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章大学士朱继祚
作为加盟同盟会的隆武旧臣，福州行政院的刘中藻、张肯堂、曾樱等人，尽管对于高旭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种手段激进的新政保留意见，但对于整顿福建混乱的冶铁业，尽管出发点并不一致，他们还是与高旭达成了共识。
曾樱言道：“铁炉之害，有目同睹。山中筑厂，洗沙流水，山液如膏。堵川流，凿地脉，久雨则激流灌城，田亩为之毁摧，且沙石阻塞，有伤文运。”
曾樱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但刘中藻的出发点则是地方民生治安，他向高旭进言道：“铁炉之兴，其主大都为地方土豪有势力者当之，为抢夺矿场而结仇角斗者无算。豪强者聚集人夫，大都为鸡鸣狗盗之徒，聚博逞凶，鱼肉人民，屡见不鲜。况且铁治趋晴避雨，一年之间，鼓铸也不过六个月，或铁矿枯竭，或炭木不继，兴废不恒。铁炉一熄，矿夫无以聊生，则聚集为盗，祸害乡里。”
对于高旭来说，为了满足同盟军的扩军所带来的对军械的需求，控制冶铁业的上游铁矿资源是迫在眉睫的。在江南，产铁的地方要么是湖北的大冶，要么是南京地区的马鞍山。湖北大冶鞭长莫及，马鞍山又在清军的控制区内。在同盟会控制的长三角区又没有铁矿资源，如今同盟会入主福建之后，高旭关注的除了海贸利益，就是解决高氏工坊紧缺铁矿资源这个瓶颈了。
高旭的计划是通过商政署颁布矿业执照，征收同盟税来淘汰一批矿场，关闭一些民怨极大的，再通过与铁商合作、收购的方式来整合一批，整顿混乱无章的冶铁行业，从而能够让商政署充分调动福建的铁矿资源，服务于同盟会的军工产业。
但商政署署理长周福生原本就是海盗出身，在执行上海盗作风严重，方式过于粗暴，在作为试点的尤溪县中，对于那些铁商执行高压政策，一言不合，动辄炸平冶铁高炉，这虽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成效，但接踵而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而且作为主管的陈永华实务经验不足，最终在尤溪导致了大规模的矿乱事件。
因为整顿矿冶而激起的矿乱，成为那些政见不合者的机会。作为一个新兴势力，同盟会的新政必然会触及那些既得利益者。在这些反对声之中，尤其以原任隆武朝东阁大学士的朱继祚为最。
朱继祚是福建莆田县人，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右侍郎。其人崇尚礼法，善于交际，精于书法，长于声诗。虽然同为隆武朝旧臣，资历上也与刘中藻、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人相当，但对于高旭的激进主张，朱继祚一向持排斥态度。
特别是同盟会发行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的中华报上，竟然公开以同盟宪历来纪年，虽说按同盟会崇明总部宣政司司理长顾炎武的说法，这是为了推广《同盟宪章》的需要，但这种立场也明确了同盟会已不奉南明残存政权永历、绍武、鲁王政权中的任何一个，光是同盟会这种悍然自立的意图，以朱继祚来看来，就足以抹杀同盟军驱逐满清的所有功勋。因为对于已穷途末路的大明朝来说，同盟会既然不是朱明王朝的救命稻草，就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成功，这个天下也不再是朱氏王朝了。
对于朱继祚这些执念于大明正统观念的旧式官僚来说，自然对同盟会怎么看也不顺眼了。
在朱继祚的声讨中，他直接把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冶业的政令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事件。当年万历为了增加税收，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矿山征收矿税。由于太监的肆意搜刮，最终激起民变。很显然，朱继祚把同盟会新政下的矿乱事件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民变，别有用心地夸大了。
在兴化府的莆田县，逐渐形成一个在以本地官僚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守旧集团。这个集团之中，有朱明三藩桂王永历、继唐王绍武、鲁王这些南明政权的使者。这些南明使者既然都得不到高旭的支持，自然同仇敌忾地讨伐同盟会的所有主张，而朱继祚则在三藩使者中左右逢源，谋取声誉。当然，光有正统名份的嘴皮子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同盟军的军威之下，朱继祚显然明白了这一点。
朱继祚对同盟会新政的声讨暂时没有得到高旭的激烈回应。对高旭来说，容纳异已，也是一种考验。但容纳并不是放纵，对于朱继祚这个反同盟会团体，黑衣卫的秘密情报宪兵一直在监控当中。
九月初，朱继祚摄于同盟会的军威，也趁着全境矿乱愈演愈烈的时候，认为时机来到，离开兴化府的莆田，来到南澳岛。
南澳是位于福建最南端，漳州府与潮州府交界的一个海岛，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
