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七章 科技力量~第一百二十八章 数量致胜-燃烧的海洋有声小说
第一百二十七章 科技力量~第一百二十八章 数量致胜-燃烧的海洋有声小说-燃烧的海洋-笔趣阁
燃烧的海洋
作者：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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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海军的技术革命比陆军来得晚一些。
早在二零四零年，即陆军的地面战平台取得了重大突破之后，就有人提出，应该大批量建造廉价的全电动潜艇，而不是打造全核动力舰队，以此来降低造舰代价，迅速扩充舰队规模。
当时，牧浩洋也确实动心了。
从理论上讲，在得到了海军基地的有效支持之后，只要燃料电池的质能密度能够提高三倍，就能够取代核动力。要知道，除了航母之外，用燃料电池驱动的全电动战舰的造价比核动力战舰低了百分之二十。对海军来说，这就意味着能用相同的投入，多建造四分之一的战舰。
只是，在大战爆发前，谁也不知道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一千六百伏安时的燃料电池能在什么时候问世。要知道，在二零五二年初，最先进的燃料电池也只有这个数值的一半，而且还处于实验室生产阶段。直到二零五四年初，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生产工艺才成熟，并且在二零五四年四月开始量产。质能密度为每千克一千二百伏安时的第三代燃料电池（部分人将其称为二代半，因为计划中的第三代燃料电池就应该达到一千六百伏安时）还在研制中，预计最快也只能在二零五六年初突破主要技术难题，能在二零五七年实现量产，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如此一来，质能密度达到每千克一千六百伏安时的燃料电池，恐怕在二零五八年都无法量产。
毫无疑问，在大战中，海军还不会急于规划二零五八年之后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折中方案，或者说是技术补充方案。
最具有影响力的技术补充方案，就是用全电动舰艇取代一部分中型核动力舰艇，并且把这些舰艇编制在航母战斗群中，使其随时能够从核动力战舰那补充电能，从而降低航母战斗群的建造成本。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
二零五三年六月，牧浩洋就批准了代号df-1型的电动反潜战舰的设计方案，即用燃料电池取代聚变反应堆，把反潜战舰的建造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而这些电动反潜战舰将全部编入航母战斗群。
当时，还有一个代号dd-1的电动大型战舰设计方案，只是被牧浩洋否决了。
实战已经证明，大型综合战舰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而且在航母不够的时候，大型综合战舰往往会单独组成战斗群。更重要的是，在需要大型综合战舰执行的战斗任务，特别是独立作战行动，都以使用大口径电磁炮为主，而聚变核反应堆仍然是提供充足电力供应的基本保证。
在密克罗尼西亚海战中，南下的侦察编队里的四艘大型综合战舰在打击美军舰队时，消耗了相当于五千吨第一代燃料电池储备的电能，而在改为电动战舰时，“黑龙江”级携带的燃料电池不会超过八千吨。也就是说，一场持续几个小时的炮战，就消耗掉了相当于百分之六十的电能。显然，剩下的电能根本不足以让大型综合战舰执行其他任务，甚至不足以使其返回基地。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工程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一支航母战斗群里，让少数大型综合战舰使用核动力，其他的则由燃料电池供电。
问题是，这套方案也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就是，在作战的时候，如何解决电力传输问题？要知道，就算在过去的战斗中，大型综合战舰在作战的时候，都排成了较为整齐的编队，可是在未来的战斗中，随能保证所有大型综合战舰还能聚在一起？如果需要由电缆供电的话，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进行战术机动的时候，就不能为进行电力补充。从技术角度来讲，只有解决了电力的无线传输技术难题之后，该方案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办法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成熟。
当时，微波电力传输技术已经问世，即首先把电能转换成微波，并且以指向的方式进行传输，然后再把微波的电磁场场能转化为电能。问题是，在二零五三年，该技术的转换效率只有百分之一！
从理论上讲，就算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电力输送，并且在承担电力供应的战舰上配备两套核动力系统，微波电力传输的效率至少也要达到百分之十，才能在最为普遍的战术环境下为另外一艘战舰补充电能。
当然，有了成熟的技术，还得有配套的战术。
在战术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充当“发电站”的核心战舰。
要知道，在战场上，敌人肯定会攻击核心战舰，从而使其他战舰丧失至关重要的电能供应。事实上，只要核心战舰被敌人击毁，那么编队里的其他战舰的作战能力就会降低，甚至丧失作战能力。
毫无疑问，海军不可能拿主力战舰冒险，更不可能拿舰队冒险。
也正是如此，牧浩洋只批准建造全电动反潜战舰。原因很简单，反潜战舰不承担对地打击任务，也没有配备大口径电磁炮，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掩护航母，因此在作战时肯定会伴随航母。如此一来，反潜战舰基本上能在除了作战状态之外的任何时候，从航母那里获得足够的电能供应。如果编队里还有大型综合战舰，那么反潜战舰还不需要依靠航母，也就不会对航母的作战行动产生影响。
