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章矿乱
明代历来重农抑商，但是高旭主导下的同盟会却是实行重商主义，因为同盟会的重要组成主体，就是以崇明高氏为代表的海商阶层。江南民众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高旭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起来的社会资源，在同盟会的大本营崇明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华商会为代表的商人阶层积极募捐军费，士人阶层奔走呼号，底层民众则是参加同盟军，奔赴前线抗战。
但是在福建，民众还没来得及深切体会满清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的残酷，贝勒勒克德浑的入闽清军就被同盟军驱出了福建。所以，除了在省城福州，其它乡镇地区的民众对同盟会事业的支持力度要远远低于江南。高旭鼎定闽海局势之后，就以同盟会的名义颁布了一些相法政令，特别是商政署成立之后，着重整顿省内混乱不堪的冶铁行业，建立海关，征收商业税。
明代的国税一向来自于农业税，一旦国家开征商业税，就被士人阶层指责为与民争利。当高旭开始以商政署制定税率之后，在华商会内，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却是来自自己的老头子。高老头生性吝惜，一听自己儿子要征税，在华商会的商人鼓动下就迫不及待地反对。如今高氏的产业已成为巨无霸，无论税率如何低，数额将也很吓人。
以高旭看来，同盟会不是高氏的私家组织，同盟军也不是高氏的私家武装，高氏私家产业必须要与同盟会的公有产业剥离开来，就算现在是左手拿到右手，也要公私分明。同盟会的会政资金，以及同盟军的军费也不能完全靠高氏产业来支撑，更不能全靠商人阶层的募捐，而是需要法定的税收保障。
高旭写在高老头的家信中道：“父亲，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商人想要主政，出多少钱，交多少税，有就有多少发言权。既然想要重商，自然得要交税。”
在高旭的强烈坚持下，高老头也只有当头作出示范，让高老庄总管、高氏总掌柜邬老家伙开始剥离挂在同盟会名义下的高氏产业，向同盟会总部交纳了一批巨额税收之后，华商会内部的商人们也只有认了。
在福建，高旭着令商政署的周福生在厦门筹建海关，征收海税，废除了以前郑氏家族以卖郑家令旗路引的做法。当年郑氏垄断了海路，商人如要海上经商，就必须重金向郑氏购买令旗才能通行，一面令旗三千金，造就了郑氏的敌国家资。要是海船没有郑氏令旗，就会受到郑氏舰队的炮轰抢掠。在实质上，高旭的做法与郑氏家族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以后世之法设立海关，税收规范了许多，而且又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征收，收缴于会库，而非高氏私家所有。
除了在福建设立海关征收海税之外，又在陆上重点征收矿税。以高旭看来，矿产全民所有，但在福建境内开采的铁矿高炉几乎全为私有。那些矿主不是地方豪强，就是通过行贿官府取得开矿权的客商。那些矿主豢养打手，不光破坏环境，也欺压乡民，矿工不堪重负，要么落草为匪，要么暴-动反抗，最终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毒瘤。
在得到福建矿治行业的大概情况之下，高旭以同盟会的名义，要求各大矿主到福州商政署注册名录，领取矿业执照，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矿场实行处罚，严重者甚至强行关闭。只有领到商政署执照的矿场才有合法经营的资格。
同时结束明代官府对矿场征税的混乱局面，实行年检制度。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开始，一个铁矿场一旦征税，就算这个矿场在铁矿资源枯竭之后关闭，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这个税收不会轻易取消，最终嫁接到当地民众身上。让与铁治毫无关系的老百姓承担铁冶税收，不仅极端不合理，也使得铁矿业的开办在一些地方引起民众激烈反对。这也成为高旭打算在尤溪开办钢铁基地的阻力之一。
