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河北游氏

    永济渠的北端位于涿郡蓟城(今北京西南),南端位于河内郡沁水下游的武陟(zhi)城(今河南武陟县),全长两千余里。

    沁水是永济渠的源头,由此源头入黄河,向西六十里就是通济渠的入河口。

    开永济渠的关键工程是在沁水的东岸开渠。这条渠与大河并行,先引沁水东北而下,两百余里后与河内郡的清水交汇,再一百余里与汲郡的淇水交汇,再一百余里到黎阳。由黎阳北上,连接白沟。这就是永济渠的南段,是新开凿的渠道,而永济渠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这四百里新渠上。历史上永济渠一年修成,其原因正在如此,因为工程量并不大。

    白沟是曹魏旧渠。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北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白沟大约有六百余里,从黎阳到广宗,然后接连清河到漳水下游。汉末黄河改道之前,清河的上游在内黄一带,距离黎阳只有一两百里,所以曹操实际开凿白沟的工程量也不大。从此后白沟就成为河北水运的主干道。

    曹操要远征乌桓,要把粮草运到幽燕,所以又开凿了平虏渠。平虏渠起自沧州,也就是清河和漳水的交汇处,沿着漳水下游水道,连接巨马河。巨马河起自太行,其下游就是现在天津境内的海河。白沟和平虏渠就构成了永济渠的中段,因为是利用原有河道进行改造,所以工程量有限。

    桑干水横贯涿郡,经涿郡首府蓟城东南而下汇入巨马河下游流进大海。永济渠的北段就是桑干水下游水道,因此它和平虏渠一样,主要工程量是改造。

    运河全长四千余里,自北向南分别是河北的永济渠、河南的通济渠、江淮的邗沟和江南的江南河。邗沟和江南河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通济渠的北段过去叫鸿沟,早在战国就有了,而构成永济渠的白沟和平虏渠是曹操开凿的,另外还有个事实不容忽略,这四大人工渠主要是利用现成的河流水道修筑而成,真正的开凿量有限。因此,把开凿大运河的功劳全部归功于隋炀帝,或者无限放大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所犯下的罪孽都太偏颇了,误导了后人,抹杀了先辈的功绩。

    隋炀帝其实也很冤枉,他根本无意占据这一功劳,但李世民在修史的时候,为了抹去李唐篡国的污迹,为了颂扬李唐的正义,不惜颠倒黑白大肆污蔑隋炀帝,把隋炀帝塑造成了一个罪孽滔天的昏君。在史书上,开凿大运河不是隋炀帝的功劳,而是罄竹难书的罪恶,只不过后人发现了大运河的价值,这才给大运河“平了反”,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绝不会给隋炀帝“平反”,因为他们和李世民都是同一类人。

    伽蓝现在就驻马于永济渠北段,桑干水下游的河堤上,望着河面上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恢宏之景,浮想联翩,思潮起伏。

    李世民现在在哪?他是否紧随西土朝贡使团回到了长安?他是否按照约定照拂苏合香和石蓬莱?是否也会随他们一起赶赴洛阳?

    想到李世民,伽蓝不禁又开始推衍裴世矩的布局。

    那夜他曾告诉裴世矩,参与杨玄感叛乱的有兵部侍郎斛斯政、左候卫将军李子雄、左翊卫将军赵元淑、弘化留守元弘嗣,其中李子雄、赵元淑和元弘嗣三人执掌军权,手上有军队,尤其元弘嗣手上的西北军,直接威胁京畿,威胁西京,假若长安丢失,关中失陷,帝国极有可能分崩离析,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如今裴世矩既然让治书侍御史游元与自己一起赶赴黎阳,深入虎穴,直接与杨玄感正面对抗,那么很显然,他必定在其他方面也开始了动作。

    历史上卫尉少卿李渊就在危急关头赶到弘化羁押了元弘嗣,代替元弘嗣出任弘化留守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控制了西北军,确保了关中和长安的安全。皇帝为什么会起用李渊,估计还是和陇西李氏是西北第一世家有关。在西北那块地方,陇西李氏这块“招牌”还是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再加上陇西李氏与西北楼观道的关系一向密切,关键时刻楼观道也能给他以助力。考虑到局势的紧张和危机的严重性,皇帝和中枢做出这个决定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危机过后,李渊又被调离了弘化留守府,可见皇帝并不信任他,虽然历史上把这一原因归结为“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纬之言,但实际上应该是还是杨玄感的叛乱给了皇帝强有力的冲击,他不再信任关陇人,尤其是关陇的大世家大权贵,也就是帝国国策的走向一直受制于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权贵集团的激烈厮杀。皇帝的本意可能是想利用三大权贵集团的厮杀遏制和削弱权贵集团对国策的控制,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掠夺,但最终他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因此失去了对权贵集团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帝国的绝对掌控。

    如今,李渊在哪?是随侍于皇帝身边,还是依照历史的轨迹,正在飞赴西北弘化?

