谓的“三省联席会议”,一个做出决定三省必须遵守的权力组织。

    会议经过七天激烈的争论、讨论,最后形成了如下决议:

    第一,取消云南都督府、贵州都督府、四川都督府等机构,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原四川都督、华夏民族独立军总司令陈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第二,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帅西南三省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包括陆军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以及未来的空军等武装力量,现有西南各省各地武装力量必须限期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改编、整训和管理。

    第三,西南三省之经济、民生、教育等诸事业之发展由“三省联席会议”统筹规划,统一实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第四,从即日起取消西南三省之厘金、路卡,统一税率并实行一次性征税三省能行的办法。

    第五,三省实行鼓励工商,鼓励投资之政策。

    第六,实行“教育优先”、“交通先行”的发展战略,制定西南三省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技术教育、就业培训的短期计划及中长期计划;迅速制定西南三省公路、铁路交通建设规划。

    第七,鉴于云南、贵州的特别情况,从1913年起,四川每年补助云南和贵州各500万元,直到“三省联席会议”认为上述二省不需要补助为止。

    第八,成立“西南银行”,发行货币,统一西南之货币发行权、金融管理权。

    第九,“三省联席会议”代表由各省自行推选,实行换届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会议同时举行了“三省联席会议”选举,赵尔丰被推选为“三省联席会议”议长,李根源、戴戡被推举为副议长。

    “三省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特别情况可由某一省代表团提议增开临时会议。“三省联席会议”闭会期间,由会议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会议选举重庆市长张培爵为“三省联席会议”秘书长。“三省联席会议”秘书处日常办公地点设在四川重庆市。

    针对决议第一项、第二项,“三省联席会议”同意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华军扩编及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整编方案。根据陈华的方案,第一步是野战军扩编,华夏民族独立军将扩编为15个师,西南三省的警备部队将编制20个旅,半军半民的民团(民兵)共500个连级编制。

    与此同时,在四川重庆成立“西南陆军大学”,隶属华军司令部政治部管辖,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西南陆军大学校长;成立“西南兵工局”统筹兵工生产,陈华原建设在重庆、成都等地的兵工企业成为“西南兵工局”首批下属单位。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华夏近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曾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其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率先在华夏提出了“持久战”理论,对太祖、蒋介石等人启发很大。

    历史同期,蒋百里正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两千余名师生面前,突然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但竟然奇迹般生还,可谓是轰动一时。

    后世对蒋百里这次自杀的分析,有人说是蒋百里愤于学风浮躁,有人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有人说是蒋愤于当时政界、军界之黑暗,更有人蒋自杀的最大原因是他自己很骄傲。

    在前世,陈华曾认真分析过蒋百里自杀的原因,按陈华的分析,蒋应该是患了“抑郁症”,这“抑郁症”的原因自然是上述原因中的前面三点,保定军官学校的学风,源自于清廷时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了,无论前世也好今世也好,北洋军阀的本质并未改变。

    至于请款未果,这个时代的华夏,除了四川外,几乎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说现在,就是陈华前世,学校请款同样是个难之又难的问题,口头上谁都重视教育,但在拨款上就不见行动,且借口特别多,大学要不是收取高昴的学费,说不定根本办不下去,但结局是苦了全国百姓。

    愤于政界、军界之黑暗,陈华以为应该是蒋百里自杀的主要原因,蒋百里留学过德国,见识过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制度,西方列强虽然不敢说就一定“政治清明”,但其“法度严谨”却是不用怀疑的,再加上蒋百里本身极其聪明和一点点骄傲,在民初的政治环境里,过得“抑郁”是再正常不过了。

    邀请蒋百里,是陈华穿越之后不久就做出了的决定,但那时陈华自身的条件不好,全国的局势也未明朗。几年之后,陈华的实力已经显现出来,相信蒋百里通过报章、电台等方式对四川有所了解,对华军的装备、战力、军纪等应该有所研究,再加上“民国”这几年,蒋百里也算对北洋政府看得比较“透彻”了。

    陈华敢于在“西南联席会议”上提出创办“西南陆军大学”并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校长,是因为蒋百里在冯仁的安排下春节期间已经离开保定前往上海,然后坐船到了四川,在“西南三省联席会议”期间,四川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华军参谋长郑树林,华军炮兵司令、华军炮兵师师长林沐正陪同蒋百里先生在四川各地视察,特别是对华军军纪、训练、装备等方面进行视察。

    对此,郑树林还请示过陈华,请蒋先生看哪些内容,陈华说了三个字“不保密!”对于蒋百里,陈华确实用不着保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即便蒋百里以后不在华军任职,陈华也会把自己的实力对蒋百里全部开放。

    为了请到蒋百里,陈华着实下过一番苦功。首先,陈华撰写了一篇论文,带有“请教”性质,论文主要讲的是当前欧洲局势,可能暴发的战争及可能采取之战略,蒋百里是战略大家,没点真东西别想打动他。

    其次,陈华让冯仁带上有关华军的政工、训练、管理、装备、作战等一系列制度包括“六条军规”在内,同样请蒋百里“指正”,可以说,陈华在华军中搞出的东西,都是立足于这个时代而又超前于这个时代的好东西,如果蒋百里不感兴趣那他就不是蒋百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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