同盟会商政署对冶铁业的整顿自然引起了各地矿主的强烈反弹。反对新政的大都是地方豪强出身的矿主，这些人大都是土皇帝，而且他们向来行贿一下当地官员就免除税收的，如今同盟会如此寻根究底来念紧箍咒，这些人自然不甘心。那些矿主当中，除了其中大部分的本地豪强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外地客商，最主要是徽商。对于这些人，高旭抛出了同盟会的采购订单，比如同盟军的军需铁制品，来取得部分铁商的支持，至于那些出身地方豪强的顽固分子，高旭自然不客气的下刀子。
首当其冲的就是尤溪县。
陈永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高旭的开办尤溪基地的重任，来到尤溪县的。
高旭让陈永华带着自己的规划书先到尤溪，一是因为福建初定，他暂时必须坐镇福州中枢来处理各类公务，在尤溪基地初成规模之后，他再来介入核心的技术指导；二来也是对陈永华能力的考验。
要说起来，陈永华这时也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着实难以担负这样的大任。但高旭知道古代男子的年纪不能以后世的眼光来看，所谓英雄出少年，正因为年轻，才没有诸多的顾忌，才没有人情世故的牵绊。要说起成绩，都是给逼出来的，就像他高旭，谁知道能在不足二年的时间里创下这么大的局面。
而且，高旭也不是让陈永华两手空空去尤溪的。在八月上旬，高旭就以安义镇的蓝登部接替耿云部在建宁府的防守，命耿云领着一个旭卫镇预备营开到尤溪县驻守。中秋过后，马三炮领着高氏工坊的熟练工匠也来到了尤溪，在此同时，福州商政署的署理长周福生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尤溪，开始整合尤溪境内二十多个铁场，勘探矿产，作着开办新矿场的准备。
事实上，陈永华是作为高旭的特使来到尤溪的，因为在军务上有耿云部驻兵，技术上有马三炮主持，整合铁场的生意上有周福生去谈判，陈永华只是替代高旭作为尤溪基地开创时统筹的角色而已。
就算陈永华毫无经验，也不要紧，以他务实、内聪的性子，多看多学多想，在自己的大力栽培下，高旭相信他很快能进入角色。
陈永华没有让高旭失望，如今他已熟读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钢铁冶炼流程，再加上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尤溪本地冶铁高炉进行实地考察，理论加上实践，士子出身的陈永华正如高旭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技术方向的“士匠”的转变。
在技术革新方面，高旭的脑子里有很多后世的改良之法，他需要一个有足够学识和能力、也值得信任的执行人。这个人，暂时来说，高旭看中的就是这个陈永华。
一直以来，作为高氏产业在福建的大掌柜，同盟会福建分会的开创人，时任福州商政署署理长的周福生，对于高旭如此重视陈永华和甘辉俩人，心中自有一些不满。要说起来，他算是高氏的老人了，又是福建本地人，虽说他如今主管商政，但他的期望是在军政领域有所建树。如今甘辉已成为安义镇的提督，像尤溪基地这样重要的大项目，也由看上去“乳嗅未干”的陈永华来主事，至于福建同盟会分会会长也由宣政院院理长许用兼任，他的权力完全局限在商政上。以周福生自己来看，他没有脱出大掌柜的范畴。
周福生看上胖乎乎的像一个笑阿弥，却是带着一份怨气来到尤溪的，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海盗出身，年轻时是个心狠手辣的主，整顿起尤溪的二十多个矿场来，完全是仗着同盟军的威势来强行征用，而不是先以商业手段来谈判、收购来解决。那些矿主一有不服，周福生就派人去炸掉他们的高炉。一个月下来，在周福生的高压政策下，尤溪二十多所矿场虽然表面上接受商政署的整顿，但暗地里，这些矿主开始串联反抗。
陈永华意识到周福生的暴力手段可能带来矿乱，更不利于尤溪基地的拓建，周福生却是不以为然。同盟会商政署的整顿铁矿业强硬措施，终于激起了矿主们的激烈回应。
