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治的话,武媚娘略一思索,笑道:“三郎,熊津都督府的职责首要是镇抚,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又有何不可?

    再则如刘仁愿奏折所说,可暂命阿弥为代都督,待百济事定,便可取消,又有何好担忧?

    都察寺是恶犬,现在把这条恶犬放在敌国里,岂非正合适?”

    武媚娘的话,令李治陷入了沉思。

    良久,他拍了拍掌:“媚娘提醒的是,临时任命,暂代都督一职,无品无级,行不良人之事,对眼下的百济,确实是一剂良药。

    如此,我才能将苏定方抽出来,投入一场对大唐更重要的战役。”

    “三郎能如此想,我也替阿弥高兴,他有能力,只是缺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

    “机会我给他,能做到哪一步,就看他自己了。”

    李治意味深长的道。

    正是有了这次李治与武媚娘的对话,熊津都督府代都督之职,才会落在苏大为的头上。

    这本是无奈之举。

    王文度的暴毙不但引发半岛新一轮的格局变化,而且也大出李治的预料,将他原本的计划完全推翻。

    大唐的名将能将不少,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去处。

    不是想抽调,就能马上抽出来的。

    西边,维护着大唐与波斯大食的贸易,河西走廊,草原诸部,这部份需要重点巩固,包括安西都护府,一系列的举措和人员,几乎耗尽了大唐半数的力量。

    此时在东边,所能动用的力量,是有限的。

    “陛下命我为平壤道总管,此次率军前来,为的不是百济,而是高句丽。”

    刘伯英目光从苏大为到刘仁愿面上扫过。

    整个公廨内的空气为之一静。

    这个消息对苏大为来说,算不上意外。

    但在此时经由刘伯英的口说出,则有别样的意味。

    刘仁愿反应极快,向刘伯英拱手道:“陛下的意思是要对高句丽用兵了?”

    刘伯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其它:“去岁十一月一日,扶余义慈及扶余隆、扶余泰等五十八人被大总管苏定方献俘于东都洛阳则天门。

    大总管前后灭三国,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

    朝廷为庆祝攻灭百济,赐天下大酺三日,并加授苏庆节为尚辇奉御。”

    这消息现在还没传到百济,以致于在军中的苏庆节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自己阿耶灭百济之功,已经跟着鸡犬升天。

    “苏定方战功如此,军中谁不羡慕,现在自英国公李勣以下,人人上表,向陛下献言,愿为先驱对高句丽用兵,以全太宗未竞之功。”

    这当然是表面上的一层理由。

    更深层的则是,武人们需要军功,军事贵族必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新目标去征服。

    否则,养兵有什么用?

    这些军中勋贵岂不是被边缘化?

    至少在这个阶段,大唐的国策,还是积极向外扩张的。

    也怪苏定方灭百济太过迅速,让李治心下认为,自己的确是找到了灭高句丽的正确打开方式。

    太宗时期,虽然也曾启用张亮为水军都督,水陆并进去征讨高句丽。

    但那时大唐水师的力量还是太弱,并没有真正形成跨海大量投送兵力的能力。

    但是到了李治这个时期,大唐水师已成。

    灭百济便是明证。

    此外,占有了百济,便能从前后两个方向,去夹击高句丽。

    这正像大汉与匈奴人争河西走廊一样。

    “张掖”,张帝国之臂,断去敌人的臂膀,让帝国有能力伸出手,从敌人的弱点给予痛击。

    征服百济的意义正在于此。

    受到吞并百济的鼓舞,李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灭掉高句丽,祭拜太庙,以告慰太宗皇帝了。

    “总之,征高句丽已经提上日程。

    具体的方略,要等陛下进一步的诏令,我等只用奉命行事便好。”

    刘伯英抚摸着花白的胡须,目光又落到苏大为的身上。

    而苏大为,此时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历史上,显庆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治任命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率兵分道进击高句丽。

    龙朔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又以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兵进军平壤。

    五月二日,唐军作战部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同中书门下三品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统率大军及诸胡兵“水陆分道并进”,以讨伐高句丽。

    平壤即高句丽都城。

    大唐此番布置,与征百济时所动用的力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从始至终,在李治眼里,只有高句丽才称得上是大唐的敌人。

