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鸿升用倭国人打倭国人的法子，其实在现如今的倭国，具有十分便利的社会历史条件。
可以说，倭国现下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倭国必须解决大贵族与平民部民奴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若不解决，将危及倭国皇室的统治根本。
在原本的历史上，倭国通过遣唐使从大唐获取了先进的规制，进行了大化改新，通过相对缓和一些的手段，解决了这一矛盾。虽然，这过程中也有苏我氏的血，可相比于百姓自己来争取消除这种矛盾的结果而言，是缓和了不少的。
而现在，夏鸿升其实想要做的，是通过比较激化的手段，去解决倭国社会中的这种矛盾，使之符合大唐现如今的社会环境。而这这个过程中，使大唐成为了带给平民部民和奴隶利益的人，因而收拢人心。倭国贵族则成了阻碍这些利益的人，于是在大唐的一系列政策的驱使下，让倭国平民在大唐的领导下对抗倭国贵族，使倭国贵族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同时也可以是大唐在这个过程中，直接瓦解倭国固有的体系，而重新建立大唐的体系，使倭国社会迅速过渡到大唐社会。
这个计划，因其利用了历史必定的趋势，因而必定会成功。
因为这是建立在倭国的社会历史意义上面的计划。
倭国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时候，这种岛国的特点之一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大海在那时还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
公元三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大和国原来局限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
五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如今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
所谓部民，是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一些归顺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专业生产的部，其劳动者也称作部民。按照分类，从事农业生产的称作田部米部，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总称作品部，在品部内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在大贵族田庄从事特殊劳动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财产。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象对待奴隶一样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隶区别不大。
在当时，部民和奴隶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贵族和部民之间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大和国家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六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
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
纵观眼下这个时代，倭国的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
倭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倭国尝试吸取别国的改革，寻求一种出路。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就是倭国寻求这种出路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倭国的确是找对了方向――当然，这是在原本的历史上。
但是现在，历史线改变了。倭国用不着去寻求出路了。因为大唐来了！
夏鸿升就是利用倭国社会的这种混乱，引导倭国平民，将大唐塑造为倭国百姓从大贵族手中夺取一些利益的代表者。从而使倭人中的平民百姓拥戴大唐，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既使大唐收获了民心，又达到了驱使倭人对抗倭人的目的，还借助倭国固有体系动乱的时候，建立起符合大唐利益和统治的新社会文化及政治体系。
这不是有现成儿的模板嘛！
原本的历史线上，十几年后，倭国国主会同贵族中臣镰足合谋发动政变，杀死苏我入鹿，年迈的苏我虾夷自杀，大权终于回归倭国天皇的手中。然后，倭国天皇效仿唐制，颁布了一些列的措施，史称大化改新，终于使倭国进入封建社会，成为了中央集权国家。
只需要将大化改新的内容加以修改，修改成更加符合大唐的利益，更加接近大唐的规制，更加适于大唐控制倭国的措施，颁布出去就行了。虽说仍旧是封建性质的东西，可是比之倭国平民先前却好了太多。
夏鸿升思索了一路，从李孝恭处到自己住的地方，短短的距离却走到了大半夜。
回去之后，却也没有睡下，而是又让齐勇多点了几盏马灯，放在桌前，然后俯身于案上，铺开了纸张，提起了炭笔来，想了一下，然后落笔写下了一行字来――大唐帝国东瀛道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可以说，倭国现下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倭国必须解决大贵族与平民部民奴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若不解决，将危及倭国皇室的统治根本。
在原本的历史上，倭国通过遣唐使从大唐获取了先进的规制，进行了大化改新，通过相对缓和一些的手段，解决了这一矛盾。虽然，这过程中也有苏我氏的血，可相比于百姓自己来争取消除这种矛盾的结果而言，是缓和了不少的。
而现在，夏鸿升其实想要做的，是通过比较激化的手段，去解决倭国社会中的这种矛盾，使之符合大唐现如今的社会环境。而这这个过程中，使大唐成为了带给平民部民和奴隶利益的人，因而收拢人心。倭国贵族则成了阻碍这些利益的人，于是在大唐的一系列政策的驱使下，让倭国平民在大唐的领导下对抗倭国贵族，使倭国贵族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同时也可以是大唐在这个过程中，直接瓦解倭国固有的体系，而重新建立大唐的体系，使倭国社会迅速过渡到大唐社会。
这个计划，因其利用了历史必定的趋势，因而必定会成功。
因为这是建立在倭国的社会历史意义上面的计划。
倭国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时候，这种岛国的特点之一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大海在那时还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
公元三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大和国原来局限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
五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如今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
所谓部民，是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一些归顺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专业生产的部，其劳动者也称作部民。按照分类，从事农业生产的称作田部米部，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总称作品部，在品部内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在大贵族田庄从事特殊劳动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财产。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象对待奴隶一样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隶区别不大。
在当时，部民和奴隶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贵族和部民之间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大和国家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六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
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
纵观眼下这个时代，倭国的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
倭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倭国尝试吸取别国的改革，寻求一种出路。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就是倭国寻求这种出路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倭国的确是找对了方向――当然，这是在原本的历史上。
但是现在，历史线改变了。倭国用不着去寻求出路了。因为大唐来了！
夏鸿升就是利用倭国社会的这种混乱，引导倭国平民，将大唐塑造为倭国百姓从大贵族手中夺取一些利益的代表者。从而使倭人中的平民百姓拥戴大唐，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既使大唐收获了民心，又达到了驱使倭人对抗倭人的目的，还借助倭国固有体系动乱的时候，建立起符合大唐利益和统治的新社会文化及政治体系。
这不是有现成儿的模板嘛！
原本的历史线上，十几年后，倭国国主会同贵族中臣镰足合谋发动政变，杀死苏我入鹿，年迈的苏我虾夷自杀，大权终于回归倭国天皇的手中。然后，倭国天皇效仿唐制，颁布了一些列的措施，史称大化改新，终于使倭国进入封建社会，成为了中央集权国家。
只需要将大化改新的内容加以修改，修改成更加符合大唐的利益，更加接近大唐的规制，更加适于大唐控制倭国的措施，颁布出去就行了。虽说仍旧是封建性质的东西，可是比之倭国平民先前却好了太多。
夏鸿升思索了一路，从李孝恭处到自己住的地方，短短的距离却走到了大半夜。
回去之后，却也没有睡下，而是又让齐勇多点了几盏马灯，放在桌前，然后俯身于案上，铺开了纸张，提起了炭笔来，想了一下，然后落笔写下了一行字来――大唐帝国东瀛道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