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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4章效郑庄公旧事
“难得回京学习，正好休息一下，怎么还老是愁眉苦脸的？乖，快笑一个！”叶y灵走到萧宸身边，弯下腰，伸出青葱y指在他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笑着说道，看那样子，倒像是逗i孩子玩一般。
萧宸瞪了她一眼，可惜全无作用，便伸手在她的翘上“啪”地拍了一下：“老公的便宜也敢占？”
叶y灵半似娇羞半似气恼地捶了他一下，在他身边坐下：“是不是工作上有烦心事了？”
萧宸点点头，想了一下，又摇摇头。
叶y灵奇道：“到底是还是不是？”
萧宸苦笑起来，一脸郁闷：“还真不好说算不算工作上的事儿，不过烦心是肯定的了。”
“那是为什么？”叶y灵有些不理解：“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这有什么说不准的？”
萧宸叹了口气，想想告诉她也无妨，便说：“自从年前程子高被任命为朗柳市委书记以来，这段时间朗柳那边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了。”
“程子高……”叶y灵想了想，忽然眼睛睁大：“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跟那刘走得很近的那岳州市委副书记？”
提到刘萧宸的脸就沉了一沉，点点头，面微冷，解释道：“我调任吴城以后，他就代理朗柳市长了，按照省委的部署，他在年前的全体党代会上，当选了市委书记。”
叶y灵呆了一呆，有些不悦道：“这种人也能提拔，你徐叔叔……怎么想的？”
萧宸微微蹙眉，闭上眼睛往沙发上一靠，幽幽道：“一个副书记，定不了鼎的。”
电视上看官场上的步调总是高度一致的，无论什么问题总会达成高度共识的。其实都是一把手的思想得到了贯彻落实。华夏有句古话叫“宁做激头，不为凤尾”。自从华夏实行党政一肩挑，一支笔审批后，副职和正职的区别就不在是量而是在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把手只有一个，副职无足轻重，有得单位甚至有十几个副职，但都是和政协委员一样聋子的耳朵。激头和凤尾的关系越来越符合现实辩证法，一个县科级的一把手，甚至比省内一个副厅级更有实权，唯一衡量的标准要看单位的经济实力，相同的一把手不同的单位在社会上的待遇也会有天壤之别。
关于正职和副职之间的微妙关系，钱钟书在围城里曾对其作过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正职比作过去富人家的太太，而副职就像姨太太。太太只能有一个，姨太太则数量不限。如果哪个“丫头”和老爷有了i情，老爷一般会“给她一个名份”，让她做姨太太。太太与姨太太的待遇自然也就不一样，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姨太太千方百计想“扶正”了。
叶y灵叹了口气：“这个程子高又是做了什么事，让朗柳的人告状都告到你这儿来了，你现在还能管朗柳的事吗？”
萧宸摇了摇头，微微叹息一声：“无非就是飞扬跋扈、擅权专权，纵容家人亲戚打着他的名号捞好处罢，只是他做得太过了一些，朗柳那些我提拔起来的干部，现在有些受不了他这样干的，但是又没地方告，只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i底下跟我说说……其实，我这时候又怎么管得了朗柳的事？即便程子高是真的干了这些事，也轮不到我来出手，否则就是坏了一些规矩，是要遭人忌恨的，我自己虽然不怕，却怕那些因为相信我，才来我这里告状的人，我怕他们受到牵连……”
叶y灵柳眉一挑：“那，你现在都调走了，还真能把程子高打掉？”
萧宸不知道她问这话什么意思，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沉了一下，说：“只要他是真做了那些事，我拼着被一些人忌恨和上面对我失望的可能，打下他……还是有七八分把握的。”
叶y灵其实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萧宸在朗柳留下的力量有多强而已。她又哪里知道，萧宸当初的几名干将，如今即便萧宸离开，但他们在朗柳也已经逐渐形成势力。郑之鹏已经出任朗柳市常务副市长，林成南成了组织部长，刘文军从检察院检察长升任了市纪委书记，而顾乐也成了市公安局长，不过暂时没有兼任市政法委书记，目前是政法委副书记。但即便如此，萧宸在鼎清区的“四大护法”除了李云新调任到吴城现在出任了市纪委书记以外，另外三个也都已经在朗柳成为了市委常委，资历略差一点的顾乐，离常委也不过一步之遥了。而这还不过是萧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务副市长和市长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干部又难道少了？所以萧宸如果真要动一动程子高这个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样有把握，只是这动手的代价太大太大，即便萧宸也不敢轻易如此破坏规则。
