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过去七天,陇东集团的改组工作并没有太大进展。

    回到西峰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日,吴安平下令,甘陕省道县三极行政官员,在九月三十日前务必赶到西峰,商讨组建临时政府及新政党的事。陇东集团改组会议结束后,这方面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算是给人们一个适应,现在命令已然下达,自然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

    当天,兰州和西安的国共两党支部得到消息后,分别向甘肃省长薛笃弼、陕西省长刘治洲,提出了旁听这次议政大会的请求。薛笃弼、刘治洲随即向西峰发了电报,吴安平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直接回复“可以答应”,并表示“热烈欢迎”。

    按照先前规定的时限,截止到九月十五日,解放军要完成新一轮征兵工作,在甘陕各地征召二十一万新兵。吴安平询问通讯副官肖澜,得知当时各部已发来电文,汇报征兵目标已顺利达成,这才不再担心此事。不过,随即他向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发去电报,要求各部挑选国术高手到西峰报到,准备正式组建黑水公司。

    另外,肖澜还汇报了一些消息,让吴安平有喜有忧。

    喜事只有一件。据陕西方面的通报,蒋百里于九月十四日抵达潼关,向当地解放军驻军提出入境请求,据称要去西峰拜访总司令吴安平。当时吴安平不在,安柄朝在西安得到消息,知道他不会拒绝,便同意了这个请求,现在蒋百里已过长武,算时间后日便会到达西峰。

    吴安平感到很意外,当前正是北伐紧要关头,蒋百里本该在前线替吴佩孚、孙传芳参赞军务,没想到居然专程跑到甘肃来见他。不过深想又不意外,解放军虎视豫西,想必令吴佩孚坐立不安,蒋百里此来不是为做说客,就是为探明解放军的意向。

    与蒋百里再次见面,还称不上什么喜事,关键是吴安平已经决定,绝不放这位老看不清形势、总站在失败者一方的军事大家离开甘陕。不管蒋百里愿意不愿意,吴安平都准备给他戴顶参谋长的帽子,让其领导解放军参谋本部,并负责在庆阳建立一所陇东陆军军官学校,完善解放军士兵、士官、军官三极教育体制。

    忧心的事也有一件。吴安平没想到,甘陕局势已然大变,但冯玉祥依旧在历史同一天,发起了赫赫有名的五原誓师。

    八月十七日,冯玉祥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赴库伦。九月十日,他由库伦动身前往包头,在路上碰到溃退的西北军将领,又遇见了于右任。冯玉祥获知旧部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正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和鹿钟麟则在五原扎营,于是一行人便决定先赴五原,途中又遇上了宋哲元。

    九月十五日,冯玉祥等到达内蒙古五原县,鹿钟麟相迎。此时,西北军的败军大批集合在五原,除国民一军外,还有国民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和六军的弓富魁。五原其实就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园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还赶不上内地的乡镇。西北军一干残兵败将,劫后重逢,恍若再世,当时一致推举冯玉祥冯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就职誓师,宣称将“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实行三民主义”,并号召全体西北军响应北伐,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把一面北伐军军旗授给了冯玉祥。就这样,西北军从一支北洋军阀部队,华丽转身成为了一支国民**军。

    吴安平忧心的是,明明解放军异军突起,阻断了西北军北伐之路,并使其再难有重振之机,但《五原誓师通电宣言》中,却半点没有涉及解放军的内容,而且广东**政府及冯玉祥,至今仍未派人至甘陕协商北伐之事。这意味着,一旦西北军进攻甘肃,解放军便将成为北伐的敌人,至少是暂时性的敌人。这是吴安平所不愿见到的。

    冯玉祥信誓旦旦要率军北伐,但西北军刚被北洋联军击败,他自不可能再向东进攻张作霖及阎锡山,那绝对是自找死路。如此一来只有向西,历史上他就是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解西安之围,然后又挥师北上,进北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现在冯玉祥既不派人过来协商,自然还是打定主意要进攻甘陕,占据地盘重振西北军了。

    吴安平还真猜对了冯玉祥的心思。其实于右任、刘伯坚都向冯玉祥提出过向解放军借道直扑河南的建议,如果解放军答应,西北军虽只剩数万残军,但在河南倾力一击,仍足以搅乱吴佩孚的军事部署,直接致使直系灭亡。河南直军大多是靳云鹗旧部,而靳云鹗当初被吴佩孚免职,便是因为对“联张讨冯”的方针不以为然,这对西北军自然极为有利。

