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拙诚也亲自向中央苏区拍发电报下令将之前封存的岩洞打开，将里面刚刚被他悄悄塞满的武器弹药、军需粮食全部启运送到前线。【小说文学网】
现在无论是项英还是瞿秋白、何叔衡，包括很多以前视苏联为神圣宝地、视苏联为革命摇篮的人，他们极大部分都改变了心态，都赞同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开始紧跟上级的命令走自己的路，将苏联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而已。
当然，因为内心的感受不同，他们对苏联还是不可能看得如美国、英国一样，在他们看来美国、英国都是有钱人掌握权力，所有老百姓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终究还是要推翻的，而苏联则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是中国应该追求的，中国将来绝对不能让资本家、有钱人、地主等剥削阶级当家作主。
他们之所以转变这么快，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完全听从苏联的，完全受远在万里之外的王明遥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只能接受一个又一个失败。现在的事情说明，只要走自己的路，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业，革命就能成功，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因为郭拙诚将1993年那个时空的理论拿了过来震撼了他们，特别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中国的命运只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才行。这些理论可是铁的真理。他们根本无法反驳。同时郭拙诚还不断对苏联的失误进行宣传。举出一个又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例子，不断宣传一些苏联领导人在走上领导岗位上后腐化堕落，最后成为老百姓的敌人。
在郭拙诚的宣传里，他一再强调什么事情都不是意愿好结果就会好的，必须靠法制，必须靠监督才行，我们不能盲从别人的。
第三方面的原因则是现在的党员纪律性非常高，对上级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既然有事实摆在这里，有结果让大家感受到，而现在苏区的日子也确实一天天好起来，其好起来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他们自然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转变最快的就是基层党员、基层干部，这些人最实在，最容易将政策与周围的一切联系起来，他们自然成了新政策的拥护者、倡导着和追随者。
对于那个苏联，他们以前也就是听上级说过。知道苏联里面有几个不错的大人物，他们在领导世界革命。其概念也就如此了。现在上级上那些大人物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完全盲目听他们的，革命就会失败，我们必须自己走自己的路，他们听了之后觉得理所当然。不说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很可能瞎指挥，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下也可能瞎说，怎么能随便听外人的？最多将别人的意见做一做参考而已。
最后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组织上将那些顽固不化的，死忠苏联的人全部撤销领导职位，倒也不像以前那样杀了他们，也不打骂他们，不抓他们坐牢，而是听任他们自己到外面去宣传、去鼓动、去辩论，放任这些人在外面宣传苏联的好处。
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自信心十足，一次又一次挤兑上级组织，是不是真的让他们去宣传，问那些领导有没有胆子让他们去说，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等到他们上了街，或者到了农村去宣传的时候，无论是城镇上的市民还是乡里的农民没有一个听他们的，他们这些人不但没有拉拢到足够的人相信他们的理论，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反面教材，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当地老百姓嘲笑、责骂。有时候还被一些气愤的人追打，如果不是地方政府出面保护他们，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来。
在老百姓看来，苏联的理论是为了劳苦大众好，而现在中央的理论也是为了劳苦大众好，虽然要解放全人类，中央号召我们先解放自己，先把自己的生活，先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再说，这不更好吗？等我们都有钱了，有吃的有穿的了再却解放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更实在啊。我们现在自己都是穷光蛋，现在都被国民党的中央军追杀，自己都朝不保夕，说那么高的调门干什么？
那些人说王明才是最真正的革命者，可老百姓却说既然他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就回到中国来参加革命啊，就在战场上跟蒋芥石的中央军搏斗啊，躲在外国算什么本事？再说了以前他在遥控的时候我们接连打败仗，他有本事先打一个胜仗给我们瞧瞧……
连中央苏区都是这样，那么贵州、四川的情况就更简单了，因为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根本还没有接触过过去的教育，对苏联也好，王明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理论，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红军来了，打跑了中央军、黔军、川军，他们的日子好过了，红军就是好人，他们就听红军的，红军说谁好他们就认为谁好，红军说谁不好，那个谁就肯定不好。
