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已经撒欢儿够的“四大才子”们又陪着一众女眷游玩了扬州城内的名胜古迹。众多的勾栏瓦舍是不太适合女眷去的，也就去了大明寺进了香，又去瘦西湖——彼时还叫保障湖——看了两岸的景致。虽说满楼红袖招似乎风情的样子，但对于有美人陪伴的方仲永来说，也就只是个景点罢了。
艹艹看过，很快也就索然无味了。王氏也是不喜这遍地烟花的场所，以为待得久了难免损耗男儿气概，决定即日北上。
许是明白方仲永此番离去，便如同那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年幼却颇有心计的秋娘居然也赶来送行。
早已领着一群爪牙前来送别的石宗永笑道：“原以为文远不好美色，却原来行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只怕日后，秋娘的一颗心都要系在文远身上了吧！”
那秋娘以手掩面，故作娇羞道：“石公子戏弄奴家。奴家不依，奴家不依啦！”还作势用粉拳捶打石宗永。
石宗永也假装吃不住痛，不断哀声求饶道：“饶了小生吧！小生知错了。”
原本还对那小萝莉有一丝旖念的方仲永，冷眼看着这一对“奸夫**”，呃不，“买方卖方”耍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爱不憎，心如古井不起一分涟漪。心中默念三字真言，秀恩爱，死得快。
挥手作别，船只进入了运河水道。
也不知道当年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生生地通过一条人工挖掘的河道（当然是在尽量利用旧有河湖的基础上）将中国的三大水系长江、黄河、淮河连成了一体，其工程的体量当与修建长城相当，技术难度恐怕就要略胜一筹了。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运河带来的便利，隋朝就二世而亡了。但要知道的是，隋文帝定的都城是大兴（西安），隋炀帝即位后迁到了洛阳，怎么看都和明清时期的北起涿郡南至余杭的大运河不是一回事儿。
绞尽脑汁，方仲永才想起是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修到了余杭，向东北修到了涿郡。元朝的时候，定都燕京，就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才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而当赵匡胤黄袍加身选定都城的时候，可能觉得洛阳的风水不太好（？），才在洛阳的东面选定了同在运河旁的汴州为都城。
要说这大运河最让人称奇的地方就是那与三大水系交汇处的船闸了。以运河上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扬州为例，长江水势高，由长江进入运河的船只顺流而下没有任何问题。但由运河如长江的船只又当如何呢？总不能等到枯水期吧？
不知各位看官有没有去过三峡，是否注意过往来的船只又是如何通过落差巨大的三峡大坝的呢？
通常的做法是，船从下游向上游前进时，把水槽上游闸门关好，下游闸门打开，等水槽里的水位和下游一致时，船开进水槽，关好下游水闸，上游底部闸门打开，水槽从底部灌水，等水槽水位和上游一致时，打开上游闸门，船开出水槽向上游前进。上游到下游则反之。如此反复（最多时，可有五级船闸之多）即可通过落差峰值一百多米的三峡大坝。
您当时一定为如此天才的设计惊叹了吧。然而，方仲永同学要告诉您的是，利用阶梯船闸通行落差较大的水道的做法是“古已有之”。就说这眼下的扬州码头，就采用了二级船闸通行的办法，将运河的船只稳稳当当地送进长江水道。
只是，时已初冬，水量锐减，不复滔滔江水涌入运河的盛景。但也正因为是初冬了，往来的商船、客船益发的多了起来。毕竟都想着能在年节前，或是赶回家中团聚，或是将贩运的货物卖个好价钱。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运送米粮、食盐、布帛的官船，或是扑卖下转运订单的勋贵的商船，如石家、高家。
且夫北方缺粮，西北更缺，长安、洛阳、汴梁几座大都市的口粮、食盐等一应用品几乎全靠运河的漕运。运河之繁忙可想而知。
以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汴梁为例，人口近二百万，这其中有几个是种庄稼的？如果仅靠城外的几亩沙地、几处庄园所出产的粮食，只怕喂鸡都不够。
那么汴梁一年经运河所供应的粮食有多少呢？据史料所载，最高峰时约为八百万石（近十亿市斤）。当然，并非汴梁人个个都是大肚汉，自己吃用是用不了这么多的。还要经由朝中的官员调拨全国各地，特别是缺粮的边境地区以作军粮。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粮食、钱帛等巨额物资，不仅用来供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及支付中央**的行政费用，而且还有一部分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等路，以满足边防之需要。因为北宋与北方的辽和西夏两政权并存，边衅时起，而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正当其冲，所以北宋在这几个地方配置了重兵，而边地重兵所需粮饷又非当地赋税所能应付，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三路。