    不会,李渊应该还在皇帝身边,不论是裴世矩还是薛世雄,这时候都不会也不敢弹劾杨玄感,因为他们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杨玄感要叛乱,不出意外的话,现在裴世矩和薛世雄都在等待游元对杨玄感的弹劾,然后再展开凌厉“攻势”。

    游元是治书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副官长,拥有监察大权,拥有直接上奏皇帝的特权,虽然这一职务仅仅是正五品,但这个正五品位高权重,即便是朝内从三品、正四品的大员,也不敢有所怠慢。裴世矩这一招很厉害,必定让杨玄感如坐针毡,怒不可遏,在其进退失据之际,出错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裴世矩的目的不是化解这场危机,而是有意推动和引发这场危机,他不是要阻止杨玄感的叛乱,而是要逼着杨玄感不得不叛乱,甚至可以这样估猜,这个游元,这个名扬河北的世家子弟,就是要拿着自己的“权杖”去黎阳乱打一气,最终逼得杨玄感不得不铤而走险举兵反叛。叛乱是不是导致二次东征无功而返对山东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此次机会向关陇人发起疯狂杀戮,给予关陇人致命一击,最终山东人代之而起,控制国策,掌握帝国命运。

    伽蓝越想心情越是沉重。假如杨玄感提前叛乱,而李渊尚未赶到西北拿下元弘嗣,那后果不堪设想。假如历史因为自己扇动了一下翅膀结果引发一场惊天浩劫,那就是万死莫赎其罪了。

    “将军,御史的船到了。”

    薛德音的喊声突然响起,惊醒了沉思中的伽蓝。

    伽蓝抬头北望,一杆赤金色的大纛映入眼帘,几艘大船正乘风破浪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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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元年过六十,发须花白,一张严肃刚正的削瘦面庞不怒自威,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尤其眉宇间的那股冷傲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既包裹了自己,又拒人于千里之外。

    游元不想亲近伽蓝,如果不是裴世矩临行前的暗示,不是自己的手头上正拿着一份沿渠郡县的密奏,不是因为自己此趟黎阳之行有生命危险,他才不会早早召见伽蓝,更不会与伽蓝坐在一起议事。

    他是河北名士,是河北世家子弟,入仕近五十年,历高氏齐国、宇文氏周国和杨氏大隋三朝,受到三朝君王的礼遇,以他的身份名望和功勋,足以跻身中枢重臣行列,但山东人在帝国遭到了全面压制,他是受害者之一,至今不过是个正五品,就连散官都是正五品的朝请大夫。

    对于一个名士一个世家子弟来说,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当然是封公拜相,高居庙堂之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便做不到这一点,退而求其次,也要官至三品和四品,如果迈不过这道“坎”,始终不能挤进高级官员的行列,那就是失败,就是耻辱。

    游元偏偏就是一个“失败者”,在五品官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寸步未进,这成了他的耻辱,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已年过花甲,时日无多,而东征基本上就是他最后一次机会,然而,第一次东征失败了,第二次东征他又被“赶”出了辽东战场,与最后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他愤怒,怒不可遏。他和裴世矩、薛道衡不一样,他是河北世家,而且还不是传世的簪缨大世家,所以游氏的家族势力有限,基本上局限于河北一地。裴世矩和薛道衡出自河东世家,河东裴柳薛三大世家枝繁叶茂,族中子弟遍布中土。因为河东与关中接壤,所以以关中为根基之地的北魏、北周乃至现在的帝国,这三家势力都是朝堂重要力量。因此,中土统一后,帝国对出自河东世家的山东旧臣还是采取了宽容态度,曾经是高齐旧臣的裴世矩和薛道衡都能得到重用,而游元就不行。几十年来,游元和游氏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而游氏以他为首,假如他在死去之前不能冲出关陇人的“包围”,为游氏“杀出”一片天地,那么游氏必将迅速衰败。

    就在这时,裴世矩出现了,给了他一番暗示。裴世矩的意思是,黎阳的机遇更好,一旦他成功了,功比天高,足以实现他今生全部的愿望。

    黎阳一战能否取胜,关键不在于他如何运筹谋划,而是保住性命,假如他保不住性命,出师未捷身先死,那就悲剧了。若想保住性命,就得依靠伽蓝和龙卫统的西北人,为此,他必须与伽蓝融洽相处,必须赢得伽蓝的尊重和信任。

    只是,当他看到伽蓝那张年轻的脸,看到一个西北蛮荒之地的戍卒仅靠杀人就取得了从五品的官阶,他心中的创伤突然就崩裂了,他对关陇人的仇恨骤然间达到极致,甚至连皇帝,连皇族杨氏都恨之入骨。

    你不让我活,我又岂能让你活得自在?

    游元把放在案几上的一叠文卷推给了伽蓝,“进入平虏渠之后,将军就要大开杀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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