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比于爽快的叶建英和郑介民，住在三楼305房间的罗伯逊可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 更新最快当记者们前去采访他的时候，罗伯逊正在和几位美人谈笑风生，看来正说得热闹。一看到记者们进来，罗伯逊便站起身来，双肩一耸，双手一摊地说道：“诸位，非常抱歉！我打算明天再和记者先生们谈话。”说完，罗伯逊又扭头和几位美军官兵说笑去了。
记者们受到了冷遇，一脸的不高兴，但是对美国人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本来国共双方的事情，就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人家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调解的，他们即使不放在心上，你也不好说些什么。
记者们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但是在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上面都有一则重要的新闻：军调处执行部三位委员抵达北平，国共双方委员均对调处充满信心，惟美方委员对此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态度。罗伯逊看了这则新闻之后，不禁气得破口大骂。
1946年1月14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双方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负责警卫。军调部只对“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负责，其组成人员如下：
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交通处长：张六师，办公室主任：唐保黄（后来改为黄天迈）；
军调部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建英。参谋长：罗锐卿。副参谋长：张经武，秘书长：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陈士渠，执行处长：宋时轮，执行副处长：李聚奎，交通处长：黄逸峰，新闻组长：龚澎；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伯逊，参谋长：洛克菲勒上校。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成立之后立即向全国发布了停止一切战斗的“和”字第1号命令。随后，军调部派出3个执行小组分赴赤峰、集宁、济南三地，监督停战命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在军调部派出的这3个执行小组以及之后的所有执行小组之中。国民政府代表和代表人数都相等。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军调部的执行权力由政治协商会议赋予，凡是国、美、共三方一致同意所发出的命令，国共双方军队必须绝对服从。
而从1月14日到19日。政治协商会议依次对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在政协会议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也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两个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亦即政权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
围绕国民政府的组成及权限，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遇有紧急情况时，国民议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
董毕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不同意国民党的提案。在经过反复争辩之后，政协会议终于形成了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各部长官有任免之权，对立法、监督委员有任用之权；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否定了国民党占‘特定多数’的主张；在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问题上面。规定至少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才可以进行决议。”
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面，各政协代表围绕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问题又展开了激烈争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认为：“全国所有军队应该脱离任何党派关系归属于国家，国共两党都应该交出自己的军队。”国民党代表当然不会交出军队，而在政治民主化之前也不愿意交出军队。…,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只好提出国共双方各自互相让步的主张，最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协议规定：整军原则和办法按照“军民分治”、“军党分治”、“以政治军”进行。
就在政治协商会议紧张召开的时候，1月16日突然爆发了震惊国人的“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1898年出生于吉林德惠县，其父张雅南曾经担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来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冶矿专业。毕业之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之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使俄国撤离之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重新恢复了生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莘夫携妻子李湘衡流亡关内，曾经先后担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当时东北地区有许多伪满洲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日资企业，国民政府和苏联方面都想要予以接收。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之命，携随员徐毓吉、刘元春、牛俊章、张立德、庄公谋、舒世清、程喜田等7人，在中长铁路（中长路全名中国长春铁路，是东北地区全部铁路的统称）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之下从长春出发。准备前往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途经沈阳的时候。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行独自赶赴抚顺，让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前往抚顺。于是就在当日下午，张莘夫率领技术人员以及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门外站岗进行密切监视。当时抚顺虽然驻扎有苏联军队，但是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手中。
