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击溃了晋南中条山的第1战区部队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6月20日、21日召开了有军司令官、师团长、独立混成旅团长等部队长参于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今年3月1日方才到任的新任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就晋南作战作了总结性发言,并对华北今后的治安作战提出了意见。而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更是在会议结束时,就华北治安作战特别指出,要积极作战,采取军、政结合,彻底清剿八路军武装。

    这次会议之后,冈村宁次中将于7月7日接替了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多田司令官怎么被调回国内,待命晋衔,担任军事参议官。陆军省方面,为了表彰他在军界服务38年及华北作战的功绩,特别是在华北推行的强化治安、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整肃手段,于9月份晋升多田骏为陆军大将,同时编入预备役。

    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之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进攻,而是当即在中条山区内反复搜索、扫荡残留的第1战区零散部队。直到6月15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按照日方统计数据“中**队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万余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完全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中**在晋南失利后,为防止再遭到大的损失,第1战区主力先后均撤至黄河以南,致使该地出现了大批伪政权。但在晋东南的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和地方武装力量,却很快即进入这一地区,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伪化活动,并迅速建立了新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种情况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分析晋南作战后的治安形势时,司令部情报课认为:当重庆军的大部队驻扎在晋南时,晋东南八路军部队的活动,还比较谨慎,但重庆军遭到致命的打击而失去晋南之后,八路军的部队随之进入。从此,华北地区的游击战,已全为八路军所领导。而作战课则依然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中佐所认为“由于击溃了晋南第1战区的两个集团军,日军才可以集中全部兵力,专门对八路军作战。”

    尽管中条山的第1战区的部.队被肃清了,可随着八路军部队又逐渐深入中条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八路军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八路军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从此,华北的游击战如同烈火一样的熊熊燃烧起来。

    由于中条山是华北沦陷后,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惟一的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横跨晋南三角,是潼关、西安、洛阳和陇海路西段的天然屏障,是为遏制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并且与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互为犄角,同时瞰制同蒲路和晋东南。

    本来第1战区在这里配置重兵,.与敌后战场相靠拢、相呼应,进退有据,从战略上看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本次会战是1937年11月太原会战之后,日军对华北正面战场发动的仅有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然而在此以前的3年多里,中条山区没有大的作战行动,中**队本应该有充分时间进行战备,有良好地形可作依托,且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而日军兵力有限,用于守备尚感不足,又刚刚经过.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打击,转而对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其部队更形疲惫;第33师团、第21师团刚由赣北、徐州调来,况且第33师团在上高会战之后尚未整补即仓促投入作战。

    相对于日军来讲,中**队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但从会战全过程来看,中**队却处处被动挨打,毫无积极主动精神可言,有利条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还手之力。

    战后,第1战区在总结性的《会战要报》中列举了一.些原因,防广兵单,完全处于内线,形成被包围态势;万山崇崇,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兵力机动和补给运输均感不便;无纵深兵力,也未控制机动兵团,一经接触,预备队即使用罄尽;武器装备落后,炮兵极度缺乏,无力封锁山口道路,亦无力打破日军封锁。特别是日本空军威胁极大,交通线、渡河场、通信联络等均受其破坏与控制,且日军实施向心突击,打击中**队纵深。作战第一天,师以上司令部多数被袭击阻击,致指挥通信时常中断。日军进攻中又大量使用毒气弹,使中**队无法坚守,难以作长时间周旋。此外,各部队编制待遇不一律,饷糈显有丰窘,影响团结精神与作战意志者至深且大;官兵思想骄怠,警戒疏忽,为敌所乘,等等。

    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总结中则谈到中条山战役失利的原因是正面第43军不能坚韧抵抗,为日军锥形攻势突破,直趋垣曲,日军再以主力东西扫荡,将第14集团军、第5集团军压迫于黄河北岸背水决战,使中**队处于不利态势所致。

    但在所有人看来,以上所说,固然都是中条山会战招致败绩的种种原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也许军事领率机关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在政治上的衰退**、精神上的萎靡懈怠、指挥上的措置失当,盲目认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会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只求侥幸苟安,消极观望,不思进取,在3年多的时间内不积极整军备战,不配合敌后战场作战,未作坚固的战场建设,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这样当然不可能作坚韧的抵抗,更谈不上转入有计划的反攻,日军一旦发动进攻,便完全陷于被动,手足无措。中条山区防线东西长170公里,而纵深不过50公里,背靠黄河为阵,而晋南的作战部队,却对黄河各渡口毫不重视,未建立必要的桥头堡,更未修筑任何防御工事,以致战斗一开始,数日之间退路即全被切断。各部队竟然均无战备存粮。

    5月7日会战开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之中,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于5月11日就向委座致电说:“大军已绝食3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

    而这场大败仗,也让委员长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而这场败仗还只是一个开始。

    整个1941年的上半年,世界形势正在翻天覆地的发生着变化,法兰西战败,不列颠困守孤岛,美国人态度暧昧,而此时的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不仅仅这样,随着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之后,英美在远东地区,也提高了对日本人的防范,美国人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由于东京军部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提出了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并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份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参本的这两份计划性的文件,就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天皇的裁决。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大本营认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

    而1941年3月1日,畑俊六大将接替西尾寿造,出任司令官之后,中国派遣军就根据《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开始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以阿南惟几中将的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一举解决湘北赣北方向的威胁。

    而此时,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外相-松冈洋佑的推动下,东京与莫斯科曾经在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不过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而在这之前,关东军方面曾经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正对苏联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而此时对苏备战,,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准备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尽管此时军部和政府方面,都对南进还是北上,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声音,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便是依然在抗战的中国,始终威胁着日本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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