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壬午，九月初八，工科右给事中惠世扬劾内阁辅方从哲十罪、无君者三，其中有一条便是企图为崔文升脱罪，还有庇护郑贵妃，庇护盗宝的刘逊等人。
此前，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先后上书，要求严惩乱用药的崔文升、李可灼，惠世扬的这次弹劾则是进一步的升级，将矛头直接对准辅方从哲。
而从初八日开始，《华夏商报》也刊载了“红丸案”始末，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术业有专攻，治病是医生的事情，崔文升、李可灼之流完全是在赌博，其心可诛；参与其事者本应有更加明确的立场，而未有作为，是有过错。
就此，《华夏商报》以商榷的语调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一是决策的方法和程序，应当严谨，减少随意性与人为因素；二是问责制度应严格而不是严苛，有错应当承担责任，但亦不能因为有错便彻底否定一人、一事。
《华夏商报》在全国的行量已突破万份，除了北直隶由天津驿承送的近五千份以外，山东、河南、山西、南直隶、湖广、福建、广东等省直都有书商代理，或三天或五日，或搭乘舟船，或由驿递送往各处。
虽然时效性差了些，可相对别的传递渠道，也不会慢太多，特别是与别的报纸相比，《华夏商报》的内容量与质，都要胜出很多，已然成为全国第一大报。
随着行量的增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起码这期报纸一出，先会有一万多读者知道红丸案，知道报纸上提出的那几条建议。
然后通过交流、借阅或抄传翻印。这个数量起码还要乘以十，再有口口相传，还要再乘以十，报纸对大明百姓，尤其是识字的精英与市民阶层，已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随着《华夏商报》的报道。一时之间，朝野内外都在热议“红丸案”，刘一上书叙述红丸案始末，认为李可灼是勾结内官献药，方从哲及刘一在内地诸臣都未能阻止，皆是有过错，这也是持平之论。
崔文升用药，让光宗腹泻不止；李可灼用药，让光宗一命呜呼。因为两人都不是医生，这已经构成医疗事故，崔、李二人显然是有过错的。
何况致死者乃一代皇帝。李彦印象中应该立即拿问才是，没想到两人根本没事，光宗刚死之初，崔文升还得了五十两赏银，后来为御史郭如楚弹劾，才改为罚俸一年，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向来微薄。
旨意上说。李可灼向先帝进药而没有效果。是比较鲁莽。但也是臣子爱君之意。出于好心。因而从轻处罚。暂且罚俸一年。
明代皇帝旨意地拟就有两种。一种是内阁票拟。皇上阅读后交司礼监披红。也就是说具体意见都是内阁给出地。大部分旨意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中旨。也就是皇帝直接给内阁地旨意。这种“中旨”。内阁甚至可以选择不执行。属于特殊情况下才有。
刑科给事中魏应嘉便上书说：如果这个旨意是皇上所下。那内阁只是执行；若是内阁票拟。则阁臣有负国家。有负圣恩。
这一次群臣交章弹劾。朝野哗然。得旨：回籍养病。不得轻抵辅臣。
由于明代政治地特色。回籍养病是很多被言论攻击地官员选择地退路。这并非意味着有罪或有过错。只是平息争议地一种方法。
在李彦看来。原本很简单地一件事。朝廷中闹腾一阵以后。并没有生大地变化。崔文升闲住。李可灼养病。总让人感觉轻了。
“其实，以医病过错来说，如此处罚，倒也可以，奈何崔、李并非医者，本该严惩，以儆效尤，”李彦与石柱子讨论明日报章上的立场，他这时候倒未考虑政治，而纯粹是从廓清事理的角度来说。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句话来说，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地事，这是崔、李主导光宗最大的恶迹，他们本来没有行医的资格，却妄图侥幸，这不仅是此二人地悲剧，同样也是制度规范的缺失。”
“少爷说得是，朝廷里互相攻击，看上去都说得有理，关键还在于职责不清，而大多数人依然纠缠于用药之过，处罚不当，即便今次处罚，日后或许还会再度生，”石柱子同样摇了摇头，受到李彦的潜移默化，他也越来越倾向于“立万世之法”，并依法行事。
“正是如此，随后几日的报纸，便以这个思路作主题，”李彦翻了翻这几日的邸报，以及通政司里递出来的消息节录。
“李可灼用药时，内阁大学士都在场，若真的追究，刘一、韩也脱不了关系，对李可灼的处罚，内阁的意见应该是一致地，言官们争得再厉害，怕也是无用，”李彦微微摇头叹息：“可惜，大家都忙着争斗，看不到此事的根源。”
华夏社的编撰队伍在不断扩大，其成员都经过李彦精挑细选，这年头寻找出路的读书人不少，能安心做编撰的并不多，很多人是将华夏社作为进身之阶。
李彦起初不大满意，后来想想觉得也不错，这些人在华夏社做过，自然会受到社里一些规定与文化的影响，等他们真的进身了，这种影响便会随之扩散。
更何况与东林书院一样，这些人从华夏社走出去，也会成为华夏社的人脉和关系网，虽然李彦还没想着去搞出个华夏派，但也能给华夏社的展带来很多方便。
出于这样地考虑，李彦便敞开大门招收编撰，反正很多人不愿意要报酬。
