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伊勒里宫之事，路易并没有太追究安娜的责任，得知之后，也只是吩咐加强守卫。
在路易看来，路易十五即使从杜伊勒里宫逃脱了，也难以真的离开法兰西。
巴黎虽然有着通往全国各地的宽整大道，但这些大道同时也在行政官员的监管之下。这一制度，其实是原先的“路税”制度的残余，虽然如今已经不再收税了，但行政官员仍然有调查马车货物和扣留马车财物的权力。这其实是现在法律不全的背景下的一个陋规，但正因为如此，路易才有着自信。
不过，路易的内心同时也在矛盾着。
一直以来，路易身边的人都在劝他加冕，他虽然顾虑着种种因素而拒绝，可其内心深处却也知道长久下去不是最好的办法，加冕一事势在必行。因此，如果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逃离法兰西，造成法兰西无主状态，那么也就等于是给了路易一个可以立即加冕称王的借口。
路易虽没有问过安娜的打算，可他也知道，无论是安娜还是迪昂，都是十分现实之人，若路易十五真的逃走了，他们一定会一了百了，在路上将其结果。虽说这种行为十分的快捷、有效，而且不会有太多的政治后果，可路易却不愿如此。正是考虑到这点，路易才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换一个囚禁地点，还是任凭路易十五逃走。
杜伊勒里宫一事，路易便暂且放下了，只是暗中却加紧了监视，无论是宫殿中的路易十五，还是宫殿外的奥尔良公爵，全部已经被24小时秘密监视起来。
回到巴黎之后，路易并没有着急发布女权法案，而是暗暗压着不发，并暗示莫普**官等参与者在巴黎放出风声，而他则是安居在爱丽舍宫，静观舆论走向。
女权法案的消息散步后，由于包括摄政王路易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明确承认，而散发消息的莫普**官又是将此事做得滴水不漏，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真正散布消息的是谁，但又由于传说中女权法案被形容得有模有样，而导致所有人都不敢肯定没有此事。于是，巴黎的社交圈，便围绕着这一谣言，开始进行起一场知识论战。
巴黎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论战的双方。
教士本着维护天主教圣经的目的，或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激烈地反对着女权法案，是这场论战中，态度最为明确的反方。
至于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态度并不如教会那么明确，十分的暧昧不明，可总得来说都是反对和赞同以及中立并存。
贵族中的绝大多数是反对这一法案，唯有若干人是赞同或缄默。
知识分子在这件事上却并没有贵族们那么光明磊落。其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从女权法案中看出了他们一直在提倡的人权思想，可他们毕竟也是一个男人，就像贵族不愿意放弃自身的贵族权利一般，作为男人的他们，也不愿意在一个男权社会中自动放弃特权。可是，他们也是聪明人，知道若是明确提出反对，日后必然会因这一行为而被他人所诟病，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保持缄默，唯有少数一些人，是明确提出了反对或赞同。
原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才故布疑阵的路易，却没有想到这一场论战，最后居然会升级为两大思想家之间的一次交锋。
在巴黎消失了许多日子的卢梭，借着这一次的论战居然再度出现了，不过，出现的并不是他的人，只是他的文章。
他写了一篇名为《女性因何不能拥有与男人等同权利》的文章，系统的阐述了女性和男性的种种不同，包括最基本的生理和内在的心理，也包括了扩展层次的社会分工的不同。同时，他还不忘举例历史上的那些祸国殃民的女性，并同时列举出同一时代或同一国家的杰出男性，以作对比。
卢梭的文章中，他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所进行的男女对比，内容显得非常的歧视。
首先，他认为男人在生理上比女人更为完美。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因为生理上的特殊原因而导致全身乏力，而男人却全无这一担忧，可以在任何时候工作。另一方面，女人由于还有怀孕的时期，所以在怀孕中，也是什么也不能做，而反之男人却并不会如此。
其次，他认为男人的心理比女人的心理更为稳定。在这一方面，他具体的论述便是男女双方不同的胆量。