1月15日，张莘夫一行人之中的7名路警被东北民主联军缴械。并被驱逐去抚顺，剩下8名接收人员全部失去人身自由。就在当天，张莘夫还曾经电话通知沈阳方面称：“苏军仅能保证二十四小时，望设法……”张莘夫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1月16日下午，苏军方面人员会同当地警察前往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表示抚顺煤矿不能由其接收，并劝其尽快返回沈阳。当天晚上，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来的专列从抚顺返回沈阳，当专列行驶至抚顺以西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原冀东部队的逃兵莫广成率领武装分子强行冲上列车，将张莘夫一行带下火车残忍杀害，张莘夫时年48岁。
虽然驻扎抚顺的苏联军队并不欢迎张莘夫，不让张莘夫一行接收抚顺煤矿。并且让他们连夜赶回沈阳；虽然驻扎抚顺的军队也不欢迎张莘夫一行，并且还缴了警卫的枪，驱赶警卫出城，但是苏军和共军都没有杀害张莘夫的用心。然而，杀害张莘夫的竟然就是军队的逃兵莫广成，虽然当时莫广成已经不是军队的战士，已经由逃兵蜕变成土匪。但是莫广成毕竟曾经是军队的士兵，而张莘夫却恰恰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又恰恰是执行从苏军手中接收日资企业这样让国人拥护的职责，而且这件事又恰恰发生在国民党处心积虑排苏的关节点上。怎么会不被人利用大做文章呢。…,
当初苏军出兵东北，蒋介石是十分欢迎的，甚至是非常感激的，但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军迟迟不肯从东北撤离，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撤离期限。蒋介石对此颇有微词。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国民党大肆渲染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般士农工商也跟着国民党兀自庆贺，但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却并不因为中苏友好条约而给国民党政府唱赞歌，他们仿佛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条约的内在联系之中咀嚼出美苏拿中国交易的险恶用心，并且进而咀嚼出蒋介石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求得美苏两国支持他内战和独裁的卑鄙用心。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卖国乞怜的丑行心生愤慨，对苏联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心怀愤懑，加之苏军在东北迟迟不肯撤军，加之蒋介石想尽千方百计想要制造舆鹿迫苏军尽快撤离东北，张莘夫事件真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
虽然莫广成是杀害张莘夫的凶手，但是莫广成却不是受派遣或托付而杀害张莘夫的。莫广成曾经是军队的战士，但是在他当了逃兵、蜕变成土匪之后，他杀害张莘夫的行径就属于土匪性质，与及其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莫广成毕竟曾经是军人，有这么一层关系，真是老天夜要帮蒋介石的大忙，使得他终于有了在国人面前谴责苏联、痛骂的天赐良机。蒋介石没有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怂恿、导演并排练演出了一连串的排苏的双簧，把排苏的舆论制造到了极致。以重庆为中心，全国许多大城市发起了国民党促成的或者国民党暗示的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的舆论机关得以利用张莘夫事件渲泻了积郁已久的怨苏之一腔邪火。一些不明真相或者不明就里的人，出于种种情愫，把张莘夫的死记在苏军和的账上，并且大加挞伐，使得这场喧嚣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记者们受到了冷遇，一脸的不高兴，但是对美国人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本来国共双方的事情，就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人家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调解的，他们即使不放在心上，你也不好说些什么。
记者们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但是在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上面都有一则重要的新闻：军调处执行部三位委员抵达北平，国共双方委员均对调处充满信心，惟美方委员对此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态度。罗伯逊看了这则新闻之后，不禁气得破口大骂。
1946年1月14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双方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负责警卫。军调部只对“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负责，其组成人员如下：
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交通处长：张六师，办公室主任：唐保黄（后来改为黄天迈）；
军调部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建英。参谋长：罗锐卿。副参谋长：张经武，秘书长：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陈士渠，执行处长：宋时轮，执行副处长：李聚奎，交通处长：黄逸峰，新闻组长：龚澎；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伯逊，参谋长：洛克菲勒上校。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成立之后立即向全国发布了停止一切战斗的“和”字第1号命令。随后，军调部派出3个执行小组分赴赤峰、集宁、济南三地，监督停战命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在军调部派出的这3个执行小组以及之后的所有执行小组之中。国民政府代表和代表人数都相等。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军调部的执行权力由政治协商会议赋予，凡是国、美、共三方一致同意所发出的命令，国共双方军队必须绝对服从。
而从1月14日到19日。政治协商会议依次对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在政协会议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也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两个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亦即政权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
围绕国民政府的组成及权限，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遇有紧急情况时，国民议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