当然，有了开头，也就有后继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舰队全电动方向发展是历史潮流，缺乏的只是必要的技术，以及新的战术体系。
事实上，这种全电动化的发展方向，最终也彻底改变了海军。
当然，不仅仅是全电动化带来的变化，而是在与另外一项技术结合之后，才使得海军脱胎换骨。
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革命最终“消灭”了海军。
这种至关重要的技术，就是前面提到的“重力场技术”。
大战爆发前，中国已经在重力场技术领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成果，比如找到了屏蔽重力场的办法。虽然根据战后批露的资料，在大战爆发前，美国的科学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一些在原子层面上进行特殊排列的稀有金属合金，能够削弱重力场。但是在整个大战期间，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甚至是绝对领先的地位。
事实上，牧浩洋对这种打破了以往所有物理理论的技术也抱有很大的希望。
要知道，如果“重力场技术”具备了实用能力，那么海军将不再是海军，因为海军再也不需要在海面上航行的战舰了。
当然，这也是牧浩洋对技术革命抱有的最终期望。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在二零五二年底，牧浩洋就为陆雯的科研机构提供了近三千亿元的研究经费，并且在二零五三年提高到了八千亿元。在二零五四年的时候，在得到黄瀚林的支持后，牧浩洋还在战争部成立了一个“刑天工程项目组”，先后投入数万亿元，动用了数十万科研人员与工程人员。从规模上讲，“刑天工程”超过了二战时期的“曼哈顿工程”，而且最终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曼哈顿工程”，成为历史上，改变人类文明最伟大、也是最显著的军事工程。
只是，在二零五三年中期，别说牧浩洋，连陆雯都看不到丝毫希望。
事实上，在二零五三年，战争部还启动了很多看上去异想天开，却极有创意的军事科研项目。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由空军提出的“空天母舰”项目。该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利用聚变核反应堆提供的强大能量，建造一种质量超过五万吨、能够携带一百架战斗机，滞空巡逻数个月的“空天母舰”。
显然，该项目针对的就是海军的航母。
从理论上讲，“空天母舰”不存在技术上不可克服的难题，只是吨位得有所降低，载机数量也得适当降低。最大的问题就是，“空天母舰”的生存能力，即这种在高空飞行的大家伙是否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有趣的是，作为海军元帅，牧浩洋没有否决这个项目，而是投入了很大的热情。
在二零五五年的时候，该项目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由天才设计师张博领头，首先制造了一艘一万吨级、载机十二架的“空天母舰”，并且被命名为“飞天”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工程试飞。
当时，战争部在该项目上已经花掉了近八千亿元的科研经费。
事实上，“飞天”号的性能很不理想，在试飞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并且直接导致“空天母舰”项目转为技术储备。重要的是，科学家做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并且最终在下一个超级军事项目中得到了利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对技术的重视，不但改变了这场战争的结局，还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同样不可否认，牧浩洋能够高度重视技术，除了本身就有较高的学历，还与他那位担任军方首席科技顾问的夫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后来很多人在评价牧浩洋所做出的贡献时，都没有忘记陆雯，甚至有很多人认为，牧浩洋在科技上做出的贡献中，有一大半的功劳属于陆雯。
当然，这些超前的科研项目，在二零五三年中期，最多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相对而言，空军装备建设，主要以制造现有作战飞机为主。
虽然在战争爆发后，母祁铁就要求加快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而且在二零五二年底提交了详细的性能计划书，并且得到了牧浩洋的支持，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多难题。
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空军对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要求太高了。
别的不说，空军明确要求第六代战斗机是一种具有实战价值的空天战斗机，即最大飞行高度不得低于一百五十公里，最大飞行速度超过十二马赫，具备有限的亚轨道飞行能力，能够执行包括战略打击任务在内的所有攻击任务。虽然在确定项目的过程中，受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影响，空军不再要求战斗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但是提高了其他性能指标，即必须在全高度上超越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说，在具备了亚轨道飞行能力的同时，还得在二十公里以下的作战高度上，拥有超过第五代战斗机一倍以上的作战性能。可是在技术实施上，这两项性能很难兼得。事实上，以大战初期的技术水准，特别传统的动力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此全面的性能指标。
结果就是，第六代战斗机被迫分成“亚轨道型”与“常规型”进行发展。