同时，他还指出，男人有着身体机能上的优势，能够比女人更适合做一些重体力活，是社会的主导。当男人创造了社会主要财富的时候，却必须与毫无创造能力女人享受相等的权利，这便是对男人的不公平。
在生理和心理比较之后，他又依此论述了男女双方的社会分工不同。
在社会分工方面，卢梭认为女人只有且唯有一个生存的目的，那就是生孩子，为男人生孩子，为社会创造劳动力。他在这里方面甚至还引用了他一直所不感兴趣的教会言论，直接用上了上帝、造物主之类的词，认为女人的作用决定了地位与权利。
在最后的对比举例中，卢梭相继引用了古罗马时期的埃及艳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法兰西的伊莎贝拉、瓦卢瓦王朝的末代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路易十三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女人。
卢梭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便引发了轰动，贵族、教会和部分知识分子，都以此作为论战的依据，一时间反对派占据了上风。
担任外交大臣和第一大臣的伏尔泰，在这场论战之初，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都采取中立的立场，但是，在他的那位毕生的敌人出场后，他这位老人也不得不提笔以反驳了。
无论是在野时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场，还是如今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现，伏尔泰的智慧都远高于普通的文人，他不但拥有文人的犀利笔锋，还拥有政治家的做事方法。
伏尔泰并没有直接就理论上的东西反击卢梭，而是采取用了避实击虚的方法，围绕着叙述卢梭这个人的人品来展开攻击。
卢梭的人品确实是有被批判的地方。
他出生在瑞士，父母是从法兰西流亡过来的新教徒，从小便遭受到虐待，最后离家出走，来到法兰西。
来到法兰西后，他先是被有钱的贵妇华伦夫人包*，在从这位夫人处得到资助并学到才识后，便将年老色衰的华伦夫人抛弃。而后，他又和许多女人有过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便是女仆泰雷兹?勒瓦瑟。
这个女仆的出名，并非是因为她是在卢梭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而是因为她和卢梭有过五个孩子，可这五个孩子却在刚刚出生后，便被卢梭送入了育婴堂，自此下落不明，令她虽然生育过孩子，却没有养育过孩子。
伏尔泰对卢梭的批判，早在十年前就有过。他曾经写过一本《公民的感情》，其中便细数了卢梭的种种不道德行为。
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在其他人身上发生不会有什么，可卢梭却不一样。卢梭的思想提倡完美的道德，并将自己标榜为献身于这种完美的美德。标榜献身于美德之人，却成为了最大的不道德者，这是对于此人最好的攻击方式。
虽然伏尔泰只是将原先写过的东西重新写了一遍，但当初写《公民的感情》一书时，他是为了帮助一个曾经被卢梭抛弃的女人报复，所以在文章中通篇用上了粗话。这一次，为了适应论战的需要，伏尔泰便使用了正常的文字，可就是在这正常的文字下，讽刺和辱骂却更为犀利，几乎刀刀都能够刺中卢梭的要害。
伏尔泰的文章，始终没有为女人辩护，但他的目的却是为了反击卢梭的那篇歧视女性的文章，所以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避实击虚”。但是，由于伏尔泰的策略是直接将话语权最终的卢梭本人击败，而非是浪费时间与其继续论战，因此，伏尔泰这一招也可说是“擒贼擒王”。
卢梭的文章，随着他本人的道德形象的堕落，而开始不被人关注。然而，由于伏尔泰并未提及女权法案一事，所以伏尔泰的声音也没有响起。整场论战的形势还是和最早时一样，除了众人的无端猜疑外，并无实质上的扩大化。
这种现状，最终一直持续到了4月底、5月初。
随着时间进入5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分娩期也越来越近，而内阁方对路易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路易便在此时，将女权法案推了出去。
结果如预期的一样，巴黎社交界如同炸开了锅，论战的规模和等级也上升了，不但之前没有出场的高阶贵族和知识分子加入，同时加入的还有此前被所有人忽视的女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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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看来，路易十五即使从杜伊勒里宫逃脱了，也难以真的离开法兰西。