这让萧宸不禁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激ng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i人”现象。至于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一直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其实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程子高作为典型的潇南本地干部，当初依附刘省长是很正常的，而从刘省长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显然是不错的。
既然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报喜不报忧”，与上级激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激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激ng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低级别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之中。因为在人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激ng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激ng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激ng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激ng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它不但将天下激ng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激ng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人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激ng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激ng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u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i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角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在一个政fu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fu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fu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fu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u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萧宸有时候会思索，从郑老在92年再次拨正华夏社会走向的历史事实来看：若天假以年，郑老能头脑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会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启动并完成，而不会是以那种被扭曲的形象走进历史。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不知是谁来完成数千年来华夏政治制度上未竟的伟大事业。
萧宸心里的矛盾，叶y灵也能理解，毕竟朗柳的大好局面可以说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如今明知道“即位”的人是个败家子，他心里要是不恼火那才奇怪了。
“其实，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岳书记比彭书记好？”叶y灵i心地问了一句。
萧宸笑起来：“也没什么好不好的，能做到省委书记，谁又是没有本事的人了？只是说，岳书记和彭书记风格不同，屁股也不同罢了。”
“屁股？”叶y灵微微蹙眉，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么粗鲁的词。
萧宸笑着点点头，见叶y灵还有些疑便问道灵你说，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叶y灵微微一愣，忽然气得拧了他一下：“明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还来问我！快说！为什么？”
萧宸哈哈一笑，道：“一个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另一个是从通诗书长大考中进士的饱学大家，然而大文盲却将大知识分子轻松淘汰，这就是明朝后期魏忠贤领衔主演的一场生动的逆淘汰游戏。”