唯一很难转变的就是贺龙、关向应从湘鄂边境带来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这些人是坚决反对中央红军领导说的与苏联分道扬镳，坚决反对红军与王明脱离关系，但因为贺龙、关向应等军事领导人早就看不惯这些人的行为，早就对他们屠杀自己人不满。是以当中央组织部门撤销那些人的职务。
将那些死不改悔的人集中到一切学习的时候，贺老总等人坚决支持，其他官兵都拍手称快。
至于从陕甘宁苏区过来的军队，他们受王明、张国焘等人影响更大，而且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取得了不少胜利，内心的感受与其他部队有些不同。中央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取得刘志丹、谢子长、徐向前等主要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队所有政工干部全部调离原岗位，让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企业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对那些始终没有改变态度的，始终强调要紧跟苏联的人集中起来学习。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当陈毅、粟裕指挥的大军从东南方向的江西杀向湖南的时候，林总指挥的第一军兵分两路杀向了岳阳、常德。
出了宜昌，也就是出了三峡，长江的水势一下平缓起来，江面也宽阔了很多，虽然这个时候的长江因为没有经过疏浚和整修，依然不向几十年后那样可以通大型轮船，但是却足够通航近千吨的小轮船、几百吨的轮船。
实际上郭拙诚早就从1993年那个时空运来的三十几艘内河炮艇、巡逻艇、运兵船放在重庆附近的长江里，这次又把它们运到到宜昌附近的水域，同时要根据林总的要求增加了二十几艘。
这五十多战舰如果是在大海里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内河里，在长江里，足以用遮江蔽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来形容。不说炮艇上有75毫米口径的火炮，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是火力威猛的象征了，就是巡逻艇上面的两挺重机枪、两挺高射机枪就足以让岸上的部队胆颤心惊。除非是牢固的要塞工事，否则，这些炮艇、巡逻艇就已经能轻易摧毁长江两岸部队的工事和阵地了。
林总挥兵第一军水陆并进，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冲破各种武装力量的阻拦，杀到了岳阳城下，一个师的部队将岳阳团团围困。
守军本来依仗的木帆船不但没有给他们留一条逃跑的生路，反而第一时间被红军的战舰全部缴获，洞庭湖成了他们自己最多的障碍。
如果按照过去的比例，红军一个师是不可能围困住一个师把守的岳阳，但是，现在这一个师围困岳阳却绰绰有余，那个困守在岳阳城里的湘军师吓得不敢动弹，不断向长沙的湘军总首脑何健求救。
进攻岳阳的战斗在1936年9月20日凌晨开始。
战斗首先是有游弋在洞庭湖的战舰炮击开始的，因为面对洞庭湖这边守军根本就没有安排多少守军，更没有修建多少工事，因为在他们看来红军在陆地上战斗很厉害，但在水上根本不行，他们从四川、贵州远到而来，不可能有船，更不可能有铁壳船，最多就是抢几条渔船而已。
等到洞庭湖里出现一片杀气腾腾的军舰时，他们傻眼了。他们准备在必要是逃跑的那些木船、帆船，除了眼睁睁地看着被红军一艘艘拖走，实在想不出阻拦的办法。而且他们还不敢在湖边大修工事，因为红军炮艇上的炮口正对准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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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无论是项英还是瞿秋白、何叔衡，包括很多以前视苏联为神圣宝地、视苏联为革命摇篮的人，他们极大部分都改变了心态，都赞同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开始紧跟上级的命令走自己的路，将苏联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而已。
当然，因为内心的感受不同，他们对苏联还是不可能看得如美国、英国一样，在他们看来美国、英国都是有钱人掌握权力，所有老百姓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终究还是要推翻的，而苏联则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是中国应该追求的，中国将来绝对不能让资本家、有钱人、地主等剥削阶级当家作主。
他们之所以转变这么快，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完全听从苏联的，完全受远在万里之外的王明遥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只能接受一个又一个失败。现在的事情说明，只要走自己的路，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业，革命就能成功，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因为郭拙诚将1993年那个时空的理论拿了过来震撼了他们，特别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中国的命运只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才行。这些理论可是铁的真理。他们根本无法反驳。同时郭拙诚还不断对苏联的失误进行宣传。举出一个又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例子，不断宣传一些苏联领导人在走上领导岗位上后腐化堕落，最后成为老百姓的敌人。
在郭拙诚的宣传里，他一再强调什么事情都不是意愿好结果就会好的，必须靠法制，必须靠监督才行，我们不能盲从别人的。
第三方面的原因则是现在的党员纪律性非常高，对上级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既然有事实摆在这里，有结果让大家感受到，而现在苏区的日子也确实一天天好起来，其好起来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他们自然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转变最快的就是基层党员、基层干部，这些人最实在，最容易将政策与周围的一切联系起来，他们自然成了新政策的拥护者、倡导着和追随者。