巴黎虽然有着通往全国各地的宽整大道，但这些大道同时也在行政官员的监管之下。这一制度，其实是原先的“路税”制度的残余，虽然如今已经不再收税了，但行政官员仍然有调查马车货物和扣留马车财物的权力。这其实是现在法律不全的背景下的一个陋规，但正因为如此，路易才有着自信。
不过，路易的内心同时也在矛盾着。
一直以来，路易身边的人都在劝他加冕，他虽然顾虑着种种因素而拒绝，可其内心深处却也知道长久下去不是最好的办法，加冕一事势在必行。因此，如果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逃离法兰西，造成法兰西无主状态，那么也就等于是给了路易一个可以立即加冕称王的借口。
路易虽没有问过安娜的打算，可他也知道，无论是安娜还是迪昂，都是十分现实之人，若路易十五真的逃走了，他们一定会一了百了，在路上将其结果。虽说这种行为十分的快捷、有效，而且不会有太多的政治后果，可路易却不愿如此。正是考虑到这点，路易才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换一个囚禁地点，还是任凭路易十五逃走。
杜伊勒里宫一事，路易便暂且放下了，只是暗中却加紧了监视，无论是宫殿中的路易十五，还是宫殿外的奥尔良公爵，全部已经被24小时秘密监视起来。
回到巴黎之后，路易并没有着急发布女权法案，而是暗暗压着不发，并暗示莫普**官等参与者在巴黎放出风声，而他则是安居在爱丽舍宫，静观舆论走向。
女权法案的消息散步后，由于包括摄政王路易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明确承认，而散发消息的莫普**官又是将此事做得滴水不漏，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真正散布消息的是谁，但又由于传说中女权法案被形容得有模有样，而导致所有人都不敢肯定没有此事。于是，巴黎的社交圈，便围绕着这一谣言，开始进行起一场知识论战。
巴黎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论战的双方。
教士本着维护天主教圣经的目的，或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激烈地反对着女权法案，是这场论战中，态度最为明确的反方。
至于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态度并不如教会那么明确，十分的暧昧不明，可总得来说都是反对和赞同以及中立并存。
贵族中的绝大多数是反对这一法案，唯有若干人是赞同或缄默。
知识分子在这件事上却并没有贵族们那么光明磊落。其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从女权法案中看出了他们一直在提倡的人权思想，可他们毕竟也是一个男人，就像贵族不愿意放弃自身的贵族权利一般，作为男人的他们，也不愿意在一个男权社会中自动放弃特权。可是，他们也是聪明人，知道若是明确提出反对，日后必然会因这一行为而被他人所诟病，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保持缄默，唯有少数一些人，是明确提出了反对或赞同。
原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才故布疑阵的路易，却没有想到这一场论战，最后居然会升级为两大思想家之间的一次交锋。
在巴黎消失了许多日子的卢梭，借着这一次的论战居然再度出现了，不过，出现的并不是他的人，只是他的文章。
他写了一篇名为《女性因何不能拥有与男人等同权利》的文章，系统的阐述了女性和男性的种种不同，包括最基本的生理和内在的心理，也包括了扩展层次的社会分工的不同。同时，他还不忘举例历史上的那些祸国殃民的女性，并同时列举出同一时代或同一国家的杰出男性，以作对比。
卢梭的文章中，他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所进行的男女对比，内容显得非常的歧视。
首先，他认为男人在生理上比女人更为完美。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因为生理上的特殊原因而导致全身乏力，而男人却全无这一担忧，可以在任何时候工作。另一方面，女人由于还有怀孕的时期，所以在怀孕中，也是什么也不能做，而反之男人却并不会如此。
其次，他认为男人的心理比女人的心理更为稳定。在这一方面，他具体的论述便是男女双方不同的胆量。
