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围棋划归为百害而无一利的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亚圣孟子。另外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有名或无名的文人骚客，抓着围棋的某些小辫子时不时地搔首弄姿、指桑骂槐一番。但无论亚圣孟子，还是这些文人骚客，嘴里怎样说都尚属个人行为，上升不到意识形态层面。可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个人，怎么看围棋怎么都横竖不顺眼，最后干脆一拍脑门，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对围棋进行了一番仪式感颇强的文化围剿。此人当然非富即贵，乃三国时江东吴国之孙和，传说中的武神孙武后裔，江东霸王孙坚之孙，孙权之子。
如此一个锦衣玉食、呼风唤雨的王孙公子，大把的时间需要去正经时习诗练武，布兵摆阵，休闲时灯红酒绿，歌舞狂欢，怎么会无聊到闲的蛋疼找围棋的麻烦呢？
孙和生母王夫人，反其道而行之，子凭母贵，因母亲得孙权极度宠爱，所以孙和虽然不是太子却比太子还得孙权眷顾。不仅常常带他狩猎观兵，而且还专门指定了当时名满东吴的阚泽教习他四书五经，礼仪六艺。不久，也不知是不是天随人愿正经太子孙登郁郁而终，孙和于是毫不费力地顺势做了继任太子。
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孙和当上太子时年一十九岁，这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大器晚成了。而三国虽然打打停停，时战时和，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魏蜀吴朝野上下一以贯之的好享乐、喜游戏、重清谈之汉风。这其中，尤以围棋废寝忘食而通宵达旦为最。孙和身在其中，恐怕当然不能幸免，少不得也是常常秉烛夜战，弄一双熊猫眼不说，赌彩之资估计也是进进出出不少。以前也就罢了，反正不需要自己忧国忧民，表现得那么高大伟岸。但现在形式反转，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虽说不用真的要去劳其筋骨苦其心智。但既然升任了太子，修身治国平天下，这首要一件大事，当然就得是立言了。要立言，还要能迅速博得眼球，围棋这种无论朝野还是达官显贵寻常百姓都认知高度契合的玩物，正好拿来做一石三鸟之用。所以，有了这些资料铺垫，现在几乎可以用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位孙和太子先生压根就不是什么闲的蛋疼，也不是硬要道貌岸然做什么正人君子的卫道士。他真正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沛公”就是他亲爹孙权。
不过万事俱备还得一个东风借势，于是，孙和顺手在自己的亲随中，随便抓了一个名叫蔡颖的倒霉蛋，揪着这个家伙当天下了一晚上围棋哈欠连天的样子，痛心疾首地来了一番长篇大论，说只要是胸怀天下腹有大志的人，都不会整日无所事事，将大好时光浪费在围棋这样无聊到可以废寝忘食的事情上。况且，四书五经，诗书六艺，弓马射御，每一样真正的本领，你们真的都学到手了吗？没有，那好，今天在座的正好都是名家高手，四方贤达，每人都不妨作一篇鞭笞文章以教化天下沉迷之人，才是真正为国之举。
很快，身为中庶子的韦曜及其所写文论《博弈论》博得头彩，不仅第一个呈上正稿，而且一下子写到了孙和这位当朝太子的心底。
此君又是何许人也？如果大胆猜测的话，假设不是因为围棋和这篇《博弈论》，无论是文采还是武力值他都绝无可能入史的，但陈寿偏偏在自己的《三国志》竟然单独给了他一个位置：“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椽，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
完美揣度出了太子心思的韦曜，在《博弈论》中又是怎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批驳围棋的呢？概括起来无非是拾人牙慧地照着孙和的中心思想，稍加修饰地老调重弹一番：
首先，既然是自大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传统，自然是要严格遵循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个套路，上来就得旗帜鲜明地布告天下，太子反对围棋是为什么，这是大道。“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素……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紧接着，理所当然就是围棋对于当下世人之害处。“……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寸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
这一段说的比较要命，特别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天下士子以及尚未求得功名的读书人，下围棋，便是将自己甚至整个人生降格在方寸之间的“一枰之上”。棋艺再高，文化上既不是经史子集可比，艺术上也不是六艺之列。立身，不足以经国。求道，更不是“孔氏之门”。用兵，又岂能谈孙武之法？两个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冥思苦想，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变诈为务”，“以劫杀为名”，种种行径，都不是圣人之徒之所为也。