九月初三，数以万计的矿匪在身为地方豪强的矿主们的带领下，开始冲击高氏在尤溪河谷平原上正在兴建的基地设施，包括高旭计划中筹建的钢铁厂，水泥厂，以及水力机械铸造厂。
事发之后，驻扎在基地附近的旭卫镇将领耿云立即领兵镇压。面对同盟军的刀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矿匪一触即溃，逃进深山。福建本来就是多山的省份，山野苍茫，耿云的旭卫镇预备营大都是江南人，本来就是初到贵地，想要进山征讨，谈何容易。而这些矿匪落草之后，为尤溪基地的开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时间从九月初开始，地点从闽中的尤溪县开始，随着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场的新政之后，矿乱从闽中的延平府，渐渐蔓延到闽南的漳州、泉州、汀州三府，严重考验着同盟会这个入主福建的新生政权。
这场矿乱表面上是各地的矿场主为了抵-制所谓的同盟税，实际上是同盟会这个新生政权与地方豪强争取基层控制权的斗争。作为明代福建省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冶铁业，基本上控制在本地豪强手中，同盟会商政署要整顿他们，自然就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两者的针锋相对，甚至短兵相接就不可避免。
在海上，因为郑氏家族的瓦解，高旭才取得了闽海的制海权；在陆上，也只有平定了这场矿乱之后，高旭才真正取得闽地的控制权，同盟会的行政触角才能真正地深入了基层之中。
如果是纯粹的矿乱，高旭并不在乎，同盟军在福建有旭卫镇、安义镇两镇人马，有足够的力量平定。问题是，要是南京老奸巨猾的洪承畴，甚至是远在日本的郑氏母子，趁着这场矿乱，给他下眼药，扯后腿，那绝对是头痛的事。
就在江南的抗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福建这场突如其来且又蔓延全省的矿乱，考验着同盟会的宪历元年，也影响了高旭的计划布局。只是，如果高旭连一个福建省都搞不定的话，将来何以鼎定整个天下？
明代历来重农抑商，但是高旭主导下的同盟会却是实行重商主义，因为同盟会的重要组成主体，就是以崇明高氏为代表的海商阶层。江南民众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高旭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起来的社会资源，在同盟会的大本营崇明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华商会为代表的商人阶层积极募捐军费，士人阶层奔走呼号，底层民众则是参加同盟军，奔赴前线抗战。
但是在福建，民众还没来得及深切体会满清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的残酷，贝勒勒克德浑的入闽清军就被同盟军驱出了福建。所以，除了在省城福州，其它乡镇地区的民众对同盟会事业的支持力度要远远低于江南。高旭鼎定闽海局势之后，就以同盟会的名义颁布了一些相法政令，特别是商政署成立之后，着重整顿省内混乱不堪的冶铁行业，建立海关，征收商业税。
明代的国税一向来自于农业税，一旦国家开征商业税，就被士人阶层指责为与民争利。当高旭开始以商政署制定税率之后，在华商会内，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却是来自自己的老头子。高老头生性吝惜，一听自己儿子要征税，在华商会的商人鼓动下就迫不及待地反对。如今高氏的产业已成为巨无霸，无论税率如何低，数额将也很吓人。
以高旭看来，同盟会不是高氏的私家组织，同盟军也不是高氏的私家武装，高氏私家产业必须要与同盟会的公有产业剥离开来，就算现在是左手拿到右手，也要公私分明。同盟会的会政资金，以及同盟军的军费也不能完全靠高氏产业来支撑，更不能全靠商人阶层的募捐，而是需要法定的税收保障。
高旭写在高老头的家信中道：“父亲，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商人想要主政，出多少钱，交多少税，有就有多少发言权。既然想要重商，自然得要交税。”