朱继祚之所以要来到南澳，不光是因为南澳岛背靠着广东，在身后有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而且因为南澳岛是福建省内唯一一个不在同盟军控制之下的岛屿。
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但南澳岛处在郑芝龙旧部、南澳总兵陈豹的控制之下。
在郑氏少主郑森流亡日本之后，福建境内的郑氏势力几乎被高旭连根拨起，郑氏在商业上的利益基本上被华商会接收，至于郑家军，更是让高旭打散分化，一部分加入了甘辉的安义镇，而其中郑家军的主力洪旭部，早已奉命开赴江南抗清前线，加入了徐玉扬的铁一镇序列。
但在福建境外的广东，郑氏仍然有二股残存势力，一股就是南澳总兵陈豹的人马，另外一部分就是已成为广东绍武政权支柱力量的广东总兵林察的人马。陈豹与林察俩人都是郑芝龙的旧部。
陈豹是福建南安石井人，其人矮胖精悍，性格粗鲁，但他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水务。他据守南澳岛，对于同盟会的招揽嗤之以鼻。他是追随郑芝龙多年的旧部，对郑氏十分忠心，而且在漳州府、潮州府沿岸一带颇有名望。
尽管郑氏家族的基业是先损于清军，然后被高旭“巧取豪夺”，但对于高旭入主闽海，像陈豹这样的郑氏旧部自然十分不服。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朱继祚这样的曾出任隆武朝大学士的重臣驾临南澳，身为武夫的陈豹自然是极为欢迎的。
对于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少数福建本地官绅来说，面对浙江鲁王、广东绍武、广西永历三个南明藩王的招揽，有了待价而沽的择君机会。由于杭州清军发起攻势，鲁王政权控制下的浙东已经大部分沦陷，鲁王本人也逃到舟山群岛避难，而且浙东又在抗清前线，拥立鲁王自然就是下下策了。
要论血统与崇祯帝的亲近，桂藩永历无疑是最具正统性的，但在永历与绍武的两广内战之中，永历政权连番大败，而永历帝又是个出了名的胆小怕死，每战败一回，他就向西逃一回。从当初在广东肇庆登基，再“离驾”到广西全州、柳桂、桂林，如今又凭着广西的本地军阀刘元胤，以及大顺军残部郝永忠部，才站稳了脚。
高旭所带来的最明显的蝴蝶效应就是原本初立不过一月就被清军覆灭的绍武政权，由于福建被同盟军光复之后，而驻守江西的清军绿营将领金声桓又在福建新败之下无力南下，这使得绍武政权没有了外部威胁，再加上与永历政权争立中又大胜几场，终于站稳了脚跟。
但是广东的绍武政权虽然在两藩争立的军事上胜利了，但在政治上，对于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大明官绅来说，还是倾向于永历的。因为当初唐王隆武帝以远藩、罪藩的名义继统，就留下了非议的后遗症，何况绍武又是隆武的兄弟而已，仍然不过是远藩而已，所以连广东省的一些著名官绅如曾任大学士的何吾驺、陈子壮、兵部侍郎张家玉等人均持反对态度。
陈豹与绍武政权中的广东总兵林察都是郑芝龙的旧部，再加上南澳岛背靠广东，陈豹自然支持绍武政权。至于朱继祚，他也收到绍武帝的入阁邀请。朱继祚原来就是隆武政权的大学士，由于隆武帝的遇难，而绍武作为隆武帝的兄弟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统，也得到了朱继祚与部分福建官绅的同情与支持。
朱继祚来到南澳岛之后，没有急着到广州去参见绍武帝，而是滞留在南澳。面对同盟会新政下福建大乱的形势，以朱继祚的计划，他要把南澳经营成背靠广东的反同盟会的前哨阵地。
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郑氏家族虽然瓦解了，但以朱继祚看来，郑氏家族在闽海经营数十年，只要有一个主心骨，仍然还能聚焦一批残存的力量，并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这个主心骨当仁不让是当初隆武帝赐以朱姓、赐名成功的国姓爷：郑氏少主郑森。
“国难当头，岂能置身事外？！”对于郑森随母流亡到日本，朱继祚是痛心疾首的。以朱继祚看来，当初隆武帝就有以高制郑的打算，如今高氏如此独大，自然要反过来扶植郑氏，以达到制衡高氏的目的。而且“国姓爷”这块招牌，在闽海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只要郑森还在福建，至少就能整合陈豹与林察这两支郑氏旧部，凭着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完全有重整郑氏雄风的可能。
所以，朱继祚来到南澳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自己请郑森回国的书信送往日本。
