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由于社会转型的变化和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变化和差异。以人们的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极其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中的进步与成就，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及矛盾。
从家庭所反映的困难和矛盾来看，主要是家庭的传统功能受到削弱，使它为其成员提供资源和承担责任的能力都降低了。市场经济中，以“效率原则代替公平原则”的价值取向，使处于普遍性的竞争职业岗位上的男人和女人面临着事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导致家人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许多家庭由于其成员主观愿望的变化或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保障家庭群体的需求满足，甚至家庭内部出现剥削、虐待、暴力等破坏性的现象。
中国传统的择偶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三十年代起在大城市中开始倡导自由恋爱，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把婚姻自由作为家庭制度固定下来，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自50年代起在城市已不多见。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择偶机会更多，婚姻更自主，而选择的自由性灵活性也给婚姻带来了很多弊端。家庭暴力在农村家庭中的发生率要远高于城市家庭，中西部家庭暴力发生率高于东部。对于家庭暴力，城乡居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仍有少数人认为面对家庭暴力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家庭暴力时的应对策略，城乡居民大多数第一选择为“逃离现场”。人们对家庭暴力这种既反对又犹豫、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事务的基本判断（夫妻打架是家庭内部事务）有关，也有法律意识淡薄、男女不平等等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现实的考虑（夫妻打架后还要在一起生活，而其他选择可能会闹散家庭，总的说来并不是办法），由此说明，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城市与农村婚姻在时代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暴力是关于婚姻的一个焦点话题，而对于城市家庭来说主要倾向于冷暴力。
感破裂可以造成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也可能促成情感破裂，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们之间是互为因果。情感破裂可能是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但是家庭暴力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丈夫发现妻子有外遇，或者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另外，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收入不平衡，一般认为，丈夫的收入是妻子的二倍，这样的家庭比较稳定，两个人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平衡的话，可能会造成丈夫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可能就会用一种变形的方式对待妻子。冷暴力一般是这样的，开始夫妻产生矛盾时，不是采取殴打的暴力方式，而是采用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的方式对待配偶。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离家出走也是属于冷暴力。
有这样一个案例说妻子在丈夫的冷暴力下，向法院提出了九次离婚诉讼，直到第九次法院才判他们确实感情破裂准许离婚，但是前面八次，每次妻子提出诉讼，丈夫就痛哭流涕，觉得自己和妻子的感情没有破裂、不能离婚，法官也真的相信了丈夫的眼泪，丈夫的真实意图就是不让妻子和他离婚，妻子可以把孩子照顾好，而且家产不用进行分割，而他自己在妻子照顾孩子的情况下，自己在外面风花雪月。
情感破裂可以造成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也可能促成情感破裂，它家庭冷暴力在城市中出现的比较多，这可能跟城市人口居住密集有关，如果是热暴力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而农村中由于文化与意识观念问题出现的多为身体的直接伤害即是说所谓的热暴力。家庭冷暴力在城市中出现的比较多，可能跟城市人口居住密集有关，如果是热暴力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传统婚姻伦理观念的不断变化，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单亲家庭逐渐增多，这些家庭面对经济、情感等方面的困扰较多，由此而引发家庭成员的行为异常和非正常心理案例不断产生，继而带来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犯罪、吸毒、失业等。这不仅是一个摆在单亲家庭成员面前的严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家庭的解体当然对其所有的成员都有影响，但最大的影响是对孩子和妇女。目前，大城市里相对贫困的人口中，单身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特殊的一群。这一群体的人数还在逐年增加，但目前政府的福利政策和传统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顾及到她们。破碎的家庭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而那些处于分居、不和、怨恨乃至暴力威胁中的家庭，也是不能履行其正常职能的，她们同样需要他人和社会的救助。
目前城市的单亲家庭问题突出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对单亲家庭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系统。对单亲家庭问题的关注多倾向于离婚式单亲家庭，而对分居式、未婚式、丧偶式单亲家庭的问题研究较少，对单亲家庭子女影响研究较多；相对而言，对单亲（父）母主体的社会关注不够。二是对单亲家庭的关注过分强调单亲家庭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忽略其正面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单亲家庭所形成的不良环境只是影响孩子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大小，还取决于家长本身和孩子的互动关系。而生活中，也不乏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在某些方面优于完整家庭之中的儿童。三是关于单亲家庭社会问题的对策较空洞，而且带有倾向性，过分强调对单亲子女的保护和对单亲家庭的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起了一个不好的暗示作用。一方面加重了单亲家庭成员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单亲家庭对社会福利的依赖。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单亲家庭都面临困境和存在诸多问题，也有为数不少的单亲家庭过着十分正常和健康的生活。