    不过这些建议却遭到了冯玉祥的坚决拒绝。

    冯玉祥出身行伍,能极一时风云际会之盛,自有其过人长处。他身体强健、精力兼人,且富恒心与毅力,因其崛起于行伍,故不仅能刻苦耐劳,且深懂士兵心理,对于世故人情极为透澈,也因此每对官兵或民众演说,总能把握群众心理,博取同情。另外,冯玉祥富于爱国观念,求知欲旺盛而又领袖欲极强,绝不甘屈居人下。

    但冯玉祥也有几个短处。一是气量偏狭,不能容物,故常在重要决策之际受意气蒙蔽,而做出错误决断;二是自大骄傲,目中无人,喜弄权术而缺乏诚意;三是魄力不够,利害心重,在患得患失之间,往往只顾眼前,看不到更深更远的影响,这也是他的最大弱点。

    虽然五原誓师之时,冯玉祥信誓旦旦要“联俄、联共”,但实质上其政治态度并不坚定,所谓“联俄、联共”很大程度上只是利己的权谋,缺乏必要的诚意。他亲苏俄,无非利用于一时,争取各种援助,以解西北军倒悬之急,而苏俄支持冯玉祥,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想借他之手,操纵中国政局,不然他们没必要对一位基督将军表示善意。

    纵然西北军借道陕西直扑河南对北伐有利,但一来冯玉祥并不信任解放军,生恐中途有变,二来即便进入河南,以西北军这数万残军,经过与直军对耗,根本剩不下多少实力,也无法应对晋系、奉系在北方的进逼,到时候吴佩孚的势力或许确实消亡,但西北军也必将陪葬,这是冯玉祥绝不愿看到的。

    西北军是冯玉祥根本的力量凭依,他还是想先找块地盘恢复实力,然后才挥军加入北伐战场,以消灭北洋势力,实质履行爱国者的承诺。想来想去,既不能向东再硬碰奉系、晋系的联军势力,自然只有西进与解放军掰掰手腕,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西北之王。

    西北军从未与解放军直接交战,冯玉祥自然不会认为自己亲手打造的军队,会不如解放军强大。虽然解放军横扫甘陕,从无敌手,但对张兆钾、孔繁锦的甘军,以及刘镇华的镇嵩军,冯玉祥更看不上眼,他认为只要集合西北军三万主力,这样的敌人同样不堪一击。

    这其实不算自大,西北军确实战力强横,但冯玉祥不知道的是,解放军横扫甘陕前后消灭二十万军阀部队,其自身战损却是不可思议的小,其间阵亡士兵总数连两千都未达到。如果知道这个信息,不知道冯玉祥会嗤之以鼻不肯深信,还是会干脆打消进攻甘陕的念头,老老实实借道,或干脆窝在宁夏、绥远休养生息。

    由于解放军的政治态度并不明确,于右任、刘伯坚自然对冯玉祥更加信任。而且此时冯玉祥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北军又已加入国民**军,一边是可能的新军阀势力,一边是自己一方的**势力,其倾向性如何不言自明。见冯玉祥打定主意西进,两人便不再相劝,反而帮忙谋划起来。

    冯玉祥在五原重组西北军,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其旧部收到消息,纷纷前往五原投奔,张之江由宁夏赶去,石友三亦由包头赶去。

    当时包头已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可是周围的部队全是西北军降军或溃军,所以冯玉祥便随石友三一起到了包头,在那里征召旧部,整顿军队。

    暂时来说,甘陕北线并未有任何战事爆发的迹象,但尚纪元在从固原发回的电报上,已做出提醒,宁夏的西北军正越来越多,而马鸿宾的回镇马军,在海原以西的活动又趋于活跃。这似乎都表明一个事实,冯玉祥确实有夺取甘肃的野心,或许等其整顿好西北军败军,就是图穷匕见的一刻。

    尚纪元的独立师虽已扩充到一万人,但一旦与西北军发生碰撞,其实力还稍嫌不够。为加强北线实力,吴安平下令第一师留守西峰,而警备师则由师长黄日新率领,开赴固原,暂归余铁鹏的第三军节制。同时,他命令驻防兰州的李章第四军,立即向北攻占白银,给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一个教训,也让他知道知道,站错队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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