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和唐初的节度使设置已经大不一样了,譬如说山南道分为了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江南道分为了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节度使的职位也增加了很多,譬如说在山南东道的基础之上设置了荆南节度使,江南道就更加的复杂了,甚至了多达八名观察使。

    最为复杂的还是北方的藩镇,因为割据的原因,设置的节度使更多,譬如说小小的河南道,就设置了六名节度使。。

    李儒沛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就是在官职上面做文章。

    李儒沛基本恢复了唐初的设置,譬如说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就是设置两名节度使,废除所有的观察使,恢复了府州县的设置,在节度使和府州县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官阶设置,也就是说南方道大行台下面,设置有节度使、府州和县三级官府,节度使负责管控府州,府州负责管控所属的县。

    穿越的李儒沛,很清楚官府设置过多的害处,再说如今主要还是农业社会,社会分工不是那么明确,如此的情况之下,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而官府的设置,就更加的重要了,层级过多,管控就增多,必然削弱基层的权力,导致百姓的负担增加。

    在李儒沛看来,官府层级越少,权力越是便于集中,如今的情况之下,权力必须要集中,这样才能够让大唐真正的走向辉煌,曾经辉煌的大唐,就是因为权力过于分散,地方上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导致朝廷孱弱,国力也逐渐衰退了。

    想法是好的,真正要做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肯定是会遭遇到困难的。

    可李儒沛已经下定了决心。

    崔安潜已经拿出了有关的条陈,李儒沛看的非常认真。也对条陈做出了重要的修改。

    首先修改的就是县衙的官吏人选的数额,大唐分为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县辖户数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一千户以下为下县,上县县令为从六品上,中县令为正七品上,中下县令为从七品上,下县令为从七品下。因为县衙的大小不同,相应的官吏设置数目就不相同。

    这些规矩,在李儒沛看来过于的繁琐,官制的修改,暂时不是他所能够做出的决定,但对诸县的规范,却是他可以做到的,所谓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署理政务的过程之中。其实都是需要操劳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往上延伸,所谓的上州、中州和下州。也是一样的情况,毕竟大唐是农业社会为主,官府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讼狱和钱粮之事。当然因为人数的多少,操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一切都可以通过饷银来细化,上县因为户数多了。事情做的多,但赋税收入也要高一些,上缴赋税之后,留下的也多一些,自然能够给官吏多发一些饷银,下县因为人户太少,赋税有限,收入自然要低一些。

    李儒沛结合自身的认识,对于诸县官吏人数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下县官吏总人数三十五人,其中县衙十五人,巡捕房二十人,中下县官吏总人数五十人,其中县衙二十人,巡捕房三十人,中县官吏总人数八十人,其中官府四十人,巡捕房四十人,上县官吏总人数一百一十人,其中官府五十人,巡捕房六十人。

    这个人数的限制,是有些严苛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巡捕房捕头捕快的饷银,也是朝廷直接拨付的。

    崔安潜对于这个人数的限制,提出了异议,毕竟如今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上县,官府总人数超过百人了,巡捕房的人更是好几百,可按照李儒沛的要求,就必须要大量裁撤了。

    李儒沛坚持自己的意见,官府的人数必须固定下来,决不能够膨胀,这样便于权力的集中,也让官吏无法推诿自身的责任,再说饷银的支付也要少很多的。

    高效运转的官府,人员精干是首要条件,每个人的责任明确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迸发出来能力。

    李儒沛认为,所有的规定,必须在最初落实的时候,就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些震荡,可稳定下来也快,若是在落实规定的过程之中反复,那就有问题了。

    李儒沛对于节度使衙门官吏的人数是最为苛刻的,要求不准超过百人,这让崔安潜隐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其实李儒沛是准备收回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了。

    这也是崔安潜支持的做法,李儒沛对于条陈细致的程度,让他再一次有了深刻的感触,这就是抓大放小的具体体现,在确立规矩等大事情方面,细化到最大限度,可是在贯彻落实之后,就要最大限度给与下面署理政务的权力,轻易不去干涉下面的事情。

    朝廷的圣旨下来之后,崔安潜开始高度忙碌起来了。

    阚泽宇等人,已经留在了大行台,崔安潜赋予了他们重任,首先就是落实科举取士的事情,要知道在尚未完全平定下来的南方,开展一次恩科的科举,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何况时间很紧,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其次就是那些被免掉的官员,包括一些观察使,这些人之中,有些直接回到京城去了,在京城出任了其他的官职,但大部分的人都来到了襄阳,他们在朝廷之中没有后台,被裁撤之后无人关心,只能够到襄阳等候大行台的发落。

    崔安潜将这些人全部都安排在官驿,由李儒沛亲自对他们进行考核,凡是考核过关的人选,接受一个月时间的培训,明确今后应该怎么样做官之后,尔后根据能力的大小和以前担任的职务,迅速排到各地出任刺史或者是县令等职务,某些依靠着关系或者依靠钱财买来官职的人员,无情的予以淘汰。

    这些做法,在南方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大唐的官场,早就不纯洁了,有钱的能够买到官职,有本事没有背景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很多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态势,就算是那些有本事的人,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谋求到一官半职。

    至于说谋求到官职之后,主要的任务不是署理政务,而是想着如何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如何才能够更快的升迁,如何才能够贪墨更多的银子。

    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大唐岂能够不衰落。

    可是这些套路,在南方道大行台这里全部都失去作用了。

    李儒沛和崔安潜严格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来确定是不是能够担任官职。

    此举引发了诸多士子对即将在襄阳举行的恩科的期盼。

    既然是凭着本事参加恩科,那么高中进士之后,肯定会收到重用的,试问读书人谁不想着能够出将入相。

    这方面同样是李儒沛严格管控的,他非常清楚,想要让大唐真正的兴盛起来,用人是关键,在用好人的基础至上,确定诸多的规章制度显得更加重要,这些规章制度约束官吏,让任何的一名官吏都要明白,他们为官首先就是要考虑到民生的,考虑到老百姓是不是能够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

    当然官吏的生活也是要保障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几千年以来的认识,不可能随随便便推翻的,你若是想着让读书人和农民一样,过着最苦的日子,还要承担诸多的责任,那估计就没有人愿意做官了。

    说到底这个时候还是精英政治,依靠读书人来治理天下。

    明确这一点之后,李儒沛也明白,就算自己是穿越的,有着不一般的认识,但也不要妄想着天下太平,妄想什么事情都是公平公正的,那是做不到的,千年之后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官员的身份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和老百姓比较起来,就是父母官。

    这是社会的规则,李儒沛不能够违背,否则他也无法署理朝政了。

    李儒沛是二月初回到襄阳的,期间接到两道圣旨,其余的时间,他也是非常忙碌的,以至于有时候人在王府,却整天不能够见到家人,大量被裁撤的官员来到襄阳之后,他就更加忙了,必须要一个个考证这些官员,当然还有崔安潜、刘允章等人的协助。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李儒沛觉得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

    他必须要离开襄阳,前往扬州去了,扬州方向传来了诸多重要的消息,毕师铎可能难以坚持了,倒不是说扬州城内的粮草不够了,而是因为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毕师铎是非常不利的,也让毕师铎渐渐失去抵抗的信心了。

    如此的关键时刻,李儒沛必须到扬州去了,重大的决定必须是他来拍板,高驰邦等人是不好决断的,再说襄阳距离扬州的距离遥远,有些机会稍纵即逝,只有他在扬州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当机立断。

    尽管襄阳也处于关键的时候,可李儒沛必须要离开,必须前往扬州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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