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是以夏朝开始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还是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一年,亦或者以大明立国那一年为公元元年,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四海万邦皆流通使用的纪年法,必须出自大明,必须具有华夏至上的意义在里面。

    朱高煦压根不觉得,他推出一个公元纪年法会被人喷。

    因为此事并没有让各个阶层的人利益受损,而且他也没有说要废除年号。

    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三代之治,还是孔孟所处的春秋时期,都没有年号的说法。

    故而,儒家学子们没理由反对公元纪年。

    甚至为往后的读书人省去了很多麻烦,可以不必把那些繁杂的年号都记下来,只要知道个大概,在公元某某年发生什么大事即可。

    “陛下之气魄,不逊秦皇汉武也!”

    解缙不动声色的恭维道:“仅此一事,必将千古留名,为后世之人所铭记。”

    方孝孺面露恍然,感情朱高煦是趁此机会,将过去的纪年一概给改了,统统并入了华夏公元纪年。

    不以乾熙元年或洪武元年为公元元年,却以夏朝建立那一年为公元元年,不仅理由充分,而且度量上也足以让人称道。

    将来人们只要念叨一声“公元”,想到是方孝孺、解缙奉大明乾熙皇帝编著史书而引起,那今日之事便会成为青史上的一段佳话。

    “陛下圣明,如此一来,臣等便可依着公元纪年法,由远及近,依次编著华夏历史。”

    方孝孺无比激动的说道。

    朱高煦见两位大学士兴奋的模样,心里比较得意,决定再过几年等天文学与历法学成熟完善后,就把赤道、经纬度弄出来,到时候本初子午线就他娘的以紫禁城中轴线为准。

    其实,推出公元纪年法之后,最先感到方便的是史官以及史家学者,其次才是天下的寻常百姓。

    历朝帝王设置年号,为得是体现皇帝独一无二的神圣性。

    以古代人口流通率及识字率,年号更换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马上知道。

    朝廷最多会派人在县城告示栏上张贴告示,不可能挨家挨户去通知。

    尤其是偏远乡村,税吏与收租的地主才不会跟佃农们说朝廷的事。

    因此,乡村百姓获知朝廷消息,更多的是靠走街串巷的货郎小贩。

    皇帝驾崩了好几年,乡间百姓都不知道才是常态,只有电视剧里的老农民才会随口说出天启几年、崇祯几年。

    事实上,古代人大多以天干地支来记时间,比如辛丑年、庚戌年,这也仅限于有学识的读书人。

    处于社会底层的寻常百姓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更不可能知道啥天干地支,也没有获知年号更替的渠道,只是麻木的过日子罢了。

    不过,当公元纪年推行使用之后,一旦底层百姓得知了今年是公元某某年,那么明年皇帝年号有没有更换,具体是啥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明年一定是公元某某加一年。

    眼下的大明虽然是乾熙元年,可采用的依然是干支记年法,即用天干地支作为支撑,六十年为一周期,其中又夹杂着关于天文历法的二十四节气。

    朱高煦对天文历法了解不多,也不知该如何推算节气与黄道。

    他提出使用公元纪年法,简化的其实是历史纪年,跟农历、节气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有利于将华夏历史融为一个整体。

    虽然此举在眼下的人看来是一个创举,但实际上对此时的大明社会与民生皆影响不大。

    就算后世的大明皇帝沿用公元纪年法,该改年号还是会改,毕竟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需要用年号来彰显其个性与威严。

    朱高煦会让负责记录起居注的郎官、史官等人采用公元纪年,却不会脑残到把他的“乾熙年号”给取消。

    解缙、方孝孺如此干脆的表态,正是察觉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们总得先找钦天监的官员商议一下。

    实际上,这种事属于皇帝的“突发奇想”,既无伤大雅,又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苦就苦了大明的史官们,他们主持修订史册,要把历代纪年改一遍,工程不可谓不浩大。

    待解缙、方孝孺退下之后,太子朱瞻域前来求见。

    “父皇,儿臣按照您的吩咐,写了一份‘数字符号’的演化与简化细则。”

    朱瞻域将一份文稿呈给了朱高煦。

    朱高煦打开文稿,认真看了起来。

    将“一”树立起来,则成为简化后的数字符号“1”。

    把“二”连笔弯曲,就会变成简化后的数字符号“2”。

    把“三”连笔弯曲,则会成为简化后的数字符号“3”。

    将“四”去掉底下一横,再经过六个步骤(注1)的简化,便可改进为数字符号“4”。

    把“五”去掉上下两横,再经过四个步骤的简化改良,即为数字符号“5”。

    将“六”去掉中间一横,连笔弯曲,经过三个步骤的简化后,就会得到数字符号“6”。

    把“七”倒立,去掉中间一横,经过两步改良简化,就是数字符号“7”。

    将“八”调整角度,伸出两角,化直线为曲线,结成圆圈,经过三步改良简化,即可得到数字符号“8”。

    把“九”掐头取尾,再把留下的尾巴倒置过来,通过三步改良简化后,就是数字符号“9”。

    再把原本就用来表示零的符号“o”,写瘦一些,即得到数字符号“0”。

    朱高煦合上文稿,感慨道:“过去我们华夏先贤用算筹计算,再后来用算盘计算,以后便可以用简易数字了!”

    算筹是一种计数方法,而画在文书之中的算筹符号就像后世的阿拉伯数字一样,可以用来表示数字。

    据《孙子算经》记载,算筹记数法则是:“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

    《夏阳侯算经》说:“满六以上,五在上方,六不积算,五不单张。”

    算筹的出现年代已经不可考,但据史料推测,算筹最晚出现在春秋晚期战国初年,它是珠算发明以前属于中国独创,而且是最有效的计算工具。

    至于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以算理、算法为基础,运用口诀通过手指拨动算珠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等数学运算的计算技术。

    其始于汉代,至宋走向成熟。

    如今大明经济高度繁荣,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珠算得到普遍推广,逐渐取代了以前通用的筹算。

    在此情势下,驸马都尉欧阳伦在朱高煦的授意下,编撰《直指算法统宗》为珠算的推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眼看着用到数字的领域越来越多,朱高煦着急,因此才搞出来了所谓的“数字符号”。

    注1:虽然朱瞻域在文稿上画出了把文字改良简化为数字符号的每个步骤的图形,但因为阅读软件显示问题,这里无法体现,后文有彩蛋可看,感兴趣的老铁可以在网上搜一篇文章,叫“阿拉伯数字:每一个字的字形都源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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