    百济,只不过是不听话的属国,不遵天可汗之命,所以略施惩戒。

    现在,在惩罚过百济后,大唐终于要对高句丽动手了。

    李治很急,欲毕其功于一役。

    这一次战争,他几乎集齐了大唐现在所有能动用的能将、名将,光是大总管便任命了五位。

    征百济时,只任命苏定方一人为神丘道大总管。

    这个重视程度,对比十分明显。

    正因为李治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高句丽上,百济在大唐军事版图上的地位,就便得有些鸡肋。

    既需要借助百济的地利,为征高句丽提供辅助之力。

    又不想也不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在百济本土上。

    是以,李治对百济的配置,就有着他的考量和安排。

    此时征高句丽为第一要务,不可能再另任大将,另投入大量军力在百济了。

    刘伯英这支万人上下的军马,既是龙朔元年大唐对百济的第一批援军,也可能是最后一批。

    自己手里掌握督察寺情报系统,对百济这种战地,行战时管制,足够稳定局面。

    李治唯一担心的,就是过度放权后,怕自己的野心如脱疆的野马。

    毕竟监察系统一旦松开控制,是每一个为上者所忌讳的。

    奇怪,按李治那个步步算计的性子,为何会命自己为代都督?

    此时苏大为心中还存着疑惑。

    却见刘伯英向着自己道:“苏代都督,我这里,还有一封陛下给你的信。”

    说着,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将,从身上取出一封被木匣封口,施以朱泥印戳的密匣,将其交到苏大为的手上。

    “陛下说了,此信只由你一人看,苏都督可查看印信。”

    说这话的时候,刘伯英脸上流露出一丝羡慕之色。

    一朝天子一朝臣。

    像他这种老将,李治会用他,但永远不会像对苏大为这样,引为心腹。

    别说刘伯英,就是一旁的刘仁愿同样羡慕。

    他的境遇和刘伯英差不多。

    看着苏大为验过印信,捏碎泥封,取出里面的密信。

    两员老将都自觉的退开一些。

    让苏大为独自看皇帝陛下给他的信。

    苏大为一目十行的看完这封由李治亲手写给他的书信,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精彩。

    刘伯英和刘仁愿虽然站远了些,但一直是暗中观察着苏大为脸上的表情。

    如果李治是用勉强和亲近的用语,那苏大为的表情一定是十分振奋和鼓舞。

    如果李治用的是严厉,命令的语气,苏大为的表情一定是凛然,是谨慎。

    可是现在,苏大为的表情却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种。

    而是一种似苦恼,似释然,又像是松一口气的表情。

    这让刘仁愿和刘伯英两员老将,无法通过他的表情反推出,李治在这封密信里,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给苏大为。

    虽然猜不出来,但三人的关系与进公廨前已经改变。

    之前,苏大为仅为刘仁愿手下的折冲府都尉。

    但现在,他已经受到李治诏书,暂代熊津都督之职。

    这样,三人的身份,已经算是同一层级。

    总的来说,唐军的军制里,都督府的地位弱于都护府,要受都护府节制。

    比如大唐征服高句丽后,在辽东之地建起安东都护府,负责整个辽东的军政大事。

    在百济的熊津都督就受其节制。

    都督府的职能为: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

    属于大唐设在百济的管理机构。

    如果是在内地,还会任命刺史。

    都督府是大唐维持地方势力平衡的裁决机构。

    可以总判府事,可以叙功罚过,可以征讨。

    这个权力非常之大。

    另外,大唐任命的行事总管,主要负责军事征讨,其军事权力是大过于都督的。

    都督执掌的主要是地方治安一类的战争。

    唐朝的刺史相当于其它朝代的太守,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市高官。

    这三者侧重各有不同。

    现在在百济熊津都督府中,苏大为为熊津都督府代都督。

    刘伯英为平壤道大总管,负责高句丽方面的攻略。

    未来与他一齐行动的,会有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镂方道总管程名振,以及夫馀道行军总管萧嗣业。

    至于刘仁愿,身为嵎夷道行军副总管。

    嵎夷,古时指山东东部滨海地区。

    《尚书·尧典》记载,羲和浴日的汤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魏晋时期的扶余在中国史书中被归为《东夷列传》之一员。

    所以此嵎夷道行军总管,指的是对百济及高句丽方面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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