信中，朱继祚对郑森慷慨陈辞，言道：“国姓爷既身负国姓，又负国恨，更负家仇，何以消沉异乡？鞑子未灭，高氏乱闽，吾等皆翘首以盼，望到国姓爷归来，不负汝之‘大木’之号，以汝栋梁之才，共缔柱国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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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加盟同盟会的隆武旧臣，福州行政院的刘中藻、张肯堂、曾樱等人，尽管对于高旭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种手段激进的新政保留意见，但对于整顿福建混乱的冶铁业，尽管出发点并不一致，他们还是与高旭达成了共识。
曾樱言道：“铁炉之害，有目同睹。山中筑厂，洗沙流水，山液如膏。堵川流，凿地脉，久雨则激流灌城，田亩为之毁摧，且沙石阻塞，有伤文运。”
曾樱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但刘中藻的出发点则是地方民生治安，他向高旭进言道：“铁炉之兴，其主大都为地方土豪有势力者当之，为抢夺矿场而结仇角斗者无算。豪强者聚集人夫，大都为鸡鸣狗盗之徒，聚博逞凶，鱼肉人民，屡见不鲜。况且铁治趋晴避雨，一年之间，鼓铸也不过六个月，或铁矿枯竭，或炭木不继，兴废不恒。铁炉一熄，矿夫无以聊生，则聚集为盗，祸害乡里。”
对于高旭来说，为了满足同盟军的扩军所带来的对军械的需求，控制冶铁业的上游铁矿资源是迫在眉睫的。在江南，产铁的地方要么是湖北的大冶，要么是南京地区的马鞍山。湖北大冶鞭长莫及，马鞍山又在清军的控制区内。在同盟会控制的长三角区又没有铁矿资源，如今同盟会入主福建之后，高旭关注的除了海贸利益，就是解决高氏工坊紧缺铁矿资源这个瓶颈了。
高旭的计划是通过商政署颁布矿业执照，征收同盟税来淘汰一批矿场，关闭一些民怨极大的，再通过与铁商合作、收购的方式来整合一批，整顿混乱无章的冶铁行业，从而能够让商政署充分调动福建的铁矿资源，服务于同盟会的军工产业。
但商政署署理长周福生原本就是海盗出身，在执行上海盗作风严重，方式过于粗暴，在作为试点的尤溪县中，对于那些铁商执行高压政策，一言不合，动辄炸平冶铁高炉，这虽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成效，但接踵而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而且作为主管的陈永华实务经验不足，最终在尤溪导致了大规模的矿乱事件。
因为整顿矿冶而激起的矿乱，成为那些政见不合者的机会。作为一个新兴势力，同盟会的新政必然会触及那些既得利益者。在这些反对声之中，尤其以原任隆武朝东阁大学士的朱继祚为最。
朱继祚是福建莆田县人，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右侍郎。其人崇尚礼法，善于交际，精于书法，长于声诗。虽然同为隆武朝旧臣，资历上也与刘中藻、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人相当，但对于高旭的激进主张，朱继祚一向持排斥态度。
特别是同盟会发行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的中华报上，竟然公开以同盟宪历来纪年，虽说按同盟会崇明总部宣政司司理长顾炎武的说法，这是为了推广《同盟宪章》的需要，但这种立场也明确了同盟会已不奉南明残存政权永历、绍武、鲁王政权中的任何一个，光是同盟会这种悍然自立的意图，以朱继祚来看来，就足以抹杀同盟军驱逐满清的所有功勋。因为对于已穷途末路的大明朝来说，同盟会既然不是朱明王朝的救命稻草，就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成功，这个天下也不再是朱氏王朝了。
对于朱继祚这些执念于大明正统观念的旧式官僚来说，自然对同盟会怎么看也不顺眼了。
在朱继祚的声讨中，他直接把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冶业的政令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事件。当年万历为了增加税收，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矿山征收矿税。由于太监的肆意搜刮，最终激起民变。很显然，朱继祚把同盟会新政下的矿乱事件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民变，别有用心地夸大了。
在兴化府的莆田县，逐渐形成一个在以本地官僚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守旧集团。这个集团之中，有朱明三藩桂王永历、继唐王绍武、鲁王这些南明政权的使者。这些南明使者既然都得不到高旭的支持，自然同仇敌忾地讨伐同盟会的所有主张，而朱继祚则在三藩使者中左右逢源，谋取声誉。当然，光有正统名份的嘴皮子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同盟军的军威之下，朱继祚显然明白了这一点。
朱继祚对同盟会新政的声讨暂时没有得到高旭的激烈回应。对高旭来说，容纳异已，也是一种考验。但容纳并不是放纵，对于朱继祚这个反同盟会团体，黑衣卫的秘密情报宪兵一直在监控当中。
九月初，朱继祚摄于同盟会的军威，也趁着全境矿乱愈演愈烈的时候，认为时机来到，离开兴化府的莆田，来到南澳岛。
南澳是位于福建最南端，漳州府与潮州府交界的一个海岛，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
