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很多事,不需要暴力一样能够解决,尉迟炽繁就听过宇文温的举例说明。

    譬如,某无良大户看中别人家的女儿,不是派人去抢,而是想办法让对方欠债,又无力偿还,对方走投无路之下,便只能把女儿卖给无良大户。

    但尉迟炽繁觉得,周国实际上没必要和高句丽玩这一套,更别说“无良大户”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杀人夺女,怎么还要向对方借钱?

    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尉迟炽繁觉得,即便按照宇文温所说,若过两年开战,灭了高句丽,然后将一些山林、矿井抵押给之前借钱的银行,可银行要这些“不动产”有什么用?

    若要开发,不划算,所以只能转卖给别人。

    然而谁会来买?

    她思来想去,想不明白,考虑到宇文温行事的一贯作风,她想到了一个可能:“难道是为了给银行拉业务?”

    皇后开窍了,宇文温点点头:“没错,就是要给银行拉业务,你想想,在中原,银行、柜坊不可以放高利贷,可是放贷给外国,譬如高句丽,那利息可就啧啧”

    “你要知道,各家银行、大柜坊后面,都是权贵、官宦、豪商、大户,银行有业务,有钱赚,他们能不高兴么?”

    “朝廷为国内银行招揽业务,这有什么不对?朝廷通过银行,变相成为别国债主,更好吸别国的血,这有什么不对?”

    尉迟炽繁争辩:“可你要吸的目标,没几年就要完蛋了呀?”

    “不不不,目标又不是一个,你想想看,高句丽向中原银行借钱周转,事情传到新罗、百济那里,两国君臣会怎么想?”

    尉迟炽繁瞪大眼睛:“莫非也来借钱?”

    “没错,借钱备战,如此一来,银行不就有新业务上门了?高句丽这种快要死的目标是小,一时半会死不掉的新罗和百济才是大目标。”

    宇文温说到这里笑起来:“银行放贷盈利,放贷的目标里,国家可是最有钱的客户了。”

    “有官军坐镇,哪个国家敢借钱不还?他们还不起钱,没问题,拿税收来抵债。”

    尉迟炽繁又有些吃惊:“税收?什么税收?那小国能有多少税收?总不能派税吏去收税吧?这成本怕是比收回来的税还要高。”

    宇文温回答:“我说的是市舶税,只需要在海港蹲点就行,哪来多少成本?”

    “海贸大兴,海东诸国收市舶税可是收得乐呵呵的,如今,市舶税可是海东诸国越来越重要的财政收入,如果还不债,可以,把收的市舶税匀出来他们敢不匀么?”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不起钱就在国内加税,至于重重盘剥之下,百姓会不会揭竿而起,那是他们的事,和皇朝无关。”

    说到这种话题,尉迟炽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日兴昌算是自家产业,赚钱总是好的,而各家银行由柜坊蜕变没几年,拿到大业务,当然也是好事。

    她的疑惑已得到解答,没再问下去。

    宇文温也点到而止,没有把更深层次的用意说出来。

    通过银行强迫贷款,再让对方借贷还债,债越借越多,每年都在还债,却怎么都还不完,这就是西方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

    此为后话,如今不过小试牛刀。

    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拉业务”,让刚由柜坊蜕变而来的银行获得更多的“养分”,以便继续茁壮成长,与此同时,有机会参与到国事之中来。

    哪怕这种参与,是以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形式出现在棋局里都无所谓。

    《汉书·食货志》有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衣,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工人做器、商人赚钱,这是本分,但商人靠着赚差价就能锦衣玉食,又重利轻离别,真是可恶。

    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就是把商贾视为贱民(整体而言),毕竟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重农抑商是必须的,商贾不事生产(农耕)却可以过上好日子,如此不劳而获,必然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朝廷要压制商人,却又离不开商人,于是把商人当夜壶。

    需要的时候就用,用完了就扔,而夜壶的地位,自然就很低。

    与此同时,权贵们要经营产业盈利,满足巨大的开支,所以也要依赖商人来货殖,那么,把商人变成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狗,再合适不过。

    于是,商贾的地位很微妙,有主的(搭上权贵、有靠山)商贾就是名贵猎犬,比一般官员都要威风;没主的商贾,那就是野狗,胥吏都能肆意敲诈勒索。

    商,是这样,工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商人是夜壶,浑身散发着“铜臭味”,不用的时候必须收起来,而作为“工具”的工,不用的时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哪里能摆在厅堂上,让来客看笑话呢?

    工、商的地位,都不怎么高,更别说有多少政治地位,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没人觉得不对,问题是,时代不同了。

    当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电报出现,工业时代即将到来,要是还把工、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宇文温认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有的蒸汽机械,已经超过了“巧器”的范围,蒸汽机工程师、技术人员,不是匠户。

    经营实业的商人,不是什么不事生产的食利者。

    所以,宇文温认为,工商业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是,即便他贵为天子,也无法以一人之力,将千年的歧视推翻。

    他提拔的工商业人才,被官僚集团视为“佞幸”,许多人在享受着科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各种舒适生活的同时,依旧把工、商视作贱业。

    明德年间工、商业人才获得重用的情景,也许会随着宇文温的去世渐渐消散,操作火车、蒸汽机、火轮船以及各种蒸汽机械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会沦为“机户”。

    一切,又回到从前。

    但那是不可能的。

    蒸汽机、火车、火轮船、电报已经出现了,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回到士大夫熟悉的男耕女织、四书五经就能治天下的时代。

    然而,鄙视工、商的官僚集团,不会喜欢破坏庄园经济的商品经济,不会有办法应对海外白银大规模输入造成的通货膨胀。

    不会珍惜纸币赖以生存的国家信用。

    他们适应不了新时代。

    但是,新出现的工、商业者能。

    商誉,是商人的根本,构筑在其之上的信用,更是命根子,而只有商业发达、贸易大兴了,实业者才能有获利的可能。

    同理,纸币的信用,只有工商业者才会用心维护,只有熟悉经济规律的人,才能对抗因为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

    宇文温一手创造的流通券,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初步具备成为纸币的潜力,但迄今都未“国有化”,这是因为他不相信现在的官僚集团。

    他一直在等,等一个合格的“操盘手”出现,而银行,就是这个“操盘手”起舞的舞台之一。

    观众们会陶醉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中,放松警惕,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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