这下，问题出来了。
“亚轨道型”实际上是一种高性能的战略截击机，主要作战用途是拦截敌对国正在研制的亚轨道战略轰炸机。虽然从理论上讲，亚轨道战斗机也具有足够的打击能力，但是需要用亚轨道战斗机执行的打击任务中，百分之百可以用其他作战飞机实现，只是作战效率与战损率会有所增加。显然，在全面战争时期，军队考虑的不是作战效率与损失率，而是作战平台的综合效费比。说得直接一些，就算能把作战效率提高一倍、战损率降低百分之五十，如果采购与维护成本提高了十倍，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因为空军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传统战斗机的采购数量，获得相当的作战能力。
更要命的问题是，“常规型”根本就不存在研制的必要性。原因就是，j-j-33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通过改进就能在主要性能上达到空军提出的性能指标，比如把最大机动过载提高到二十五g。
当时，沈飞已经给出了明确答复。
此外，战争爆发后，成飞关闭了j-j-32生产线，转为生产j-j-33，也给出了类似的答复，即利用这几年前出现的新技术，能够在j-j-33的基础上研制出一种基本上能达到第六代“常规型”的战斗机，而且研制成本与生产成本仅有重新研制的百分之四十，作战效率却能达到重新研制的百分之八十。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空军干脆暂时停止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
准确的说，是停止了“常规型”的研制工作，“亚轨道型”则减慢了速度，大部分研制以技术储备为主。按照空军在二零五三年五月底提交的规划，只有在明确了美国正在研制亚轨道战略轰炸机之后，才会启动“亚轨道型”的研制工作，在此之前，空军将以j-31、及其全面改进型充当主力。
可以说，这个决策，随后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要知道，美国并没有停止研制第六代战斗机。
原因很简单，无数次的实战已经证明，f-44根本不是j-j-33的对手，美国空军与海军急需一种高性能的制空战斗机，而且在大战爆发前，美国海军已经单独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工程。只是在大战爆发后，美国海军与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合并，而且由首先投入资金的海军领头。
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五年投产的f-51战斗机。
不管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为之，这个编号与二战时性能最先进的合塞式战斗机相同的战斗机，最终成为了美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装备量最多的战斗机，而且其改进型也是整个大战中，性能最先进的常规战斗机之一。结果就是，到二零五五年，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不再具备性能上的优势。
在性能上，f-51产量最大的d型，即f-51d与j-31的后期改进型，即j-33f已经相差不大了，而到了战争后期，f-51g的性能已经超过了j-33f，而中国空军真正意义上的第六代战斗机在大战结束前半年才正式量产，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导致中国空军不得不用“伪六代”来对抗美军的“真六代”。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空军在战争初期的短视，至少使数千名飞行员阵亡。
只是，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在整个大战期间，j-j-33系列战斗机的产量是f-51系列的五倍，甚至比美国战斗机总产量还高出了百分之十五，而到了大战后期，即在性能上取得重大突破的f-51g量产的时候，中国空军保有的战斗机数量已经是美军的十倍，而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j-j-33的是一种易于制造、经得起消耗的战斗机，而f-51却是一种产量永远也上不去的金贵战斗机。毫无疑问，在全面战争中，在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数量决定一切。
战后，有人在总结美国战败的原因时，就明确提到，f-51设计上的复杂性，导致其制造难度远高于中国的同类战斗机，是美国在战争中丧失制空权的主要原因，如果f-51也是一种易于大批量制造的战斗机，美国至少不会因为战斗机的数量过少而丢掉制空权，中国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得多花五年。即便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可是也足以证明，便于制造的战斗机，才是好的战斗机。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空军装备发展的核心思想。
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或者是运输机，能够大批量制造是首要条件。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制造成本必须足够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思想在运输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已经服役的dy-1就是一种能够大批量制造的运输机，特别是在燃料电池的生产效率提高之后，dy-1简直就成了中国空军的象征。在二零五三年，这种能够运载二百四十吨货物飞行数千公里的运输机就制造了三千架，而在同一年，美国总共也就制造了不到一千架战略运输机。
更重要的是，运载能力达到三百六十吨的dy-2也是一种便于制造的运输机。
