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说过，官场的潜规则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对于这一点，吴天然同样深有体会。
不少官员，就是不能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而使自己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渊。
在吴天然的周围，就有一些官员不爱与人交往，不善与人交流，喜欢以个人的好恶评价、对待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事；不善于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调整思维、更新观念，不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接受批评和帮助，很难得到他人的真诚合作，造成人际关系紧张。领导关系处理不好，会产生心理郁闷；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也会产生心理郁闷；同事关系处理不好，同样会产生郁闷。在不少官员身上，已经出现了各不相同的认同危机。
一是社会认同危机。由于特殊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环境，领导干部一方面在社会关系的维系中，要与方方面面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在不同场合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弄得心力交瘁。尽管如此，还可能会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非议，甚至谩骂攻击。当上级部门不认同、下级群众不接受、同事不认同时，那简直是“沮丧极了”。
二是亲情认同危机。领导干部经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起早贪黑，两头见星星。无暇顾及家属、子女，甚至个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影响，爱情亲情不稳定，家庭关系不和谐。对子女、对父母、对爱人殊多歉意，其压力可想而知。
三是友情认同危机。一些官员面对各种人情关系，铁面无私，置亲情于不顾，会“众叛亲离”；一心为公，置社会关系于不顾，会影响家庭生活。以至于“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一些官员，为了使自己适应不同的环境，把自己打扮成了“变色龙”。角色不断变换，结果自己人格丧失了，个性没有了，自然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
四是个性认同危机。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官员，由于担心**问题暴露，经常是高度紧张，忧心忡忡。最后，弄得自己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欧阳峰一样，不知道“我是谁”。自己和自己的影子打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颠倒了。一些官员期望值很高，一旦所欲难以实现，一旦所想难以成功，一旦希望成了幻影，就会失落、失意乃至失志。于是乎感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在一定范围内，官员属于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即使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强颜欢笑，委曲求全。一些领导干部位高权重，让人感到“手眼通天”、“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但是，在权力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寂寞、孤独和无奈，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得已，曲道媚时，诡行徼名。他们想和普通人沟通，却存在沟通的心理障碍、生活障碍等；他们时时、处处都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别人能做的事，他们不能做；别人能说的话，他们不能说；别人能去的场合，他们不能去。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内心的世界很无奈”。
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官员也一样，但是你的情感一定要建立在理性之上。公务员等级森严，房子、票子、差旅费、津补贴甚至外出吃个饭，地厅级可以吃多少钱，县处级吃多少钱，你心态一定要正，摆正自己的位置，心中永远要牢记自己只是沧海一粟，要默默地、无声无息地、低调地活着，个性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你很有背景，一种你已经当上了领导，且在你下级面前，没有第三种可能。当然更加地不能有所创造，要牢记你只是领导的手脚，无论怎样的决定，你只需坚决地执行，不需要顾虑，但也不能太出格，要真的追究，你永远是第一责任人。更不要幼稚地去想改变什么、创新什么，领导不会喜欢，同事也会讨厌你。
有人曾开玩笑地奉劝那些想发财的、玩个性的、干事业的不要考公务员队伍，有道是不进则退，无论是清华的、北大的还是职业技术学院的，来到这个队伍大家都变的一样了。
吴天然虽然是东阳县的县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但他就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在自我这一方面，分明有很多属于他吴天然的内核都在慢慢地消失。
比如，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当初的理想就是看书、治学。在那个如饥似渴的读书时代，他没有钱买书。现在，他的办公室及家里堆满了书，却没有时间去看。原来他也是一个随和随性的人，现在渐渐变得不苟言笑了。大街上的小吃再好，他也不方便坐在那里了。天再热，他也不能背心、裤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身边的司机、秘书、公务员一见到他都是点头哈腰、必恭必敬的样子。他一开始很反感，但他也没办法批评他们。他是最反感一言堂的，可在大会小会上，只要他一说，同僚和下属们都会顺着他来，都说吴书记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指挥有方、措施得力。
很多时候，都让他哭笑不得。权力绝对是一把让双刃剑，官员有享受权力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权力带来的异化和风险。
在私人生活的压力方面，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的是，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临着更多的金钱、*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权力是诱惑源，二是主观上抗惑能力是关键。
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力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发育，但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的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能否时时跟进。
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强势。因为它主导着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身上，就是干部成为金钱与*盯逐的对象。