不客气地说，如果把运河封闭截断，汴梁立刻就会陷入粮食供应紧缺的恐慌，边军也必然因缺粮而哗变。若是封闭时间稍长些，比如半年，则东京城将不攻自破，大宋必将分崩离析。
运河于大宋而言，实乃国之命脉也。
因此，自赵匡胤定鼎以来，历代宋皇对运河都是当命根子一样重视和爱护的。
环绕汴梁的惠民水、汴河、五丈河、金水河，就像心脏的四条大动脉一样，将给养运送至汴梁，再由汴梁输送分配至全国各地。其中以运送南方物资的汴河最为重要，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太宗曰：“仰给在此一渠水。”神宗熙宁时，参知政事张方平亦曰：“以漕运为本。”
为了保证漕运所需，宋代官营船场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997年），一年内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只。真宗天禧末（1021），年产二千九百一十六只。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如何确保各地物资的安全运至中央，是赵宋王朝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漕运审计机构应运而生。
宋代关于漕运审计的法规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漕运的起发时限、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与奖惩制度。
首先是漕运的起发时限。顾名思义，此项法规主要对物质的运输时间加以限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负责押运的官员作弊，停泊过长时间从而将官方物资变卖，然后以各种理由谎称物资遗失，例如雍熙四年有一押运官员“访闻西路所发系官竹木栰拖缘路至京，多是押纲使臣、纲官、团头、水手通同偷卖竹木，交纳数少，即妄称遗失”。除此之外，这项法规还保证了一些具有时效性的物资能够完好的运输到京师，例如茶叶“不得积留在彼，损恶官茶”。
其次是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这两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了解押运人员在押运途中办事是否符合规章制度，从而以此为根据进行奖惩，换句话说，这两者是押运人员奖惩考核的重要依据，如果押运人员行程历损毁，即使将物资完好的押运到指定地点也是没有办法进行奖赏的。对此，《宋会要辑稿》载：“诸押纲人毁失行程历被人毁失同。而无照验，或妄称毁失，及本纲附载未足，而不于经过处批书者，稽程碍赏虽有缘故，应豁除日限而不曾批书亦同。各部在推赏之限”。到达目的地后，押运人员粮纲行程批书将会被统一收集，汇总后一并上报，由相关机构审查，此为批书的管理。
接着是奖励措施。为了鼓励押运官员恪尽职守，宋朝对漕运人员设立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例如押运盐等易损之物，如果在途中散落遗失的数量小于规定的数量，那么参与这次押运的所有人员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奖赏。再例如对于押运数年皆不犯错的人，宋廷也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对于一年不犯过错者，通常会给予减少磨勘和钱财的奖励，对于五年不犯过错着，除了给予钱财奖励还会直接提升其官职。
最后是惩罚措施。
在运输途中，宋廷是允许物资出现损耗的，规定汴河粮纲每八千硕，允许抛失四百硕以下，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便将会受到徭役的处罚，因此一些押运人员往往在抛失过多的时候，会直接将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所有物资都抛弃，然后谎报天灾，从而避免受到处罚。这种行为的存在极大的浪费物资，宋廷自然是知晓押运人员的所作所为，但出于之前法规中并没有描述这种行为，所以一开始此风盛行却也没有办法依规处罚。后来，针对这一弊病规定“自今如有抛失舟船，其殿侍、军大将信纵有申报患状，并不免抛失罪名”。如遇恶劣天气，遭遇沉船也要极力抢救物资，且“如救及分，别无侵欺者，原其罪”。
具体抛失官物的处罚，以及审计机构人员的责任，《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记载：