根据厂商报价，dy-2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出厂价只比dy-1高了百分之十五，而其运输能力比dy-1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总体运输效率提高了百分之百，因此其效费比超过了dy-1。
结果就是，这种在二零五三年下半年投产的运输机，在当年就生产了两千架。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空军战略空运部队为战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战术航空兵与战略航空兵，因为正是超强的战略空运力量，使中国陆军能够实行全新的进攻战术，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广袤的大陆战场上作战时的后勤保障与兵力投送问题，为最终击败俄罗斯打下了基础。
要知道，如果采用传统战术，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原因很简单，俄罗斯那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足以抵消所有军事劣势，使任何一支入侵俄罗斯的军队遭受灭顶之灾。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与戚凯威坚持推进陆军战术改革，就与此有关。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在二零四五年，即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后，中方就做了一次针对俄罗斯的战略预演，随后在二零四八年，即决定dy-1量产之前，中方又做了一次战略预演，而这两次预演的结果既然不同，前一次以完败收场，后一次则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胜。也正是这两次预演，让牧浩洋与戚凯威坚定了推进陆军战术改革的决心，并且为随后启动dy-2项目提供了机会。原因很简单，以dy-1为主力的战略空运力量，还不足以确保取得胜利。
当然，在大力发展战略空运力量的时候，中国空军没有忘记战术空运力量。
只是，在战术运输机项目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空军，而是陆军，因为在新的战术体系下，战术运输机就是全电动的倾斜旋转翼飞机，而这些飞机主要供陆航使用，与空军基本上没有关系。
当时，空军的另外一个大项目就是战略轰炸机。
相对而言，战略轰炸机项目的进度在第六代战斗机之前，只是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空军还看不到进行战略反击的苗头，而针对已有的作战任务，h-30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研制新的轰炸机。
结果就是，空军再次选择以改进现有轰炸机，扩大产量为主的发展路线。
所幸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在全面战争中，不管轰炸机的性能有多么先进，首先都得夺取制空权。反过来，在已经夺取了制空权的情况下，即便轰炸机的性能不够先进，也能执行绝大部分战略轰炸任务。
由此可见，空军装备建设，主要就是扩大现有作战飞机的生产规模。
早在二零四零年，即陆军的地面战平台取得了重大突破之后，就有人提出，应该大批量建造廉价的全电动潜艇，而不是打造全核动力舰队，以此来降低造舰代价，迅速扩充舰队规模。
当时，牧浩洋也确实动心了。
从理论上讲，在得到了海军基地的有效支持之后，只要燃料电池的质能密度能够提高三倍，就能够取代核动力。要知道，除了航母之外，用燃料电池驱动的全电动战舰的造价比核动力战舰低了百分之二十。对海军来说，这就意味着能用相同的投入，多建造四分之一的战舰。
只是，在大战爆发前，谁也不知道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一千六百伏安时的燃料电池能在什么时候问世。要知道，在二零五二年初，最先进的燃料电池也只有这个数值的一半，而且还处于实验室生产阶段。直到二零五四年初，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生产工艺才成熟，并且在二零五四年四月开始量产。质能密度为每千克一千二百伏安时的第三代燃料电池（部分人将其称为二代半，因为计划中的第三代燃料电池就应该达到一千六百伏安时）还在研制中，预计最快也只能在二零五六年初突破主要技术难题，能在二零五七年实现量产，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如此一来，质能密度达到每千克一千六百伏安时的燃料电池，恐怕在二零五八年都无法量产。
毫无疑问，在大战中，海军还不会急于规划二零五八年之后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折中方案，或者说是技术补充方案。
最具有影响力的技术补充方案，就是用全电动舰艇取代一部分中型核动力舰艇，并且把这些舰艇编制在航母战斗群中，使其随时能够从核动力战舰那补充电能，从而降低航母战斗群的建造成本。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
二零五三年六月，牧浩洋就批准了代号df-1型的电动反潜战舰的设计方案，即用燃料电池取代聚变反应堆，把反潜战舰的建造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而这些电动反潜战舰将全部编入航母战斗群。
当时，还有一个代号dd-1的电动大型战舰设计方案，只是被牧浩洋否决了。
实战已经证明，大型综合战舰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而且在航母不够的时候，大型综合战舰往往会单独组成战斗群。更重要的是，在需要大型综合战舰执行的战斗任务，特别是独立作战行动，都以使用大口径电磁炮为主，而聚变核反应堆仍然是提供充足电力供应的基本保证。