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干部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与所谓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等等。这说明，当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
随着交往的增加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来自钱、色的诱惑随之增加。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让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心理困惑。听之任之，觉得于心难安；改变现状，又无能为力。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身处压力锅中的中国官员们总是顾虑重重，“忧谗畏嫉”。“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可以大体上表达这种心理。领导干部肩负重要使命，其决策有风险。同时，职位升迁，荣辱得失，也是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问题。
实际工作中还经常面对各种考核、评估、一票否决等，还有各种形式的上访、告状等。对上级要负责，命令必须执行；对下级也要负责，体现人本关怀，夹缝中生存。更多的时候，“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费力不讨好。而现存体制的漏洞、缺陷，让领导干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
尤其是基层干部，面临多样性的工作，他们成了“万金油”、“多面手”，今天督促农业生产，明天检查计划生育，后天又要进行“普九”教育，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现场交流会、经验交流会等。更担心的是，抽查评比，一票否决，不合格的就地免职。
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祸从口出，带来麻烦。不作为有风险，乱作为也有风险。变通的法子，就是得过且过，少惹麻烦。“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合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一些官员无法排解，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2003年在**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抗非”不力而被撤职。此后不久，中央又免去了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海军政治委员杨怀庆的职务，人们普遍认为这与之前发生的潜艇沉没事件有关。中国式的问责，应该说很早就开始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2号”钻井船事故导致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辞职，该次事故造成72人死亡和3700多万元财产损失。1982年3月，商业部部长因被揭露在某餐馆经常不当消费被免去职务。1987年的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导致林业部长、副部长先后被撤职。1988年1月份三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导致当时的铁道部部长辞职。如果上述这些高官不贪不腐，仅仅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免职，吴天然觉得仍有不少应当商酌的地方。
比如当年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真的就与林业部长直接有关联吗？一个部长，他能具体管到东北的那片林子吗？远在天边的当事人玩忽职守，让北京的部长落马，能有什么办法？一个想干事，想把事干好的官员，他肯定会整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也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不少官员，就是不能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而使自己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渊。
在吴天然的周围，就有一些官员不爱与人交往，不善与人交流，喜欢以个人的好恶评价、对待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事；不善于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调整思维、更新观念，不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接受批评和帮助，很难得到他人的真诚合作，造成人际关系紧张。领导关系处理不好，会产生心理郁闷；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也会产生心理郁闷；同事关系处理不好，同样会产生郁闷。在不少官员身上，已经出现了各不相同的认同危机。
一是社会认同危机。由于特殊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环境，领导干部一方面在社会关系的维系中，要与方方面面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在不同场合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弄得心力交瘁。尽管如此，还可能会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非议，甚至谩骂攻击。当上级部门不认同、下级群众不接受、同事不认同时，那简直是“沮丧极了”。
二是亲情认同危机。领导干部经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起早贪黑，两头见星星。无暇顾及家属、子女，甚至个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影响，爱情亲情不稳定，家庭关系不和谐。对子女、对父母、对爱人殊多歉意，其压力可想而知。
三是友情认同危机。一些官员面对各种人情关系，铁面无私，置亲情于不顾，会“众叛亲离”；一心为公，置社会关系于不顾，会影响家庭生活。以至于“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一些官员，为了使自己适应不同的环境，把自己打扮成了“变色龙”。角色不断变换，结果自己人格丧失了，个性没有了，自然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
四是个性认同危机。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官员，由于担心**问题暴露，经常是高度紧张，忧心忡忡。最后，弄得自己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欧阳峰一样，不知道“我是谁”。自己和自己的影子打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颠倒了。一些官员期望值很高，一旦所欲难以实现，一旦所想难以成功，一旦希望成了幻影，就会失落、失意乃至失志。于是乎感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在一定范围内，官员属于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即使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强颜欢笑，委曲求全。一些领导干部位高权重，让人感到“手眼通天”、“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但是，在权力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寂寞、孤独和无奈，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得已，曲道媚时，诡行徼名。他们想和普通人沟通，却存在沟通的心理障碍、生活障碍等；他们时时、处处都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别人能做的事，他们不能做；别人能说的话，他们不能说；别人能去的场合，他们不能去。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内心的世界很无奈”。