同时，他还指出，男人有着身体机能上的优势，能够比女人更适合做一些重体力活，是社会的主导。当男人创造了社会主要财富的时候，却必须与毫无创造能力女人享受相等的权利，这便是对男人的不公平。
在生理和心理比较之后，他又依此论述了男女双方的社会分工不同。
在社会分工方面，卢梭认为女人只有且唯有一个生存的目的，那就是生孩子，为男人生孩子，为社会创造劳动力。他在这里方面甚至还引用了他一直所不感兴趣的教会言论，直接用上了上帝、造物主之类的词，认为女人的作用决定了地位与权利。
在最后的对比举例中，卢梭相继引用了古罗马时期的埃及艳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法兰西的伊莎贝拉、瓦卢瓦王朝的末代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路易十三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女人。
卢梭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便引发了轰动，贵族、教会和部分知识分子，都以此作为论战的依据，一时间反对派占据了上风。
担任外交大臣和第一大臣的伏尔泰，在这场论战之初，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都采取中立的立场，但是，在他的那位毕生的敌人出场后，他这位老人也不得不提笔以反驳了。
无论是在野时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场，还是如今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现，伏尔泰的智慧都远高于普通的文人，他不但拥有文人的犀利笔锋，还拥有政治家的做事方法。
伏尔泰并没有直接就理论上的东西反击卢梭，而是采取用了避实击虚的方法，围绕着叙述卢梭这个人的人品来展开攻击。
卢梭的人品确实是有被批判的地方。
他出生在瑞士，父母是从法兰西流亡过来的新教徒，从小便遭受到虐待，最后离家出走，来到法兰西。
来到法兰西后，他先是被有钱的贵妇华伦夫人包*，在从这位夫人处得到资助并学到才识后，便将年老色衰的华伦夫人抛弃。而后，他又和许多女人有过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便是女仆泰雷兹?勒瓦瑟。
这个女仆的出名，并非是因为她是在卢梭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而是因为她和卢梭有过五个孩子，可这五个孩子却在刚刚出生后，便被卢梭送入了育婴堂，自此下落不明，令她虽然生育过孩子，却没有养育过孩子。
伏尔泰对卢梭的批判，早在十年前就有过。他曾经写过一本《公民的感情》，其中便细数了卢梭的种种不道德行为。
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在其他人身上发生不会有什么，可卢梭却不一样。卢梭的思想提倡完美的道德，并将自己标榜为献身于这种完美的美德。标榜献身于美德之人，却成为了最大的不道德者，这是对于此人最好的攻击方式。
虽然伏尔泰只是将原先写过的东西重新写了一遍，但当初写《公民的感情》一书时，他是为了帮助一个曾经被卢梭抛弃的女人报复，所以在文章中通篇用上了粗话。这一次，为了适应论战的需要，伏尔泰便使用了正常的文字，可就是在这正常的文字下，讽刺和辱骂却更为犀利，几乎刀刀都能够刺中卢梭的要害。
伏尔泰的文章，始终没有为女人辩护，但他的目的却是为了反击卢梭的那篇歧视女性的文章，所以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避实击虚”。但是，由于伏尔泰的策略是直接将话语权最终的卢梭本人击败，而非是浪费时间与其继续论战，因此，伏尔泰这一招也可说是“擒贼擒王”。
卢梭的文章，随着他本人的道德形象的堕落，而开始不被人关注。然而，由于伏尔泰并未提及女权法案一事，所以伏尔泰的声音也没有响起。整场论战的形势还是和最早时一样，除了众人的无端猜疑外，并无实质上的扩大化。
这种现状，最终一直持续到了4月底、5月初。
随着时间进入5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分娩期也越来越近，而内阁方对路易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路易便在此时，将女权法案推了出去。
结果如预期的一样，巴黎社交界如同炸开了锅，论战的规模和等级也上升了，不但之前没有出场的高阶贵族和知识分子加入，同时加入的还有此前被所有人忽视的女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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