在密克罗尼西亚海战中，南下的侦察编队里的四艘大型综合战舰在打击美军舰队时，消耗了相当于五千吨第一代燃料电池储备的电能，而在改为电动战舰时，“黑龙江”级携带的燃料电池不会超过八千吨。也就是说，一场持续几个小时的炮战，就消耗掉了相当于百分之六十的电能。显然，剩下的电能根本不足以让大型综合战舰执行其他任务，甚至不足以使其返回基地。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工程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一支航母战斗群里，让少数大型综合战舰使用核动力，其他的则由燃料电池供电。
问题是，这套方案也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就是，在作战的时候，如何解决电力传输问题？要知道，就算在过去的战斗中，大型综合战舰在作战的时候，都排成了较为整齐的编队，可是在未来的战斗中，随能保证所有大型综合战舰还能聚在一起？如果需要由电缆供电的话，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进行战术机动的时候，就不能为进行电力补充。从技术角度来讲，只有解决了电力的无线传输技术难题之后，该方案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办法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成熟。
当时，微波电力传输技术已经问世，即首先把电能转换成微波，并且以指向的方式进行传输，然后再把微波的电磁场场能转化为电能。问题是，在二零五三年，该技术的转换效率只有百分之一！
从理论上讲，就算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电力输送，并且在承担电力供应的战舰上配备两套核动力系统，微波电力传输的效率至少也要达到百分之十，才能在最为普遍的战术环境下为另外一艘战舰补充电能。
当然，有了成熟的技术，还得有配套的战术。
在战术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充当“发电站”的核心战舰。
要知道，在战场上，敌人肯定会攻击核心战舰，从而使其他战舰丧失至关重要的电能供应。事实上，只要核心战舰被敌人击毁，那么编队里的其他战舰的作战能力就会降低，甚至丧失作战能力。
毫无疑问，海军不可能拿主力战舰冒险，更不可能拿舰队冒险。
也正是如此，牧浩洋只批准建造全电动反潜战舰。原因很简单，反潜战舰不承担对地打击任务，也没有配备大口径电磁炮，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掩护航母，因此在作战时肯定会伴随航母。如此一来，反潜战舰基本上能在除了作战状态之外的任何时候，从航母那里获得足够的电能供应。如果编队里还有大型综合战舰，那么反潜战舰还不需要依靠航母，也就不会对航母的作战行动产生影响。
当然，有了开头，也就有后继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舰队全电动方向发展是历史潮流，缺乏的只是必要的技术，以及新的战术体系。
事实上，这种全电动化的发展方向，最终也彻底改变了海军。
当然，不仅仅是全电动化带来的变化，而是在与另外一项技术结合之后，才使得海军脱胎换骨。
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革命最终“消灭”了海军。
这种至关重要的技术，就是前面提到的“重力场技术”。
大战爆发前，中国已经在重力场技术领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成果，比如找到了屏蔽重力场的办法。虽然根据战后批露的资料，在大战爆发前，美国的科学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一些在原子层面上进行特殊排列的稀有金属合金，能够削弱重力场。但是在整个大战期间，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甚至是绝对领先的地位。
事实上，牧浩洋对这种打破了以往所有物理理论的技术也抱有很大的希望。
要知道，如果“重力场技术”具备了实用能力，那么海军将不再是海军，因为海军再也不需要在海面上航行的战舰了。
当然，这也是牧浩洋对技术革命抱有的最终期望。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在二零五二年底，牧浩洋就为陆雯的科研机构提供了近三千亿元的研究经费，并且在二零五三年提高到了八千亿元。在二零五四年的时候，在得到黄瀚林的支持后，牧浩洋还在战争部成立了一个“刑天工程项目组”，先后投入数万亿元，动用了数十万科研人员与工程人员。从规模上讲，“刑天工程”超过了二战时期的“曼哈顿工程”，而且最终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曼哈顿工程”，成为历史上，改变人类文明最伟大、也是最显著的军事工程。
只是，在二零五三年中期，别说牧浩洋，连陆雯都看不到丝毫希望。
事实上，在二零五三年，战争部还启动了很多看上去异想天开，却极有创意的军事科研项目。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由空军提出的“空天母舰”项目。该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利用聚变核反应堆提供的强大能量，建造一种质量超过五万吨、能够携带一百架战斗机，滞空巡逻数个月的“空天母舰”。
显然，该项目针对的就是海军的航母。
从理论上讲，“空天母舰”不存在技术上不可克服的难题，只是吨位得有所降低，载机数量也得适当降低。最大的问题就是，“空天母舰”的生存能力，即这种在高空飞行的大家伙是否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有趣的是，作为海军元帅，牧浩洋没有否决这个项目，而是投入了很大的热情。
在二零五五年的时候，该项目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由天才设计师张博领头，首先制造了一艘一万吨级、载机十二架的“空天母舰”，并且被命名为“飞天”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工程试飞。
当时，战争部在该项目上已经花掉了近八千亿元的科研经费。