萧宸轻轻搂住叶y灵的纤腰，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参政议政。魏忠贤以皇帝玩伴起家，但靠的绝不仅仅是一手出的木匠活。一个身体残缺的男人，从万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除了与皇帝朱由校一拍即合的木匠活，还有一肚子的杂碎。作为明熹宗的第一玩伴，魏忠贤淘汰了彼时股肱之臣左光斗，拼的不是木匠活，也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亲君的歪才，而这些歪才的来源，其根本就是他屁股下的位置。
在亲君与玩人方面，这个文盲颇有才气。魏忠贤是个把主子的脉得一清二楚的奴才，所以能够代行皇权。他深知明熹宗喜好游戏，所以在助兴上不遗余力。当朱由校玩物丧志之后，他的代办机会陡然增多。他在丑化死对头东林党人领袖人物方面，独具匠心，以水浒传中梁山人物对号入座，如子钱谦益、大刀杨涟、青面兽左光斗，在侮辱对手的同时，还扣上草寇的屎盆。
而大家左光斗的才气乃治国正才，在整人方面，绝对歪不过魏忠贤。在与魏忠贤的决斗中他失算在先，从轻敌到对对手抱幻想，导致正才最终大败于歪才。左光斗在被阉党诬陷严刑拷打时，为免受皮之苦活活打死而屈打成招，他以为招了就没事了，到后来法定程序时，还有辩白的机会。谁知对手在玩人上绝非等闲之辈，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招了之后就在牢中将人整死，不留一丝机会。
左光斗的盟友、东林党领袖杨涟也惨败于魏忠贤手下。在明知必有一死时，曾发出不要读书了，以我为戒的遗言，这遗言既是对学术不如权术的绝望，也是对才高八斗的自己输给一个尸体残缺的文盲的哀怨。然而，左光斗却不以为然，临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戒，而谓善不可为”。这体现了令人钦敬的刚但却略去了被淘汰的反思。
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读圣人之书孜孜不倦，但在现实中却不善组织工作，不仅在亲君上刻板无为，而且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所有大知识分子的短板、东林党人的弱点，于是使皇帝与中间分子都跑到了敌人阵营。
皇帝是宦官的根，魏忠贤左光斗，最终的裁判是皇帝。魏忠贤牢牢抓住了朱由校这个根脉，自然是胜算最大。魏忠贤与左光斗，谁离朱由校更近是不言而喻的。左光斗才华再高，也不如魏忠贤与朱由校的零距离。最终决定这场淘汰赛结果的，不是参赛者魏忠贤和左光斗，而是明熹宗朱由校。最终决定朱由校哨声的，也不是比赛双方的才华之比，而是谁离最高领导人最近。这就是华夏仕途典型的逆淘汰游戏，胜出者靠的不是功劳与才学，而是与领导的距离。
要靠近皇帝，达到零距离。那么首先就要贴近与皇帝已经零距离的人。魏忠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摆平了皇帝的ni妈。魏忠贤与明熹宗ru母氏亲如一家甜蜜蜜，而皇帝朱由校恋ni妈如同恋母，魏忠贤在皇帝面前，犹如ru爹，焉有不家和万事兴之理？这么亲密的全家福，岂是刻板地与朱由校保持君臣之礼的左光斗能及的吗？
其实，左光斗曾经离皇帝也不远，魏忠贤是朱由校的玩伴，左光斗原是朱由校老爹明光宗的伴读，光宗帝死后，他秉承正统，与大知识分子群东林党一起拥光宗长子朱由校为帝，打掉了后党拥立的接班人，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正是这个他拥立的i接班人，最后成为他的掘墓人。
由此可见，陪读不如陪玩。读伴左光斗在把握领导的脉搏及在与领导拉近距离方面，远不如玩伴魏忠贤激ng道。本来，朱由校这个短命皇帝是不值得浓墨重彩的，但是这个16岁即位23岁死掉的年轻领导人，在他的心目中，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却很耐人寻味。
通览朱由校的7年作为，与其说这是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不如说是个皇宫里的最大玩主。在玩主眼里，当然是玩伴与奴才最可亲最可近，而国家栋梁之才可能只是个概念而已，一点也不好玩。左光斗到死也没明白，他拥立的这个接班人那位皇帝朱由校，直到死，也没断ru，朱由校的脑子始终长在别人的项上，继位前是嫡母李长继位后是ru母氏与ru爹魏忠贤，左光斗跟皇帝的代理脑袋斗，无异于与皇帝直接斗，注定被淘汰的结局。
忠正耿直的大知识分子，在处事上规矩，但缺乏灵活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曲直兼备者方可成为大政治家。从东林党人及左光斗的行事风格来看，他们还是书生意气偏多。内宫歪才未必斗得过大政治家，但对付直来直去的书生，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文盲魏忠贤淘汰大家左光斗，与知识无关，与屁股有关，完全是谁的屁股能和裁判坐到一起的问题。这种淘汰赛的结果，虽令人深感悲哀，虽然是逆淘汰，但在那样一个年代，亦在情理之中矣。”
萧宸这话说的就很通透了，叶y灵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岳书记是挨着顾副主席坐的，而彭书记则是挨着……”
萧宸轻咳了一声：“我什么意思也没有。”
叶y灵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这y泉山的别墅里，绝对没有窃听器。”
萧宸呵呵一笑，却是并不回答。
叶y灵只好不去计较这个问题，只是问道：“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彭书记是挨总书记坐的，现在程子高早就弃了刘中时而挨着彭程书记去坐了，你也说了，如果管的话，后果堪忧。可是如果不管，你的那些人只怕就要人心不稳咯。”