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官员也一样，但是你的情感一定要建立在理性之上。公务员等级森严，房子、票子、差旅费、津补贴甚至外出吃个饭，地厅级可以吃多少钱，县处级吃多少钱，你心态一定要正，摆正自己的位置，心中永远要牢记自己只是沧海一粟，要默默地、无声无息地、低调地活着，个性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你很有背景，一种你已经当上了领导，且在你下级面前，没有第三种可能。当然更加地不能有所创造，要牢记你只是领导的手脚，无论怎样的决定，你只需坚决地执行，不需要顾虑，但也不能太出格，要真的追究，你永远是第一责任人。更不要幼稚地去想改变什么、创新什么，领导不会喜欢，同事也会讨厌你。
有人曾开玩笑地奉劝那些想发财的、玩个性的、干事业的不要考公务员队伍，有道是不进则退，无论是清华的、北大的还是职业技术学院的，来到这个队伍大家都变的一样了。
吴天然虽然是东阳县的县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但他就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在自我这一方面，分明有很多属于他吴天然的内核都在慢慢地消失。
比如，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当初的理想就是看书、治学。在那个如饥似渴的读书时代，他没有钱买书。现在，他的办公室及家里堆满了书，却没有时间去看。原来他也是一个随和随性的人，现在渐渐变得不苟言笑了。大街上的小吃再好，他也不方便坐在那里了。天再热，他也不能背心、裤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身边的司机、秘书、公务员一见到他都是点头哈腰、必恭必敬的样子。他一开始很反感，但他也没办法批评他们。他是最反感一言堂的，可在大会小会上，只要他一说，同僚和下属们都会顺着他来，都说吴书记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指挥有方、措施得力。
很多时候，都让他哭笑不得。权力绝对是一把让双刃剑，官员有享受权力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权力带来的异化和风险。
在私人生活的压力方面，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的是，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临着更多的金钱、*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权力是诱惑源，二是主观上抗惑能力是关键。
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力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发育，但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的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能否时时跟进。
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强势。因为它主导着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身上，就是干部成为金钱与*盯逐的对象。
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干部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与所谓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等等。这说明，当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
随着交往的增加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来自钱、色的诱惑随之增加。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让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心理困惑。听之任之，觉得于心难安；改变现状，又无能为力。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身处压力锅中的中国官员们总是顾虑重重，“忧谗畏嫉”。“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可以大体上表达这种心理。领导干部肩负重要使命，其决策有风险。同时，职位升迁，荣辱得失，也是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问题。
实际工作中还经常面对各种考核、评估、一票否决等，还有各种形式的上访、告状等。对上级要负责，命令必须执行；对下级也要负责，体现人本关怀，夹缝中生存。更多的时候，“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费力不讨好。而现存体制的漏洞、缺陷，让领导干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
尤其是基层干部，面临多样性的工作，他们成了“万金油”、“多面手”，今天督促农业生产，明天检查计划生育，后天又要进行“普九”教育，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现场交流会、经验交流会等。更担心的是，抽查评比，一票否决，不合格的就地免职。
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祸从口出，带来麻烦。不作为有风险，乱作为也有风险。变通的法子，就是得过且过，少惹麻烦。“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合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一些官员无法排解，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2003年在**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抗非”不力而被撤职。此后不久，中央又免去了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海军政治委员杨怀庆的职务，人们普遍认为这与之前发生的潜艇沉没事件有关。中国式的问责，应该说很早就开始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2号”钻井船事故导致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辞职，该次事故造成72人死亡和3700多万元财产损失。1982年3月，商业部部长因被揭露在某餐馆经常不当消费被免去职务。1987年的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导致林业部长、副部长先后被撤职。1988年1月份三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导致当时的铁道部部长辞职。如果上述这些高官不贪不腐，仅仅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免职，吴天然觉得仍有不少应当商酌的地方。
比如当年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真的就与林业部长直接有关联吗？一个部长，他能具体管到东北的那片林子吗？远在天边的当事人玩忽职守，让北京的部长落马，能有什么办法？一个想干事，想把事干好的官员，他肯定会整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也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