朱继祚之所以要来到南澳，不光是因为南澳岛背靠着广东，在身后有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而且因为南澳岛是福建省内唯一一个不在同盟军控制之下的岛屿。
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但南澳岛处在郑芝龙旧部、南澳总兵陈豹的控制之下。
在郑氏少主郑森流亡日本之后，福建境内的郑氏势力几乎被高旭连根拨起，郑氏在商业上的利益基本上被华商会接收，至于郑家军，更是让高旭打散分化，一部分加入了甘辉的安义镇，而其中郑家军的主力洪旭部，早已奉命开赴江南抗清前线，加入了徐玉扬的铁一镇序列。
但在福建境外的广东，郑氏仍然有二股残存势力，一股就是南澳总兵陈豹的人马，另外一部分就是已成为广东绍武政权支柱力量的广东总兵林察的人马。陈豹与林察俩人都是郑芝龙的旧部。
陈豹是福建南安石井人，其人矮胖精悍，性格粗鲁，但他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水务。他据守南澳岛，对于同盟会的招揽嗤之以鼻。他是追随郑芝龙多年的旧部，对郑氏十分忠心，而且在漳州府、潮州府沿岸一带颇有名望。
尽管郑氏家族的基业是先损于清军，然后被高旭“巧取豪夺”，但对于高旭入主闽海，像陈豹这样的郑氏旧部自然十分不服。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朱继祚这样的曾出任隆武朝大学士的重臣驾临南澳，身为武夫的陈豹自然是极为欢迎的。
对于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少数福建本地官绅来说，面对浙江鲁王、广东绍武、广西永历三个南明藩王的招揽，有了待价而沽的择君机会。由于杭州清军发起攻势，鲁王政权控制下的浙东已经大部分沦陷，鲁王本人也逃到舟山群岛避难，而且浙东又在抗清前线，拥立鲁王自然就是下下策了。
要论血统与崇祯帝的亲近，桂藩永历无疑是最具正统性的，但在永历与绍武的两广内战之中，永历政权连番大败，而永历帝又是个出了名的胆小怕死，每战败一回，他就向西逃一回。从当初在广东肇庆登基，再“离驾”到广西全州、柳桂、桂林，如今又凭着广西的本地军阀刘元胤，以及大顺军残部郝永忠部，才站稳了脚。
高旭所带来的最明显的蝴蝶效应就是原本初立不过一月就被清军覆灭的绍武政权，由于福建被同盟军光复之后，而驻守江西的清军绿营将领金声桓又在福建新败之下无力南下，这使得绍武政权没有了外部威胁，再加上与永历政权争立中又大胜几场，终于站稳了脚跟。
但是广东的绍武政权虽然在两藩争立的军事上胜利了，但在政治上，对于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大明官绅来说，还是倾向于永历的。因为当初唐王隆武帝以远藩、罪藩的名义继统，就留下了非议的后遗症，何况绍武又是隆武的兄弟而已，仍然不过是远藩而已，所以连广东省的一些著名官绅如曾任大学士的何吾驺、陈子壮、兵部侍郎张家玉等人均持反对态度。
陈豹与绍武政权中的广东总兵林察都是郑芝龙的旧部，再加上南澳岛背靠广东，陈豹自然支持绍武政权。至于朱继祚，他也收到绍武帝的入阁邀请。朱继祚原来就是隆武政权的大学士，由于隆武帝的遇难，而绍武作为隆武帝的兄弟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统，也得到了朱继祚与部分福建官绅的同情与支持。
朱继祚来到南澳岛之后，没有急着到广州去参见绍武帝，而是滞留在南澳。面对同盟会新政下福建大乱的形势，以朱继祚的计划，他要把南澳经营成背靠广东的反同盟会的前哨阵地。
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郑氏家族虽然瓦解了，但以朱继祚看来，郑氏家族在闽海经营数十年，只要有一个主心骨，仍然还能聚焦一批残存的力量，并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这个主心骨当仁不让是当初隆武帝赐以朱姓、赐名成功的国姓爷：郑氏少主郑森。
“国难当头，岂能置身事外？！”对于郑森随母流亡到日本，朱继祚是痛心疾首的。以朱继祚看来，当初隆武帝就有以高制郑的打算，如今高氏如此独大，自然要反过来扶植郑氏，以达到制衡高氏的目的。而且“国姓爷”这块招牌，在闽海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只要郑森还在福建，至少就能整合陈豹与林察这两支郑氏旧部，凭着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完全有重整郑氏雄风的可能。
所以，朱继祚来到南澳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自己请郑森回国的书信送往日本。
信中，朱继祚对郑森慷慨陈辞，言道：“国姓爷既身负国姓，又负国恨，更负家仇，何以消沉异乡？鞑子未灭，高氏乱闽，吾等皆翘首以盼，望到国姓爷归来，不负汝之‘大木’之号，以汝栋梁之才，共缔柱国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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