对于那个苏联，他们以前也就是听上级说过。知道苏联里面有几个不错的大人物，他们在领导世界革命。其概念也就如此了。现在上级上那些大人物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完全盲目听他们的，革命就会失败，我们必须自己走自己的路，他们听了之后觉得理所当然。不说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很可能瞎指挥，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下也可能瞎说，怎么能随便听外人的？最多将别人的意见做一做参考而已。
最后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组织上将那些顽固不化的，死忠苏联的人全部撤销领导职位，倒也不像以前那样杀了他们，也不打骂他们，不抓他们坐牢，而是听任他们自己到外面去宣传、去鼓动、去辩论，放任这些人在外面宣传苏联的好处。
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自信心十足，一次又一次挤兑上级组织，是不是真的让他们去宣传，问那些领导有没有胆子让他们去说，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等到他们上了街，或者到了农村去宣传的时候，无论是城镇上的市民还是乡里的农民没有一个听他们的，他们这些人不但没有拉拢到足够的人相信他们的理论，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反面教材，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当地老百姓嘲笑、责骂。有时候还被一些气愤的人追打，如果不是地方政府出面保护他们，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来。
在老百姓看来，苏联的理论是为了劳苦大众好，而现在中央的理论也是为了劳苦大众好，虽然要解放全人类，中央号召我们先解放自己，先把自己的生活，先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再说，这不更好吗？等我们都有钱了，有吃的有穿的了再却解放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更实在啊。我们现在自己都是穷光蛋，现在都被国民党的中央军追杀，自己都朝不保夕，说那么高的调门干什么？
那些人说王明才是最真正的革命者，可老百姓却说既然他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就回到中国来参加革命啊，就在战场上跟蒋芥石的中央军搏斗啊，躲在外国算什么本事？再说了以前他在遥控的时候我们接连打败仗，他有本事先打一个胜仗给我们瞧瞧……
连中央苏区都是这样，那么贵州、四川的情况就更简单了，因为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根本还没有接触过过去的教育，对苏联也好，王明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理论，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红军来了，打跑了中央军、黔军、川军，他们的日子好过了，红军就是好人，他们就听红军的，红军说谁好他们就认为谁好，红军说谁不好，那个谁就肯定不好。
唯一很难转变的就是贺龙、关向应从湘鄂边境带来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这些人是坚决反对中央红军领导说的与苏联分道扬镳，坚决反对红军与王明脱离关系，但因为贺龙、关向应等军事领导人早就看不惯这些人的行为，早就对他们屠杀自己人不满。是以当中央组织部门撤销那些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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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当陈毅、粟裕指挥的大军从东南方向的江西杀向湖南的时候，林总指挥的第一军兵分两路杀向了岳阳、常德。
出了宜昌，也就是出了三峡，长江的水势一下平缓起来，江面也宽阔了很多，虽然这个时候的长江因为没有经过疏浚和整修，依然不向几十年后那样可以通大型轮船，但是却足够通航近千吨的小轮船、几百吨的轮船。
实际上郭拙诚早就从1993年那个时空运来的三十几艘内河炮艇、巡逻艇、运兵船放在重庆附近的长江里，这次又把它们运到到宜昌附近的水域，同时要根据林总的要求增加了二十几艘。
这五十多战舰如果是在大海里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内河里，在长江里，足以用遮江蔽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来形容。不说炮艇上有75毫米口径的火炮，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是火力威猛的象征了，就是巡逻艇上面的两挺重机枪、两挺高射机枪就足以让岸上的部队胆颤心惊。除非是牢固的要塞工事，否则，这些炮艇、巡逻艇就已经能轻易摧毁长江两岸部队的工事和阵地了。
林总挥兵第一军水陆并进，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冲破各种武装力量的阻拦，杀到了岳阳城下，一个师的部队将岳阳团团围困。
守军本来依仗的木帆船不但没有给他们留一条逃跑的生路，反而第一时间被红军的战舰全部缴获，洞庭湖成了他们自己最多的障碍。
如果按照过去的比例，红军一个师是不可能围困住一个师把守的岳阳，但是，现在这一个师围困岳阳却绰绰有余，那个困守在岳阳城里的湘军师吓得不敢动弹，不断向长沙的湘军总首脑何健求救。
进攻岳阳的战斗在1936年9月20日凌晨开始。
战斗首先是有游弋在洞庭湖的战舰炮击开始的，因为面对洞庭湖这边守军根本就没有安排多少守军，更没有修建多少工事，因为在他们看来红军在陆地上战斗很厉害，但在水上根本不行，他们从四川、贵州远到而来，不可能有船，更不可能有铁壳船，最多就是抢几条渔船而已。
等到洞庭湖里出现一片杀气腾腾的军舰时，他们傻眼了。他们准备在必要是逃跑的那些木船、帆船，除了眼睁睁地看着被红军一艘艘拖走，实在想不出阻拦的办法。而且他们还不敢在湖边大修工事，因为红军炮艇上的炮口正对准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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