萧宸嗯了一声，淡淡地道：“所以管还是要管的，但绝对不能直接去手，要用别的办法。”
叶y灵好奇道：“什么办法？”
萧宸微微笑道：“郑庄公之法。”
叶y灵瞪了他一眼：“又来了！”
萧宸哈哈一笑，说灵，我知道在信息技术上你是高手中的高手，不过读史不仅可以明智，还能让人更有城府，有空你也可以多看看。”
叶y灵轻哼一声：“我要那么深的城府做什么？”说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打定主意要多看看史书了。
萧宸也不管她，解释道：“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弟兄二人，母亲武姜因生庄公时难产，因此对他心生厌恶，取名寤生，相反对其弟弟叔段却百般宠爱。按照古制，寤生是老大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成为郑国君主。母亲武姜更加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培养叔段的势力，以便强大后取代庄公。于是她就替叔段请求封地想要制邑，庄公不同意，武姜又请庄公把叔段封到京襄城，庄公同意了。叔段到京后，称京城太叔，招兵买马，修筑城墙，准备谋反。卿士祭仲发现后告诉了庄公，庄公说：只要我母亲武姜愿意，有什么关系。祭仲说：武姜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把他们安置个合适的地方，不然就难对付了。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到了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认为时机成熟，就和母亲商量谋反日期，武姜作出决定后就回信给叔段，让他立即起兵，自己做为内应。此时，郑庄公早已发现他俩的yin谋，截获了密信。拿到证据后，郑庄公即派公孙吕率二百辆兵车包围了京襄城，叔段措手不及仓皇逃至鄢陵，又被庄公追杀而被迫逃到共城后自杀。”
叶y灵这时想起来了：“这就是掘地见母的由来吧？”
萧宸点点头。
叶y灵忽然双手挡在iong前往后一躲，一副森严戒备的样子看着萧宸。萧宸奇道：“你这是干嘛？”
叶y灵佯装惊恐：“你这人太yin险了，我好怕……”
萧宸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一把把叶y灵抓过来横放ui上，朝着她弹力十足的翘上就是一巴掌，“啪”地一声，伴随着叶y灵半真半假地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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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4章效郑庄公旧事
“难得回京学习，正好休息一下，怎么还老是愁眉苦脸的？乖，快笑一个！”叶y灵走到萧宸身边，弯下腰，伸出青葱y指在他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笑着说道，看那样子，倒像是逗i孩子玩一般。
萧宸瞪了她一眼，可惜全无作用，便伸手在她的翘上“啪”地拍了一下：“老公的便宜也敢占？”
叶y灵半似娇羞半似气恼地捶了他一下，在他身边坐下：“是不是工作上有烦心事了？”
萧宸点点头，想了一下，又摇摇头。
叶y灵奇道：“到底是还是不是？”
萧宸苦笑起来，一脸郁闷：“还真不好说算不算工作上的事儿，不过烦心是肯定的了。”
“那是为什么？”叶y灵有些不理解：“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这有什么说不准的？”
萧宸叹了口气，想想告诉她也无妨，便说：“自从年前程子高被任命为朗柳市委书记以来，这段时间朗柳那边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了。”
“程子高……”叶y灵想了想，忽然眼睛睁大：“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跟那刘走得很近的那岳州市委副书记？”
提到刘萧宸的脸就沉了一沉，点点头，面微冷，解释道：“我调任吴城以后，他就代理朗柳市长了，按照省委的部署，他在年前的全体党代会上，当选了市委书记。”
叶y灵呆了一呆，有些不悦道：“这种人也能提拔，你徐叔叔……怎么想的？”
萧宸微微蹙眉，闭上眼睛往沙发上一靠，幽幽道：“一个副书记，定不了鼎的。”
电视上看官场上的步调总是高度一致的，无论什么问题总会达成高度共识的。其实都是一把手的思想得到了贯彻落实。华夏有句古话叫“宁做激头，不为凤尾”。自从华夏实行党政一肩挑，一支笔审批后，副职和正职的区别就不在是量而是在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把手只有一个，副职无足轻重，有得单位甚至有十几个副职，但都是和政协委员一样聋子的耳朵。激头和凤尾的关系越来越符合现实辩证法，一个县科级的一把手，甚至比省内一个副厅级更有实权，唯一衡量的标准要看单位的经济实力，相同的一把手不同的单位在社会上的待遇也会有天壤之别。
关于正职和副职之间的微妙关系，钱钟书在围城里曾对其作过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正职比作过去富人家的太太，而副职就像姨太太。太太只能有一个，姨太太则数量不限。如果哪个“丫头”和老爷有了i情，老爷一般会“给她一个名份”，让她做姨太太。太太与姨太太的待遇自然也就不一样，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姨太太千方百计想“扶正”了。