“……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争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眼，金石之药，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最后的苦口婆心，声泪俱下，不可谓不令闻者动心，听者动容。客观而言，作为围棋史上难得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专门文献之一，而且还是一篇为数不多的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围棋的论述性作品，《博弈论》显然还是有着其他围棋文献所不具备的历史价值。甚至，我们还可以将它视作三国时期相对于璀璨的建安文学之外，不那么耀眼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东吴文学之佳作来看待。所以，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这篇貌似占据了道德高地的正统文章，其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汉室式微，最终三分天下。作为割据三方之一的东吴政权，既没有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发优势，也没有蜀刘皇叔加身的正统旗号，因此素来在三国中忧患意识最为强烈。落到继任太子孙和头上，整个朝野上下的集体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无疑将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半路太子，也不仅仅因为他需要做出的这个政治姿态，以便给天下人尤其是他的父王孙权看。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孙和主观思想中的“自然天子属性”与“未来我是一个明君”这样的潜意识，使得这场针对围棋的不大不小的文化运动，表面上好像政治作秀实则其核心还是有着崇高使命感的真实动机。
而在另一方面，年少气盛的孙和自然也有着不甘人后的争胜心理。更胜一筹的刘皇叔汉室正统大旗，以及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威视庇佑中的邺下文人集团，带给东吴和孙和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压迫和炫耀。所以，如果想要超过曹魏和蜀刘两家必须得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围棋在蜀刘尤其是曹魏朝野上下之风风靡一时，不仅建安七子各个棋艺高超，就连一代枭雄也对围棋喜爱到痴迷的程度。一旦将围棋定义在耻辱桩上，无疑将是一场在精神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如此，《博弈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还是应该指出，孙和及其以韦曜为代表的文人圈子对围棋的批判，相对于当时人们沉醉于声色犬马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是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只不过那时即使身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集团，恐怕也没有人意识到“棋运即国运”这样的历史走势罢了。
如此一个锦衣玉食、呼风唤雨的王孙公子，大把的时间需要去正经时习诗练武，布兵摆阵，休闲时灯红酒绿，歌舞狂欢，怎么会无聊到闲的蛋疼找围棋的麻烦呢？
孙和生母王夫人，反其道而行之，子凭母贵，因母亲得孙权极度宠爱，所以孙和虽然不是太子却比太子还得孙权眷顾。不仅常常带他狩猎观兵，而且还专门指定了当时名满东吴的阚泽教习他四书五经，礼仪六艺。不久，也不知是不是天随人愿正经太子孙登郁郁而终，孙和于是毫不费力地顺势做了继任太子。
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孙和当上太子时年一十九岁，这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大器晚成了。而三国虽然打打停停，时战时和，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魏蜀吴朝野上下一以贯之的好享乐、喜游戏、重清谈之汉风。这其中，尤以围棋废寝忘食而通宵达旦为最。孙和身在其中，恐怕当然不能幸免，少不得也是常常秉烛夜战，弄一双熊猫眼不说，赌彩之资估计也是进进出出不少。以前也就罢了，反正不需要自己忧国忧民，表现得那么高大伟岸。但现在形式反转，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虽说不用真的要去劳其筋骨苦其心智。但既然升任了太子，修身治国平天下，这首要一件大事，当然就得是立言了。要立言，还要能迅速博得眼球，围棋这种无论朝野还是达官显贵寻常百姓都认知高度契合的玩物，正好拿来做一石三鸟之用。所以，有了这些资料铺垫，现在几乎可以用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位孙和太子先生压根就不是什么闲的蛋疼，也不是硬要道貌岸然做什么正人君子的卫道士。他真正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沛公”就是他亲爹孙权。
不过万事俱备还得一个东风借势，于是，孙和顺手在自己的亲随中，随便抓了一个名叫蔡颖的倒霉蛋，揪着这个家伙当天下了一晚上围棋哈欠连天的样子，痛心疾首地来了一番长篇大论，说只要是胸怀天下腹有大志的人，都不会整日无所事事，将大好时光浪费在围棋这样无聊到可以废寝忘食的事情上。况且，四书五经，诗书六艺，弓马射御，每一样真正的本领，你们真的都学到手了吗？没有，那好，今天在座的正好都是名家高手，四方贤达，每人都不妨作一篇鞭笞文章以教化天下沉迷之人，才是真正为国之举。
很快，身为中庶子的韦曜及其所写文论《博弈论》博得头彩，不仅第一个呈上正稿，而且一下子写到了孙和这位当朝太子的心底。