在高旭的强烈坚持下，高老头也只有当头作出示范，让高老庄总管、高氏总掌柜邬老家伙开始剥离挂在同盟会名义下的高氏产业，向同盟会总部交纳了一批巨额税收之后，华商会内部的商人们也只有认了。
在福建，高旭着令商政署的周福生在厦门筹建海关，征收海税，废除了以前郑氏家族以卖郑家令旗路引的做法。当年郑氏垄断了海路，商人如要海上经商，就必须重金向郑氏购买令旗才能通行，一面令旗三千金，造就了郑氏的敌国家资。要是海船没有郑氏令旗，就会受到郑氏舰队的炮轰抢掠。在实质上，高旭的做法与郑氏家族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以后世之法设立海关，税收规范了许多，而且又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征收，收缴于会库，而非高氏私家所有。
除了在福建设立海关征收海税之外，又在陆上重点征收矿税。以高旭看来，矿产全民所有，但在福建境内开采的铁矿高炉几乎全为私有。那些矿主不是地方豪强，就是通过行贿官府取得开矿权的客商。那些矿主豢养打手，不光破坏环境，也欺压乡民，矿工不堪重负，要么落草为匪，要么暴-动反抗，最终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毒瘤。
在得到福建矿治行业的大概情况之下，高旭以同盟会的名义，要求各大矿主到福州商政署注册名录，领取矿业执照，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矿场实行处罚，严重者甚至强行关闭。只有领到商政署执照的矿场才有合法经营的资格。
同时结束明代官府对矿场征税的混乱局面，实行年检制度。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开始，一个铁矿场一旦征税，就算这个矿场在铁矿资源枯竭之后关闭，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这个税收不会轻易取消，最终嫁接到当地民众身上。让与铁治毫无关系的老百姓承担铁冶税收，不仅极端不合理，也使得铁矿业的开办在一些地方引起民众激烈反对。这也成为高旭打算在尤溪开办钢铁基地的阻力之一。
同盟会商政署对冶铁业的整顿自然引起了各地矿主的强烈反弹。反对新政的大都是地方豪强出身的矿主，这些人大都是土皇帝，而且他们向来行贿一下当地官员就免除税收的，如今同盟会如此寻根究底来念紧箍咒，这些人自然不甘心。那些矿主当中，除了其中大部分的本地豪强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外地客商，最主要是徽商。对于这些人，高旭抛出了同盟会的采购订单，比如同盟军的军需铁制品，来取得部分铁商的支持，至于那些出身地方豪强的顽固分子，高旭自然不客气的下刀子。
首当其冲的就是尤溪县。
陈永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高旭的开办尤溪基地的重任，来到尤溪县的。
高旭让陈永华带着自己的规划书先到尤溪，一是因为福建初定，他暂时必须坐镇福州中枢来处理各类公务，在尤溪基地初成规模之后，他再来介入核心的技术指导；二来也是对陈永华能力的考验。
要说起来，陈永华这时也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着实难以担负这样的大任。但高旭知道古代男子的年纪不能以后世的眼光来看，所谓英雄出少年，正因为年轻，才没有诸多的顾忌，才没有人情世故的牵绊。要说起成绩，都是给逼出来的，就像他高旭，谁知道能在不足二年的时间里创下这么大的局面。
而且，高旭也不是让陈永华两手空空去尤溪的。在八月上旬，高旭就以安义镇的蓝登部接替耿云部在建宁府的防守，命耿云领着一个旭卫镇预备营开到尤溪县驻守。中秋过后，马三炮领着高氏工坊的熟练工匠也来到了尤溪，在此同时，福州商政署的署理长周福生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尤溪，开始整合尤溪境内二十多个铁场，勘探矿产，作着开办新矿场的准备。
事实上，陈永华是作为高旭的特使来到尤溪的，因为在军务上有耿云部驻兵，技术上有马三炮主持，整合铁场的生意上有周福生去谈判，陈永华只是替代高旭作为尤溪基地开创时统筹的角色而已。