叶y灵叹了口气：“这个程子高又是做了什么事，让朗柳的人告状都告到你这儿来了，你现在还能管朗柳的事吗？”
萧宸摇了摇头，微微叹息一声：“无非就是飞扬跋扈、擅权专权，纵容家人亲戚打着他的名号捞好处罢，只是他做得太过了一些，朗柳那些我提拔起来的干部，现在有些受不了他这样干的，但是又没地方告，只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i底下跟我说说……其实，我这时候又怎么管得了朗柳的事？即便程子高是真的干了这些事，也轮不到我来出手，否则就是坏了一些规矩，是要遭人忌恨的，我自己虽然不怕，却怕那些因为相信我，才来我这里告状的人，我怕他们受到牵连……”
叶y灵柳眉一挑：“那，你现在都调走了，还真能把程子高打掉？”
萧宸不知道她问这话什么意思，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沉了一下，说：“只要他是真做了那些事，我拼着被一些人忌恨和上面对我失望的可能，打下他……还是有七八分把握的。”
叶y灵其实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萧宸在朗柳留下的力量有多强而已。她又哪里知道，萧宸当初的几名干将，如今即便萧宸离开，但他们在朗柳也已经逐渐形成势力。郑之鹏已经出任朗柳市常务副市长，林成南成了组织部长，刘文军从检察院检察长升任了市纪委书记，而顾乐也成了市公安局长，不过暂时没有兼任市政法委书记，目前是政法委副书记。但即便如此，萧宸在鼎清区的“四大护法”除了李云新调任到吴城现在出任了市纪委书记以外，另外三个也都已经在朗柳成为了市委常委，资历略差一点的顾乐，离常委也不过一步之遥了。而这还不过是萧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务副市长和市长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干部又难道少了？所以萧宸如果真要动一动程子高这个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样有把握，只是这动手的代价太大太大，即便萧宸也不敢轻易如此破坏规则。
这让萧宸不禁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激ng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i人”现象。至于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一直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其实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程子高作为典型的潇南本地干部，当初依附刘省长是很正常的，而从刘省长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显然是不错的。
既然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报喜不报忧”，与上级激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激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激ng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低级别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之中。因为在人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激ng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激ng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激ng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激ng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它不但将天下激ng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激ng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人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激ng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激ng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u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i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角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在一个政fu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