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对段祺瑞来说,先充实自己解决自己的执政问题才是首要。为了参战军的钱款,他打起了向日本人贷款的主意。这也是民国初期军阀内战时的通病,像张作霖就几次向日本人借款购买军火。

    对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积极响应。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这件事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日本人也还是从中赚到一些甜头,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等。

    虽然正史上有后来“西原借款”打了水漂的事,但那是因为中国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老段不在位、奉皖直相继打仗、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原大战、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么多年没一年是消停的,而且中|央没有一个主事的,自然就不用还了。可是就事论事,这只是一个巧合。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事,段祺瑞如何设法偿还借款的本息?以日本人的贪婪与恶独,想从他们手里赚好处,可能吗?搞不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幸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不过段祺瑞的幸,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来替换的。因为力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武力统一的迷梦,段祺瑞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被原谅。

    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

    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传出来,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它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他们都是冯国璋的后援团,是直系。

    限于《普茨茅斯协议》,长春以北是俄势力范围,日本虽有觑觎之心,却无吞并之力。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身处中国腹地的俄国贵族与旧官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日本政|府欲乘机试探沙俄在华政策的底限,并借此对东北大小军阀首先是张作霖的对日态度摸底。

    俄国是驴死不倒架,直接摆明长春以北的俄国势力范围免谈。二月革命后,掌握权力的两系,无论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都不能答应这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尽管俄军在欧洲战场上被同盟国打得遍地找牙。

    张汉卿与张作霖也不同意:一、三两条均直接涉及东北事务,他们委实不愿日本人过多地干涉东北事务,更不希望段祺瑞用这种手段充实自己----要知道皖系是用国家为抵押换自己的好处,对其它军阀而言,本就是变相的损失。虽然段祺瑞为了笼络张作霖,有意避开了其主政的奉天的利益,但视吉林、黑龙江为后院的张作霖,仍然在心里反对段祺瑞。

    但是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黑吉省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被暴光后,张作霖十分愤怒,他向国务院提出严厉质问。段因合同已签,只好派出心腹曾毓隽到东北当面解释。张痛斥曾说:“我姓张的致力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他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老百姓的祖坟都给卖了,我决不承认!”

    不管用什么方法,不能让段祺瑞的参战军成立。一是与国无益,二是对奉系的发展不利。可是张汉卿深知段祺瑞还要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段主要的位置,此时与他撕破脸面并无好处。没办法,他只得透过各种渠道间接把这则消息透露给外界,以他对历史的认知,这次借款最终会不了了之,又何必要明做恶人呢?

    在《京报》上举报的人就是张汉卿。

    段祺瑞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

    不能容忍“门户开放”政策的被亵渎,美国公使也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江苏督军李纯更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没关系,他是直系,段是皖系,两家本来已是水火不相容了。

    正愁于无法阻挡段祺瑞的步伐,一件大事,让“西原借款”用作军事用途的步伐嘎然暂止。推动这件事的,正是张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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