而对于农村来说除了热暴力是屡见不经的话题，贫困成了当今而下的一种隐痛。为了摆脱困境，大量农村家庭父母外出务工，造成了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6至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约2000万人。多半留守儿童是由年事已高、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母隔代监护或亲友临时监护。家庭教育缺位，使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普遍不如正常家庭的儿童；缺乏父母亲情，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障碍，造成性格孤独、冷漠和自我封闭，甚至出现道德滑坡和行为失范；因监护不力，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也容易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也很难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沈淑济分析说，形成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问题有诸多因素：户籍制依然使农民工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就业层次总体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社会政策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支持和投入还不够，等等。
农村贫困人口为了生存和希望，他们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生活在城市，他们改变了地域却很难改变生活。陌生感，来到城市多久都挥之不去。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流行时尚，对他们来说，是可观而不可触摸的远景。嘈杂混乱的建筑工地、低廉粗糙的街头小店、简单朴实的衣着打扮才是他们现实的生活。他们挣扎，天生的命运让他们压抑了许多常人的**；他们自卑，生活中的歧视让他们学会了更多的忍让；他们辛酸，冷酷的现实让他们漂泊孤独的心灵倍受煎熬；他们无奈，知识与能力的匮乏让他们无力改变现状自古以来，干活挣钱、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近年来，农民工的血汗钱却屡屡被拖欠，给其家庭生活带来困难。
农村家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教育。贫困生大都生活在农村或城市中父母下岗的家庭，据了解，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供一个孩子读高中，教育支出就要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1/3甚至是1/2，而对于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几乎相当于全家两三年的收入。着观念的转变，女孩在逐渐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是农村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比男性少。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女生就业情况如何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女大学生顺利就业，让家庭看到高等教育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种种改变，才能让广大农村家庭更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投资。
大学生群体对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不乐观。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排名依次是专业、性别、外貌、家庭出身及国家政策，家庭出身成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第四大因素。
农村女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读最终就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如果不能顺利就业，从表面来讲，影响的是个人的短期生活，在更深的层面上，将挫败农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中国的教育基础在广大农村，一旦把这些农村女大学生边缘化，使农村家庭对教育失去信心，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贫困是一种隐痛，应该受到保护。贫困生大都生活在农村或城市中父母下岗的家庭，从小养成了懂事、敏感的性格，不少同学习惯于自己的困难自己扛。而社会对于贫困大学生过多的悲悯情怀，给他们心灵上施加了太多沉重的压力，让他们要为来自社会的帮助与关注感恩戴德一辈子，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受人恩惠的影子里，无法真正抬头挺直腰杆做人。其实我们在伸手帮助贫困大学生度过难关之时应该知道，帮助作为一种外在力量，这股力量可以让人乘势而上，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而这股力量同样能够变成一种压力，让个人为此消沉和迷茫。
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家庭的贫困才导致了自己的贫困，才招至社会的关注。比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注导致贫困的根源。人们伸援手帮助那些贫困大学生的时候，不要忘了让他们也能享受尊严与快乐，千万不要怀有布施的心态往人家心灵隐痛之处洒盐。这也是人们在实施帮困济贫、助人为乐的善举之时应当极力避免的。
除了以上问题我过城市和农村家庭都面临着同样一个尴尬的话题，就是代际关系存在着错位问题，尊老不足，爱子有余是具体表现。一方面城乡家庭对老人的需求相对重视不够，导致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同时，子女往往要求老人担负起照看孙子和承担小家庭家务劳动的责任，导致老人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子女对自己的下一代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甚至发生了“过度关注”的问题，引发亲子之间的冲突。尊老不足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尊老文化遭遇现代化过程洗礼的产物，因为在西方，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爱子有余则是典型的东方式文化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刺激下的一种反应，其中还包含有人们在祔保障制度不健全条件下对生育子女在未来生活获得较高回报（养儿防老）的期盼。这个问题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是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
参考文献
《青少年导刊》2002年第1期
《人口研究》2004年第6期