fu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fu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fu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u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萧宸有时候会思索，从郑老在92年再次拨正华夏社会走向的历史事实来看：若天假以年，郑老能头脑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会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启动并完成，而不会是以那种被扭曲的形象走进历史。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不知是谁来完成数千年来华夏政治制度上未竟的伟大事业。
萧宸心里的矛盾，叶y灵也能理解，毕竟朗柳的大好局面可以说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如今明知道“即位”的人是个败家子，他心里要是不恼火那才奇怪了。
“其实，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岳书记比彭书记好？”叶y灵i心地问了一句。
萧宸笑起来：“也没什么好不好的，能做到省委书记，谁又是没有本事的人了？只是说，岳书记和彭书记风格不同，屁股也不同罢了。”
“屁股？”叶y灵微微蹙眉，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么粗鲁的词。
萧宸笑着点点头，见叶y灵还有些疑便问道灵你说，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叶y灵微微一愣，忽然气得拧了他一下：“明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还来问我！快说！为什么？”
萧宸哈哈一笑，道：“一个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另一个是从通诗书长大考中进士的饱学大家，然而大文盲却将大知识分子轻松淘汰，这就是明朝后期魏忠贤领衔主演的一场生动的逆淘汰游戏。”
萧宸轻轻搂住叶y灵的纤腰，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参政议政。魏忠贤以皇帝玩伴起家，但靠的绝不仅仅是一手出的木匠活。一个身体残缺的男人，从万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除了与皇帝朱由校一拍即合的木匠活，还有一肚子的杂碎。作为明熹宗的第一玩伴，魏忠贤淘汰了彼时股肱之臣左光斗，拼的不是木匠活，也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亲君的歪才，而这些歪才的来源，其根本就是他屁股下的位置。
在亲君与玩人方面，这个文盲颇有才气。魏忠贤是个把主子的脉得一清二楚的奴才，所以能够代行皇权。他深知明熹宗喜好游戏，所以在助兴上不遗余力。当朱由校玩物丧志之后，他的代办机会陡然增多。他在丑化死对头东林党人领袖人物方面，独具匠心，以水浒传中梁山人物对号入座，如子钱谦益、大刀杨涟、青面兽左光斗，在侮辱对手的同时，还扣上草寇的屎盆。
而大家左光斗的才气乃治国正才，在整人方面，绝对歪不过魏忠贤。在与魏忠贤的决斗中他失算在先，从轻敌到对对手抱幻想，导致正才最终大败于歪才。左光斗在被阉党诬陷严刑拷打时，为免受皮之苦活活打死而屈打成招，他以为招了就没事了，到后来法定程序时，还有辩白的机会。谁知对手在玩人上绝非等闲之辈，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招了之后就在牢中将人整死，不留一丝机会。
左光斗的盟友、东林党领袖杨涟也惨败于魏忠贤手下。在明知必有一死时，曾发出不要读书了，以我为戒的遗言，这遗言既是对学术不如权术的绝望，也是对才高八斗的自己输给一个尸体残缺的文盲的哀怨。然而，左光斗却不以为然，临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戒，而谓善不可为”。这体现了令人钦敬的刚但却略去了被淘汰的反思。
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读圣人之书孜孜不倦，但在现实中却不善组织工作，不仅在亲君上刻板无为，而且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所有大知识分子的短板、东林党人的弱点，于是使皇帝与中间分子都跑到了敌人阵营。
皇帝是宦官的根，魏忠贤左光斗，最终的裁判是皇帝。魏忠贤牢牢抓住了朱由校这个根脉，自然是胜算最大。魏忠贤与左光斗，谁离朱由校更近是不言而喻的。左光斗才华再高，也不如魏忠贤与朱由校的零距离。最终决定这场淘汰赛结果的，不是参赛者魏忠贤和左光斗，而是明熹宗朱由校。最终决定朱由校哨声的，也不是比赛双方的才华之比，而是谁离最高领导人最近。这就是华夏仕途典型的逆淘汰游戏，胜出者靠的不是功劳与才学，而是与领导的距离。
要靠近皇帝，达到零距离。那么首先就要贴近与皇帝已经零距离的人。魏忠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摆平了皇帝的ni妈。魏忠贤与明熹宗ru母氏亲如一家甜蜜蜜，而皇帝朱由校恋ni妈如同恋母，魏忠贤在皇帝面前，犹如ru爹，焉有不家和万事兴之理？这么亲密的全家福，岂是刻板地与朱由校保持君臣之礼的左光斗能及的吗？