事实上，“飞天”号的性能很不理想，在试飞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并且直接导致“空天母舰”项目转为技术储备。重要的是，科学家做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并且最终在下一个超级军事项目中得到了利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对技术的重视，不但改变了这场战争的结局，还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同样不可否认，牧浩洋能够高度重视技术，除了本身就有较高的学历，还与他那位担任军方首席科技顾问的夫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后来很多人在评价牧浩洋所做出的贡献时，都没有忘记陆雯，甚至有很多人认为，牧浩洋在科技上做出的贡献中，有一大半的功劳属于陆雯。
当然，这些超前的科研项目，在二零五三年中期，最多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相对而言，空军装备建设，主要以制造现有作战飞机为主。
虽然在战争爆发后，母祁铁就要求加快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而且在二零五二年底提交了详细的性能计划书，并且得到了牧浩洋的支持，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多难题。
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空军对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要求太高了。
别的不说，空军明确要求第六代战斗机是一种具有实战价值的空天战斗机，即最大飞行高度不得低于一百五十公里，最大飞行速度超过十二马赫，具备有限的亚轨道飞行能力，能够执行包括战略打击任务在内的所有攻击任务。虽然在确定项目的过程中，受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影响，空军不再要求战斗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但是提高了其他性能指标，即必须在全高度上超越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说，在具备了亚轨道飞行能力的同时，还得在二十公里以下的作战高度上，拥有超过第五代战斗机一倍以上的作战性能。可是在技术实施上，这两项性能很难兼得。事实上，以大战初期的技术水准，特别传统的动力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此全面的性能指标。
结果就是，第六代战斗机被迫分成“亚轨道型”与“常规型”进行发展。
这下，问题出来了。
“亚轨道型”实际上是一种高性能的战略截击机，主要作战用途是拦截敌对国正在研制的亚轨道战略轰炸机。虽然从理论上讲，亚轨道战斗机也具有足够的打击能力，但是需要用亚轨道战斗机执行的打击任务中，百分之百可以用其他作战飞机实现，只是作战效率与战损率会有所增加。显然，在全面战争时期，军队考虑的不是作战效率与损失率，而是作战平台的综合效费比。说得直接一些，就算能把作战效率提高一倍、战损率降低百分之五十，如果采购与维护成本提高了十倍，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因为空军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传统战斗机的采购数量，获得相当的作战能力。
更要命的问题是，“常规型”根本就不存在研制的必要性。原因就是，j-j-33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通过改进就能在主要性能上达到空军提出的性能指标，比如把最大机动过载提高到二十五g。
当时，沈飞已经给出了明确答复。
此外，战争爆发后，成飞关闭了j-j-32生产线，转为生产j-j-33，也给出了类似的答复，即利用这几年前出现的新技术，能够在j-j-33的基础上研制出一种基本上能达到第六代“常规型”的战斗机，而且研制成本与生产成本仅有重新研制的百分之四十，作战效率却能达到重新研制的百分之八十。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空军干脆暂时停止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
准确的说，是停止了“常规型”的研制工作，“亚轨道型”则减慢了速度，大部分研制以技术储备为主。按照空军在二零五三年五月底提交的规划，只有在明确了美国正在研制亚轨道战略轰炸机之后，才会启动“亚轨道型”的研制工作，在此之前，空军将以j-31、及其全面改进型充当主力。
可以说，这个决策，随后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要知道，美国并没有停止研制第六代战斗机。
原因很简单，无数次的实战已经证明，f-44根本不是j-j-33的对手，美国空军与海军急需一种高性能的制空战斗机，而且在大战爆发前，美国海军已经单独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工程。只是在大战爆发后，美国海军与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合并，而且由首先投入资金的海军领头。
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五年投产的f-51战斗机。
不管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为之，这个编号与二战时性能最先进的合塞式战斗机相同的战斗机，最终成为了美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装备量最多的战斗机，而且其改进型也是整个大战中，性能最先进的常规战斗机之一。结果就是，到二零五五年，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不再具备性能上的优势。