“诸押纲人、部纲兵级、梢工失觉察盗易欺隐本纲及本船官物，事虽已发而能自获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获一名亦是。诸纲兵级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两火同。地分催纲、排岸巡检、县尉司干系人失觉察者，杖一百，命官减二等。三十日内能获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获一名，亦准此。”
然并卵，正如吃饭穿衣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一样，看着可爱的小钱钱白白地从自己面前走过，实在是对个人品格的极大考验。遗憾的是，古今中外，许多人没能通过考验。
即便宋太祖自立国初期就定下了“独于治赃吏最严”的基调，不仅依据律法严惩犯赃官吏，而且还通过任官制度加强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对非死罪犯官员在叙用、擢升磨堪、举荐和致仕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再次然并卵，君不见即使明太祖法外用刑“剥皮楦草”，也并未使明朝的吏治清明到哪里去。再说了，宋朝的官吏表示，咱用得着贪腐吗，随便做些生意，接受些投献的土地，再加上朝廷优厚的俸禄（对于高官来说），根本不用做那些下三滥的事儿。
但是，没有了外快，工作起来似乎老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就像加班没有加班费一般，让人提不起精神去做出一番成绩来。再加上，宋朝官制叠床架屋，好像很多人都管事儿，又好像很多人都不管事儿，推诿扯皮实在是再常见不过了。
为此，宋廷承袭唐制，设工部和都水监以专司河湖管理与治理，行导引水源、清理淤积、加强防汛、植树护堤之责，倒也收到了些效果。特别是关于运河的治理，往往都是皇帝指名某某大臣直接处理，再想推诿也不敢糊弄皇帝老子。一旦有失，必然是京畿震动、官民忧惧的大事，不好好干就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小命开玩笑了。汝以为老赵家的刀不利乎？
因此，当方仲永乘船沿运河一路北上到山阳，溯淮河而上至盱眙，再过淮河北岸的泗州时，就算是进入了隋唐大运河的精华段——通济渠（汴河）了。
用后世的说法，这汴河就是十足十的“黄金水道”。河中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岸边所植树木也都养护得当，河水也甚是清澈，间或还有游鱼掠过。繁忙而不混乱，环境治理的也不错，看来天子脚下就是不一样呀！（未完待续）
艹艹看过，很快也就索然无味了。王氏也是不喜这遍地烟花的场所，以为待得久了难免损耗男儿气概，决定即日北上。
许是明白方仲永此番离去，便如同那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年幼却颇有心计的秋娘居然也赶来送行。
早已领着一群爪牙前来送别的石宗永笑道：“原以为文远不好美色，却原来行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只怕日后，秋娘的一颗心都要系在文远身上了吧！”
那秋娘以手掩面，故作娇羞道：“石公子戏弄奴家。奴家不依，奴家不依啦！”还作势用粉拳捶打石宗永。
石宗永也假装吃不住痛，不断哀声求饶道：“饶了小生吧！小生知错了。”
原本还对那小萝莉有一丝旖念的方仲永，冷眼看着这一对“奸夫**”，呃不，“买方卖方”耍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爱不憎，心如古井不起一分涟漪。心中默念三字真言，秀恩爱，死得快。
挥手作别，船只进入了运河水道。
也不知道当年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生生地通过一条人工挖掘的河道（当然是在尽量利用旧有河湖的基础上）将中国的三大水系长江、黄河、淮河连成了一体，其工程的体量当与修建长城相当，技术难度恐怕就要略胜一筹了。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运河带来的便利，隋朝就二世而亡了。但要知道的是，隋文帝定的都城是大兴（西安），隋炀帝即位后迁到了洛阳，怎么看都和明清时期的北起涿郡南至余杭的大运河不是一回事儿。
绞尽脑汁，方仲永才想起是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修到了余杭，向东北修到了涿郡。元朝的时候，定都燕京，就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才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而当赵匡胤黄袍加身选定都城的时候，可能觉得洛阳的风水不太好（？），才在洛阳的东面选定了同在运河旁的汴州为都城。