其实，左光斗曾经离皇帝也不远，魏忠贤是朱由校的玩伴，左光斗原是朱由校老爹明光宗的伴读，光宗帝死后，他秉承正统，与大知识分子群东林党一起拥光宗长子朱由校为帝，打掉了后党拥立的接班人，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正是这个他拥立的i接班人，最后成为他的掘墓人。
由此可见，陪读不如陪玩。读伴左光斗在把握领导的脉搏及在与领导拉近距离方面，远不如玩伴魏忠贤激ng道。本来，朱由校这个短命皇帝是不值得浓墨重彩的，但是这个16岁即位23岁死掉的年轻领导人，在他的心目中，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却很耐人寻味。
通览朱由校的7年作为，与其说这是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不如说是个皇宫里的最大玩主。在玩主眼里，当然是玩伴与奴才最可亲最可近，而国家栋梁之才可能只是个概念而已，一点也不好玩。左光斗到死也没明白，他拥立的这个接班人那位皇帝朱由校，直到死，也没断ru，朱由校的脑子始终长在别人的项上，继位前是嫡母李长继位后是ru母氏与ru爹魏忠贤，左光斗跟皇帝的代理脑袋斗，无异于与皇帝直接斗，注定被淘汰的结局。
忠正耿直的大知识分子，在处事上规矩，但缺乏灵活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曲直兼备者方可成为大政治家。从东林党人及左光斗的行事风格来看，他们还是书生意气偏多。内宫歪才未必斗得过大政治家，但对付直来直去的书生，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文盲魏忠贤淘汰大家左光斗，与知识无关，与屁股有关，完全是谁的屁股能和裁判坐到一起的问题。这种淘汰赛的结果，虽令人深感悲哀，虽然是逆淘汰，但在那样一个年代，亦在情理之中矣。”
萧宸这话说的就很通透了，叶y灵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岳书记是挨着顾副主席坐的，而彭书记则是挨着……”
萧宸轻咳了一声：“我什么意思也没有。”
叶y灵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这y泉山的别墅里，绝对没有窃听器。”
萧宸呵呵一笑，却是并不回答。
叶y灵只好不去计较这个问题，只是问道：“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彭书记是挨总书记坐的，现在程子高早就弃了刘中时而挨着彭程书记去坐了，你也说了，如果管的话，后果堪忧。可是如果不管，你的那些人只怕就要人心不稳咯。”
萧宸嗯了一声，淡淡地道：“所以管还是要管的，但绝对不能直接去手，要用别的办法。”
叶y灵好奇道：“什么办法？”
萧宸微微笑道：“郑庄公之法。”
叶y灵瞪了他一眼：“又来了！”
萧宸哈哈一笑，说灵，我知道在信息技术上你是高手中的高手，不过读史不仅可以明智，还能让人更有城府，有空你也可以多看看。”
叶y灵轻哼一声：“我要那么深的城府做什么？”说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打定主意要多看看史书了。
萧宸也不管她，解释道：“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弟兄二人，母亲武姜因生庄公时难产，因此对他心生厌恶，取名寤生，相反对其弟弟叔段却百般宠爱。按照古制，寤生是老大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成为郑国君主。母亲武姜更加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培养叔段的势力，以便强大后取代庄公。于是她就替叔段请求封地想要制邑，庄公不同意，武姜又请庄公把叔段封到京襄城，庄公同意了。叔段到京后，称京城太叔，招兵买马，修筑城墙，准备谋反。卿士祭仲发现后告诉了庄公，庄公说：只要我母亲武姜愿意，有什么关系。祭仲说：武姜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把他们安置个合适的地方，不然就难对付了。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到了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认为时机成熟，就和母亲商量谋反日期，武姜作出决定后就回信给叔段，让他立即起兵，自己做为内应。此时，郑庄公早已发现他俩的yin谋，截获了密信。拿到证据后，郑庄公即派公孙吕率二百辆兵车包围了京襄城，叔段措手不及仓皇逃至鄢陵，又被庄公追杀而被迫逃到共城后自杀。”
叶y灵这时想起来了：“这就是掘地见母的由来吧？”
萧宸点点头。
叶y灵忽然双手挡在iong前往后一躲，一副森严戒备的样子看着萧宸。萧宸奇道：“你这是干嘛？”
叶y灵佯装惊恐：“你这人太yin险了，我好怕……”
萧宸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一把把叶y灵抓过来横放ui上，朝着她弹力十足的翘上就是一巴掌，“啪”地一声，伴随着叶y灵半真半假地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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