由于社会转型的变化和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变化和差异。以人们的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极其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中的进步与成就，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及矛盾。
从家庭所反映的困难和矛盾来看，主要是家庭的传统功能受到削弱，使它为其成员提供资源和承担责任的能力都降低了。市场经济中，以“效率原则代替公平原则”的价值取向，使处于普遍性的竞争职业岗位上的男人和女人面临着事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导致家人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许多家庭由于其成员主观愿望的变化或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保障家庭群体的需求满足，甚至家庭内部出现剥削、虐待、暴力等破坏性的现象。
中国传统的择偶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三十年代起在大城市中开始倡导自由恋爱，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把婚姻自由作为家庭制度固定下来，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自50年代起在城市已不多见。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择偶机会更多，婚姻更自主，而选择的自由性灵活性也给婚姻带来了很多弊端。家庭暴力在农村家庭中的发生率要远高于城市家庭，中西部家庭暴力发生率高于东部。对于家庭暴力，城乡居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仍有少数人认为面对家庭暴力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家庭暴力时的应对策略，城乡居民大多数第一选择为“逃离现场”。人们对家庭暴力这种既反对又犹豫、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事务的基本判断（夫妻打架是家庭内部事务）有关，也有法律意识淡薄、男女不平等等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现实的考虑（夫妻打架后还要在一起生活，而其他选择可能会闹散家庭，总的说来并不是办法），由此说明，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城市与农村婚姻在时代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暴力是关于婚姻的一个焦点话题，而对于城市家庭来说主要倾向于冷暴力。
感破裂可以造成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也可能促成情感破裂，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们之间是互为因果。情感破裂可能是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但是家庭暴力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丈夫发现妻子有外遇，或者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另外，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收入不平衡，一般认为，丈夫的收入是妻子的二倍，这样的家庭比较稳定，两个人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平衡的话，可能会造成丈夫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可能就会用一种变形的方式对待妻子。冷暴力一般是这样的，开始夫妻产生矛盾时，不是采取殴打的暴力方式，而是采用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的方式对待配偶。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离家出走也是属于冷暴力。
有这样一个案例说妻子在丈夫的冷暴力下，向法院提出了九次离婚诉讼，直到第九次法院才判他们确实感情破裂准许离婚，但是前面八次，每次妻子提出诉讼，丈夫就痛哭流涕，觉得自己和妻子的感情没有破裂、不能离婚，法官也真的相信了丈夫的眼泪，丈夫的真实意图就是不让妻子和他离婚，妻子可以把孩子照顾好，而且家产不用进行分割，而他自己在妻子照顾孩子的情况下，自己在外面风花雪月。
情感破裂可以造成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也可能促成情感破裂，它家庭冷暴力在城市中出现的比较多，这可能跟城市人口居住密集有关，如果是热暴力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而农村中由于文化与意识观念问题出现的多为身体的直接伤害即是说所谓的热暴力。家庭冷暴力在城市中出现的比较多，可能跟城市人口居住密集有关，如果是热暴力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传统婚姻伦理观念的不断变化，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单亲家庭逐渐增多，这些家庭面对经济、情感等方面的困扰较多，由此而引发家庭成员的行为异常和非正常心理案例不断产生，继而带来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犯罪、吸毒、失业等。这不仅是一个摆在单亲家庭成员面前的严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家庭的解体当然对其所有的成员都有影响，但最大的影响是对孩子和妇女。目前，大城市里相对贫困的人口中，单身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特殊的一群。这一群体的人数还在逐年增加，但目前政府的福利政策和传统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顾及到她们。破碎的家庭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而那些处于分居、不和、怨恨乃至暴力威胁中的家庭，也是不能履行其正常职能的，她们同样需要他人和社会的救助。
目前城市的单亲家庭问题突出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对单亲家庭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系统。对单亲家庭问题的关注多倾向于离婚式单亲家庭，而对分居式、未婚式、丧偶式单亲家庭的问题研究较少，对单亲家庭子女影响研究较多；相对而言，对单亲（父）母主体的社会关注不够。二是对单亲家庭的关注过分强调单亲家庭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忽略其正面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单亲家庭所形成的不良环境只是影响孩子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大小，还取决于家长本身和孩子的互动关系。而生活中，也不乏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在某些方面优于完整家庭之中的儿童。三是关于单亲家庭社会问题的对策较空洞，而且带有倾向性，过分强调对单亲子女的保护和对单亲家庭的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起了一个不好的暗示作用。一方面加重了单亲家庭成员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单亲家庭对社会福利的依赖。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单亲家庭都面临困境和存在诸多问题，也有为数不少的单亲家庭过着十分正常和健康的生活。