要说这大运河最让人称奇的地方就是那与三大水系交汇处的船闸了。以运河上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扬州为例，长江水势高，由长江进入运河的船只顺流而下没有任何问题。但由运河如长江的船只又当如何呢？总不能等到枯水期吧？
不知各位看官有没有去过三峡，是否注意过往来的船只又是如何通过落差巨大的三峡大坝的呢？
通常的做法是，船从下游向上游前进时，把水槽上游闸门关好，下游闸门打开，等水槽里的水位和下游一致时，船开进水槽，关好下游水闸，上游底部闸门打开，水槽从底部灌水，等水槽水位和上游一致时，打开上游闸门，船开出水槽向上游前进。上游到下游则反之。如此反复（最多时，可有五级船闸之多）即可通过落差峰值一百多米的三峡大坝。
您当时一定为如此天才的设计惊叹了吧。然而，方仲永同学要告诉您的是，利用阶梯船闸通行落差较大的水道的做法是“古已有之”。就说这眼下的扬州码头，就采用了二级船闸通行的办法，将运河的船只稳稳当当地送进长江水道。
只是，时已初冬，水量锐减，不复滔滔江水涌入运河的盛景。但也正因为是初冬了，往来的商船、客船益发的多了起来。毕竟都想着能在年节前，或是赶回家中团聚，或是将贩运的货物卖个好价钱。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运送米粮、食盐、布帛的官船，或是扑卖下转运订单的勋贵的商船，如石家、高家。
且夫北方缺粮，西北更缺，长安、洛阳、汴梁几座大都市的口粮、食盐等一应用品几乎全靠运河的漕运。运河之繁忙可想而知。
以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汴梁为例，人口近二百万，这其中有几个是种庄稼的？如果仅靠城外的几亩沙地、几处庄园所出产的粮食，只怕喂鸡都不够。
那么汴梁一年经运河所供应的粮食有多少呢？据史料所载，最高峰时约为八百万石（近十亿市斤）。当然，并非汴梁人个个都是大肚汉，自己吃用是用不了这么多的。还要经由朝中的官员调拨全国各地，特别是缺粮的边境地区以作军粮。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粮食、钱帛等巨额物资，不仅用来供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及支付中央**的行政费用，而且还有一部分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等路，以满足边防之需要。因为北宋与北方的辽和西夏两政权并存，边衅时起，而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正当其冲，所以北宋在这几个地方配置了重兵，而边地重兵所需粮饷又非当地赋税所能应付，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三路。
不客气地说，如果把运河封闭截断，汴梁立刻就会陷入粮食供应紧缺的恐慌，边军也必然因缺粮而哗变。若是封闭时间稍长些，比如半年，则东京城将不攻自破，大宋必将分崩离析。
运河于大宋而言，实乃国之命脉也。
因此，自赵匡胤定鼎以来，历代宋皇对运河都是当命根子一样重视和爱护的。
环绕汴梁的惠民水、汴河、五丈河、金水河，就像心脏的四条大动脉一样，将给养运送至汴梁，再由汴梁输送分配至全国各地。其中以运送南方物资的汴河最为重要，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太宗曰：“仰给在此一渠水。”神宗熙宁时，参知政事张方平亦曰：“以漕运为本。”
为了保证漕运所需，宋代官营船场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997年），一年内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只。真宗天禧末（1021），年产二千九百一十六只。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如何确保各地物资的安全运至中央，是赵宋王朝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漕运审计机构应运而生。
宋代关于漕运审计的法规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漕运的起发时限、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与奖惩制度。
首先是漕运的起发时限。顾名思义，此项法规主要对物质的运输时间加以限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负责押运的官员作弊，停泊过长时间从而将官方物资变卖，然后以各种理由谎称物资遗失，例如雍熙四年有一押运官员“访闻西路所发系官竹木栰拖缘路至京，多是押纲使臣、纲官、团头、水手通同偷卖竹木，交纳数少，即妄称遗失”。除此之外，这项法规还保证了一些具有时效性的物资能够完好的运输到京师，例如茶叶“不得积留在彼，损恶官茶”。