董毕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不同意国民党的提案。在经过反复争辩之后，政协会议终于形成了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各部长官有任免之权，对立法、监督委员有任用之权；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否定了国民党占‘特定多数’的主张；在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问题上面。规定至少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才可以进行决议。”
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面，各政协代表围绕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问题又展开了激烈争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认为：“全国所有军队应该脱离任何党派关系归属于国家，国共两党都应该交出自己的军队。”国民党代表当然不会交出军队，而在政治民主化之前也不愿意交出军队。…,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只好提出国共双方各自互相让步的主张，最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协议规定：整军原则和办法按照“军民分治”、“军党分治”、“以政治军”进行。
就在政治协商会议紧张召开的时候，1月16日突然爆发了震惊国人的“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1898年出生于吉林德惠县，其父张雅南曾经担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来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冶矿专业。毕业之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之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使俄国撤离之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重新恢复了生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莘夫携妻子李湘衡流亡关内，曾经先后担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当时东北地区有许多伪满洲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日资企业，国民政府和苏联方面都想要予以接收。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之命，携随员徐毓吉、刘元春、牛俊章、张立德、庄公谋、舒世清、程喜田等7人，在中长铁路（中长路全名中国长春铁路，是东北地区全部铁路的统称）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之下从长春出发。准备前往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途经沈阳的时候。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行独自赶赴抚顺，让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前往抚顺。于是就在当日下午，张莘夫率领技术人员以及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门外站岗进行密切监视。当时抚顺虽然驻扎有苏联军队，但是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手中。
1月15日，张莘夫一行人之中的7名路警被东北民主联军缴械。并被驱逐去抚顺，剩下8名接收人员全部失去人身自由。就在当天，张莘夫还曾经电话通知沈阳方面称：“苏军仅能保证二十四小时，望设法……”张莘夫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1月16日下午，苏军方面人员会同当地警察前往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表示抚顺煤矿不能由其接收，并劝其尽快返回沈阳。当天晚上，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来的专列从抚顺返回沈阳，当专列行驶至抚顺以西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原冀东部队的逃兵莫广成率领武装分子强行冲上列车，将张莘夫一行带下火车残忍杀害，张莘夫时年48岁。
虽然驻扎抚顺的苏联军队并不欢迎张莘夫，不让张莘夫一行接收抚顺煤矿。并且让他们连夜赶回沈阳；虽然驻扎抚顺的军队也不欢迎张莘夫一行，并且还缴了警卫的枪，驱赶警卫出城，但是苏军和共军都没有杀害张莘夫的用心。然而，杀害张莘夫的竟然就是军队的逃兵莫广成，虽然当时莫广成已经不是军队的战士，已经由逃兵蜕变成土匪。但是莫广成毕竟曾经是军队的士兵，而张莘夫却恰恰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又恰恰是执行从苏军手中接收日资企业这样让国人拥护的职责，而且这件事又恰恰发生在国民党处心积虑排苏的关节点上。怎么会不被人利用大做文章呢。…,
当初苏军出兵东北，蒋介石是十分欢迎的，甚至是非常感激的，但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军迟迟不肯从东北撤离，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撤离期限。蒋介石对此颇有微词。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国民党大肆渲染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般士农工商也跟着国民党兀自庆贺，但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却并不因为中苏友好条约而给国民党政府唱赞歌，他们仿佛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条约的内在联系之中咀嚼出美苏拿中国交易的险恶用心，并且进而咀嚼出蒋介石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求得美苏两国支持他内战和独裁的卑鄙用心。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卖国乞怜的丑行心生愤慨，对苏联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心怀愤懑，加之苏军在东北迟迟不肯撤军，加之蒋介石想尽千方百计想要制造舆鹿迫苏军尽快撤离东北，张莘夫事件真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
虽然莫广成是杀害张莘夫的凶手，但是莫广成却不是受派遣或托付而杀害张莘夫的。莫广成曾经是军队的战士，但是在他当了逃兵、蜕变成土匪之后，他杀害张莘夫的行径就属于土匪性质，与及其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莫广成毕竟曾经是军人，有这么一层关系，真是老天夜要帮蒋介石的大忙，使得他终于有了在国人面前谴责苏联、痛骂的天赐良机。蒋介石没有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怂恿、导演并排练演出了一连串的排苏的双簧，把排苏的舆论制造到了极致。以重庆为中心，全国许多大城市发起了国民党促成的或者国民党暗示的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的舆论机关得以利用张莘夫事件渲泻了积郁已久的怨苏之一腔邪火。一些不明真相或者不明就里的人，出于种种情愫，把张莘夫的死记在苏军和的账上，并且大加挞伐，使得这场喧嚣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