而对于农村来说除了热暴力是屡见不经的话题，贫困成了当今而下的一种隐痛。为了摆脱困境，大量农村家庭父母外出务工，造成了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6至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约2000万人。多半留守儿童是由年事已高、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母隔代监护或亲友临时监护。家庭教育缺位，使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普遍不如正常家庭的儿童；缺乏父母亲情，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障碍，造成性格孤独、冷漠和自我封闭，甚至出现道德滑坡和行为失范；因监护不力，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也容易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也很难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沈淑济分析说，形成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问题有诸多因素：户籍制依然使农民工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就业层次总体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社会政策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支持和投入还不够，等等。
农村贫困人口为了生存和希望，他们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生活在城市，他们改变了地域却很难改变生活。陌生感，来到城市多久都挥之不去。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流行时尚，对他们来说，是可观而不可触摸的远景。嘈杂混乱的建筑工地、低廉粗糙的街头小店、简单朴实的衣着打扮才是他们现实的生活。他们挣扎，天生的命运让他们压抑了许多常人的**；他们自卑，生活中的歧视让他们学会了更多的忍让；他们辛酸，冷酷的现实让他们漂泊孤独的心灵倍受煎熬；他们无奈，知识与能力的匮乏让他们无力改变现状自古以来，干活挣钱、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近年来，农民工的血汗钱却屡屡被拖欠，给其家庭生活带来困难。
农村家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教育。贫困生大都生活在农村或城市中父母下岗的家庭，据了解，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供一个孩子读高中，教育支出就要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1/3甚至是1/2，而对于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几乎相当于全家两三年的收入。着观念的转变，女孩在逐渐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是农村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比男性少。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女生就业情况如何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女大学生顺利就业，让家庭看到高等教育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种种改变，才能让广大农村家庭更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投资。
大学生群体对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不乐观。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排名依次是专业、性别、外貌、家庭出身及国家政策，家庭出身成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第四大因素。
农村女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读最终就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如果不能顺利就业，从表面来讲，影响的是个人的短期生活，在更深的层面上，将挫败农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中国的教育基础在广大农村，一旦把这些农村女大学生边缘化，使农村家庭对教育失去信心，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贫困是一种隐痛，应该受到保护。贫困生大都生活在农村或城市中父母下岗的家庭，从小养成了懂事、敏感的性格，不少同学习惯于自己的困难自己扛。而社会对于贫困大学生过多的悲悯情怀，给他们心灵上施加了太多沉重的压力，让他们要为来自社会的帮助与关注感恩戴德一辈子，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受人恩惠的影子里，无法真正抬头挺直腰杆做人。其实我们在伸手帮助贫困大学生度过难关之时应该知道，帮助作为一种外在力量，这股力量可以让人乘势而上，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而这股力量同样能够变成一种压力，让个人为此消沉和迷茫。
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家庭的贫困才导致了自己的贫困，才招至社会的关注。比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注导致贫困的根源。人们伸援手帮助那些贫困大学生的时候，不要忘了让他们也能享受尊严与快乐，千万不要怀有布施的心态往人家心灵隐痛之处洒盐。这也是人们在实施帮困济贫、助人为乐的善举之时应当极力避免的。
除了以上问题我过城市和农村家庭都面临着同样一个尴尬的话题，就是代际关系存在着错位问题，尊老不足，爱子有余是具体表现。一方面城乡家庭对老人的需求相对重视不够，导致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同时，子女往往要求老人担负起照看孙子和承担小家庭家务劳动的责任，导致老人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子女对自己的下一代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甚至发生了“过度关注”的问题，引发亲子之间的冲突。尊老不足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尊老文化遭遇现代化过程洗礼的产物，因为在西方，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爱子有余则是典型的东方式文化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刺激下的一种反应，其中还包含有人们在祔保障制度不健全条件下对生育子女在未来生活获得较高回报（养儿防老）的期盼。这个问题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是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
参考文献
《青少年导刊》2002年第1期
《人口研究》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