其次是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这两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了解押运人员在押运途中办事是否符合规章制度，从而以此为根据进行奖惩，换句话说，这两者是押运人员奖惩考核的重要依据，如果押运人员行程历损毁，即使将物资完好的押运到指定地点也是没有办法进行奖赏的。对此，《宋会要辑稿》载：“诸押纲人毁失行程历被人毁失同。而无照验，或妄称毁失，及本纲附载未足，而不于经过处批书者，稽程碍赏虽有缘故，应豁除日限而不曾批书亦同。各部在推赏之限”。到达目的地后，押运人员粮纲行程批书将会被统一收集，汇总后一并上报，由相关机构审查，此为批书的管理。
接着是奖励措施。为了鼓励押运官员恪尽职守，宋朝对漕运人员设立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例如押运盐等易损之物，如果在途中散落遗失的数量小于规定的数量，那么参与这次押运的所有人员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奖赏。再例如对于押运数年皆不犯错的人，宋廷也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对于一年不犯过错者，通常会给予减少磨勘和钱财的奖励，对于五年不犯过错着，除了给予钱财奖励还会直接提升其官职。
最后是惩罚措施。
在运输途中，宋廷是允许物资出现损耗的，规定汴河粮纲每八千硕，允许抛失四百硕以下，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便将会受到徭役的处罚，因此一些押运人员往往在抛失过多的时候，会直接将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所有物资都抛弃，然后谎报天灾，从而避免受到处罚。这种行为的存在极大的浪费物资，宋廷自然是知晓押运人员的所作所为，但出于之前法规中并没有描述这种行为，所以一开始此风盛行却也没有办法依规处罚。后来，针对这一弊病规定“自今如有抛失舟船，其殿侍、军大将信纵有申报患状，并不免抛失罪名”。如遇恶劣天气，遭遇沉船也要极力抢救物资，且“如救及分，别无侵欺者，原其罪”。
具体抛失官物的处罚，以及审计机构人员的责任，《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记载：
“诸押纲人、部纲兵级、梢工失觉察盗易欺隐本纲及本船官物，事虽已发而能自获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获一名亦是。诸纲兵级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两火同。地分催纲、排岸巡检、县尉司干系人失觉察者，杖一百，命官减二等。三十日内能获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获一名，亦准此。”
然并卵，正如吃饭穿衣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一样，看着可爱的小钱钱白白地从自己面前走过，实在是对个人品格的极大考验。遗憾的是，古今中外，许多人没能通过考验。
即便宋太祖自立国初期就定下了“独于治赃吏最严”的基调，不仅依据律法严惩犯赃官吏，而且还通过任官制度加强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对非死罪犯官员在叙用、擢升磨堪、举荐和致仕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再次然并卵，君不见即使明太祖法外用刑“剥皮楦草”，也并未使明朝的吏治清明到哪里去。再说了，宋朝的官吏表示，咱用得着贪腐吗，随便做些生意，接受些投献的土地，再加上朝廷优厚的俸禄（对于高官来说），根本不用做那些下三滥的事儿。
但是，没有了外快，工作起来似乎老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就像加班没有加班费一般，让人提不起精神去做出一番成绩来。再加上，宋朝官制叠床架屋，好像很多人都管事儿，又好像很多人都不管事儿，推诿扯皮实在是再常见不过了。
为此，宋廷承袭唐制，设工部和都水监以专司河湖管理与治理，行导引水源、清理淤积、加强防汛、植树护堤之责，倒也收到了些效果。特别是关于运河的治理，往往都是皇帝指名某某大臣直接处理，再想推诿也不敢糊弄皇帝老子。一旦有失，必然是京畿震动、官民忧惧的大事，不好好干就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小命开玩笑了。汝以为老赵家的刀不利乎？
因此，当方仲永乘船沿运河一路北上到山阳，溯淮河而上至盱眙，再过淮河北岸的泗州时，就算是进入了隋唐大运河的精华段——通济渠（汴河）了。
用后世的说法，这汴河就是十足十的“黄金水道”。河中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岸边所植树木也都养护得当，河水也甚是清澈，间或还有游鱼掠过。繁忙而不混乱，环境治理的也不错，看来天子脚下就是不一样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