在性能上，f-51产量最大的d型，即f-51d与j-31的后期改进型，即j-33f已经相差不大了，而到了战争后期，f-51g的性能已经超过了j-33f，而中国空军真正意义上的第六代战斗机在大战结束前半年才正式量产，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导致中国空军不得不用“伪六代”来对抗美军的“真六代”。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空军在战争初期的短视，至少使数千名飞行员阵亡。
只是，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在整个大战期间，j-j-33系列战斗机的产量是f-51系列的五倍，甚至比美国战斗机总产量还高出了百分之十五，而到了大战后期，即在性能上取得重大突破的f-51g量产的时候，中国空军保有的战斗机数量已经是美军的十倍，而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j-j-33的是一种易于制造、经得起消耗的战斗机，而f-51却是一种产量永远也上不去的金贵战斗机。毫无疑问，在全面战争中，在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数量决定一切。
战后，有人在总结美国战败的原因时，就明确提到，f-51设计上的复杂性，导致其制造难度远高于中国的同类战斗机，是美国在战争中丧失制空权的主要原因，如果f-51也是一种易于大批量制造的战斗机，美国至少不会因为战斗机的数量过少而丢掉制空权，中国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得多花五年。即便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可是也足以证明，便于制造的战斗机，才是好的战斗机。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空军装备发展的核心思想。
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或者是运输机，能够大批量制造是首要条件。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制造成本必须足够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思想在运输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已经服役的dy-1就是一种能够大批量制造的运输机，特别是在燃料电池的生产效率提高之后，dy-1简直就成了中国空军的象征。在二零五三年，这种能够运载二百四十吨货物飞行数千公里的运输机就制造了三千架，而在同一年，美国总共也就制造了不到一千架战略运输机。
更重要的是，运载能力达到三百六十吨的dy-2也是一种便于制造的运输机。
根据厂商报价，dy-2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出厂价只比dy-1高了百分之十五，而其运输能力比dy-1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总体运输效率提高了百分之百，因此其效费比超过了dy-1。
结果就是，这种在二零五三年下半年投产的运输机，在当年就生产了两千架。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空军战略空运部队为战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战术航空兵与战略航空兵，因为正是超强的战略空运力量，使中国陆军能够实行全新的进攻战术，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广袤的大陆战场上作战时的后勤保障与兵力投送问题，为最终击败俄罗斯打下了基础。
要知道，如果采用传统战术，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原因很简单，俄罗斯那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足以抵消所有军事劣势，使任何一支入侵俄罗斯的军队遭受灭顶之灾。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与戚凯威坚持推进陆军战术改革，就与此有关。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在二零四五年，即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后，中方就做了一次针对俄罗斯的战略预演，随后在二零四八年，即决定dy-1量产之前，中方又做了一次战略预演，而这两次预演的结果既然不同，前一次以完败收场，后一次则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胜。也正是这两次预演，让牧浩洋与戚凯威坚定了推进陆军战术改革的决心，并且为随后启动dy-2项目提供了机会。原因很简单，以dy-1为主力的战略空运力量，还不足以确保取得胜利。
当然，在大力发展战略空运力量的时候，中国空军没有忘记战术空运力量。
只是，在战术运输机项目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空军，而是陆军，因为在新的战术体系下，战术运输机就是全电动的倾斜旋转翼飞机，而这些飞机主要供陆航使用，与空军基本上没有关系。
当时，空军的另外一个大项目就是战略轰炸机。
相对而言，战略轰炸机项目的进度在第六代战斗机之前，只是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空军还看不到进行战略反击的苗头，而针对已有的作战任务，h-30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研制新的轰炸机。
结果就是，空军再次选择以改进现有轰炸机，扩大产量为主的发展路线。
所幸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在全面战争中，不管轰炸机的性能有多么先进，首先都得夺取制空权。反过来，在已经夺取了制空权的情况下，即便轰炸机的性能不够先进，也能执行绝大部分战略轰炸任务。
由此可见，空军装备建设，主要就是扩大现有作战飞机的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