就算陈永华毫无经验，也不要紧，以他务实、内聪的性子，多看多学多想，在自己的大力栽培下，高旭相信他很快能进入角色。
陈永华没有让高旭失望，如今他已熟读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钢铁冶炼流程，再加上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尤溪本地冶铁高炉进行实地考察，理论加上实践，士子出身的陈永华正如高旭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技术方向的“士匠”的转变。
在技术革新方面，高旭的脑子里有很多后世的改良之法，他需要一个有足够学识和能力、也值得信任的执行人。这个人，暂时来说，高旭看中的就是这个陈永华。
一直以来，作为高氏产业在福建的大掌柜，同盟会福建分会的开创人，时任福州商政署署理长的周福生，对于高旭如此重视陈永华和甘辉俩人，心中自有一些不满。要说起来，他算是高氏的老人了，又是福建本地人，虽说他如今主管商政，但他的期望是在军政领域有所建树。如今甘辉已成为安义镇的提督，像尤溪基地这样重要的大项目，也由看上去“乳嗅未干”的陈永华来主事，至于福建同盟会分会会长也由宣政院院理长许用兼任，他的权力完全局限在商政上。以周福生自己来看，他没有脱出大掌柜的范畴。
周福生看上胖乎乎的像一个笑阿弥，却是带着一份怨气来到尤溪的，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海盗出身，年轻时是个心狠手辣的主，整顿起尤溪的二十多个矿场来，完全是仗着同盟军的威势来强行征用，而不是先以商业手段来谈判、收购来解决。那些矿主一有不服，周福生就派人去炸掉他们的高炉。一个月下来，在周福生的高压政策下，尤溪二十多所矿场虽然表面上接受商政署的整顿，但暗地里，这些矿主开始串联反抗。
陈永华意识到周福生的暴力手段可能带来矿乱，更不利于尤溪基地的拓建，周福生却是不以为然。同盟会商政署的整顿铁矿业强硬措施，终于激起了矿主们的激烈回应。
九月初三，数以万计的矿匪在身为地方豪强的矿主们的带领下，开始冲击高氏在尤溪河谷平原上正在兴建的基地设施，包括高旭计划中筹建的钢铁厂，水泥厂，以及水力机械铸造厂。
事发之后，驻扎在基地附近的旭卫镇将领耿云立即领兵镇压。面对同盟军的刀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矿匪一触即溃，逃进深山。福建本来就是多山的省份，山野苍茫，耿云的旭卫镇预备营大都是江南人，本来就是初到贵地，想要进山征讨，谈何容易。而这些矿匪落草之后，为尤溪基地的开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时间从九月初开始，地点从闽中的尤溪县开始，随着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场的新政之后，矿乱从闽中的延平府，渐渐蔓延到闽南的漳州、泉州、汀州三府，严重考验着同盟会这个入主福建的新生政权。
这场矿乱表面上是各地的矿场主为了抵-制所谓的同盟税，实际上是同盟会这个新生政权与地方豪强争取基层控制权的斗争。作为明代福建省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冶铁业，基本上控制在本地豪强手中，同盟会商政署要整顿他们，自然就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两者的针锋相对，甚至短兵相接就不可避免。
在海上，因为郑氏家族的瓦解，高旭才取得了闽海的制海权；在陆上，也只有平定了这场矿乱之后，高旭才真正取得闽地的控制权，同盟会的行政触角才能真正地深入了基层之中。
如果是纯粹的矿乱，高旭并不在乎，同盟军在福建有旭卫镇、安义镇两镇人马，有足够的力量平定。问题是，要是南京老奸巨猾的洪承畴，甚至是远在日本的郑氏母子，趁着这场矿乱，给他下眼药，扯后腿，那绝对是头痛的事。
就在江南的抗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福建这场突如其来且又蔓延全省的矿乱，考验着同盟会的宪历元年，也影响了高旭的计划布局。只是，如果高旭连一个福建省都搞不定的话，将来何以鼎定整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