此君又是何许人也？如果大胆猜测的话，假设不是因为围棋和这篇《博弈论》，无论是文采还是武力值他都绝无可能入史的，但陈寿偏偏在自己的《三国志》竟然单独给了他一个位置：“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椽，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
完美揣度出了太子心思的韦曜，在《博弈论》中又是怎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批驳围棋的呢？概括起来无非是拾人牙慧地照着孙和的中心思想，稍加修饰地老调重弹一番：
首先，既然是自大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传统，自然是要严格遵循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个套路，上来就得旗帜鲜明地布告天下，太子反对围棋是为什么，这是大道。“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素……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紧接着，理所当然就是围棋对于当下世人之害处。“……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寸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
这一段说的比较要命，特别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天下士子以及尚未求得功名的读书人，下围棋，便是将自己甚至整个人生降格在方寸之间的“一枰之上”。棋艺再高，文化上既不是经史子集可比，艺术上也不是六艺之列。立身，不足以经国。求道，更不是“孔氏之门”。用兵，又岂能谈孙武之法？两个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冥思苦想，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变诈为务”，“以劫杀为名”，种种行径，都不是圣人之徒之所为也。
“……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争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眼，金石之药，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最后的苦口婆心，声泪俱下，不可谓不令闻者动心，听者动容。客观而言，作为围棋史上难得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专门文献之一，而且还是一篇为数不多的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围棋的论述性作品，《博弈论》显然还是有着其他围棋文献所不具备的历史价值。甚至，我们还可以将它视作三国时期相对于璀璨的建安文学之外，不那么耀眼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东吴文学之佳作来看待。所以，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这篇貌似占据了道德高地的正统文章，其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汉室式微，最终三分天下。作为割据三方之一的东吴政权，既没有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发优势，也没有蜀刘皇叔加身的正统旗号，因此素来在三国中忧患意识最为强烈。落到继任太子孙和头上，整个朝野上下的集体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无疑将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半路太子，也不仅仅因为他需要做出的这个政治姿态，以便给天下人尤其是他的父王孙权看。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孙和主观思想中的“自然天子属性”与“未来我是一个明君”这样的潜意识，使得这场针对围棋的不大不小的文化运动，表面上好像政治作秀实则其核心还是有着崇高使命感的真实动机。
而在另一方面，年少气盛的孙和自然也有着不甘人后的争胜心理。更胜一筹的刘皇叔汉室正统大旗，以及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威视庇佑中的邺下文人集团，带给东吴和孙和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压迫和炫耀。所以，如果想要超过曹魏和蜀刘两家必须得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围棋在蜀刘尤其是曹魏朝野上下之风风靡一时，不仅建安七子各个棋艺高超，就连一代枭雄也对围棋喜爱到痴迷的程度。一旦将围棋定义在耻辱桩上，无疑将是一场在精神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如此，《博弈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还是应该指出，孙和及其以韦曜为代表的文人圈子对围棋的批判，相对于当时人们沉醉于声色犬马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是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只不过那时即使身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集团，恐怕也没有人意识到“棋运即国运”这样的历史走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