当然，要想成为华夏社的编撰，不仅要会写文章，还得接受华夏社的风格。像竟陵派那种文字晦涩的，只能成为华夏社会员，而不是编撰。
除了会写文章，也不能是书呆子，起码能根据要求写出不同的策论文章，对于观点立场。李彦倒是不作限制，他提倡的是兼容并包。
当然，身为总编撰，对于最后刊登出来的文章，他都会严格把关，把握政治方向与“度”，免得招来不测之祸。
同时，李彦也开始逐渐鼓吹言论自由，不以言获罪。后者得到地支持挺多，本来朝廷的科道言官说起话来就肆无忌惮，攻击辅甚至皇上也寻常；但对于前者。就有那么点障碍，便是最激进地言官，也对庶民议政充满疑虑。
好在明廷对言论地管制并不严格，只要控制好度，李彦现想说什么都可以，二十几年前的李贽，就能到处宣扬他地“异端”，华夏社地立场，相对温和得多。即便有一二激进的文章。也会同时刊出与此相对立的，作为商榷。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华夏社的报刊，时常会有一些振聋聩的文章，但同时又有保守的文章作为调和，通常还是以华夏社的名义做出缓和，有人因此而痛斥华夏社的中庸。
当然，中庸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再这一点上。华夏社地态度得到的赞誉远多过毁谤。
也有人认为华夏社不该表那些激进的文章，不过有了作为商榷与调和地文章，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正是在李彦与石柱子的细心呵护下，华夏社及旗下的几份报刊才得以越来越红火，而华夏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也以其相对低廉一些的价格，以及到位的宣传，还有华夏社本身的名气，而大受欢迎。
在对一些数据和规则进行调整以后。趣玩馆正式对外布兵战棋第一版。并在彦熙楼大堂做了第一次公开展示。
这次展示行棋的一方是茅元仪，他的《武备志》虽然还没有成书。却已经得到很多人地关注，在京城声名鹊起；而另一方则是茅元仪曾经请教过问题，而引起对方对兵战棋兴趣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孙承宗。
这是一次战役级的对局，地图选择为辽东，背景即是当前，兵力配备也一如当前，孙承宗统领明军，茅元仪模拟建奴起春季进攻。
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孙承宗、茅元仪都认为今年辽东大旱，那么到了明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建奴必然会起一次春季攻势，以劫掠粮食。
“建奴的战略目标无非是通过劫掠，获得物资，并扩大其生存范围，而其春季作战，重在粮食与丁口，”作为兵战俱乐部的一次活动，孙承宗在行棋开始前，侃侃而谈，在此之前，孙、茅二人就这次行棋，或者说辽东春季作战，已经有过仔细的研究。
“此次作战，我大明辽东军十五万，其中沈阳七万，辽阳六万，后金军战兵两到三万，我明军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然机动能力不及对手，又有广大地区需要分守，兵力无法集中……”孙承宗简单介绍了战役情势。
大堂中一百多人多是兵战俱乐部的成员，平常也下了不少功夫，闻言不禁屏住呼吸，彷佛置身于辽东那片金戈铁马的战场。
简单介绍以后，孙承宗与茅元仪分别行棋，李彦则带着特别调集地一批账房和技校学院，负责数据的计算，因为之前已有磨合，还算顺畅。
为了充分演示兵战棋的玩法并演示战场，孙承宗与茅元仪分别进入二楼的一间的包厢，而他们采用的任何操作，都会递给李彦的裁判组，裁判组经过计算以后，将结果反馈给行棋者，并向观看者展示、解释。
简单的数据计算技校学生足以胜任，作为对兵战棋规则的理解最为透彻者之一，李彦担负起条件判定和讲解地任务。
战役模式与战斗模式地不同之处在于，行棋者可以使用更多的谋略，譬如诱敌设伏、偷袭、集中兵力以多打少等，这也是建奴常用地手段，茅元仪都一一尝试。
孙承宗用兵谨慎，很注意对敌情的侦查，但是效果并不好，双方骑兵上的差距确实导致了明军的被动。
为了阻止建奴达成劫掠地战役目的。孙承宗没有选择固守沈阳、辽阳，试图集中兵力在奉集堡一线，与建奴展开决战。
不过在其援军到达奉集堡之前，这个堡垒的几千士兵，已经被李彦判定为溃散，援军也遭到袭击。
李彦将士气低落、溃散等负面效果施加在明军身上。对孙承宗造成了很大困扰，不过他还是稳扎稳打，并使用计谋设伏，歼灭了茅元仪的一股骑兵，终于在白塔铺稳住阵脚，集兵固守。
让众人兴奋的是，孙承宗指挥下的明军在战斗中并不弱于建奴骑兵，但是在战役表现上却很被动，因为机动能力相差太多。如果是小股军队出击地话，很容易让建奴骑兵集中起来打击，如果是大规模出击。行动慢不说，辎重也难以保证。
反观建奴骑兵，则可以兵分多路，来去如风，给养可以就地劫掠。
最终的结果，孙承宗守住了辽沈，却失去了腹地，即便孙承宗多方设计，也无法阻止茅元仪利用建奴的机动优势。劫掠走大量的粮草和丁口。
孙承宗与茅元仪都是计谋多出，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但依然却是这样的结果，让这些平常痛骂熊廷弼的会员无言以对。
演示一结束，大堂在短暂的沉默以后，很快喧闹起来，大家都不甘心明军只能防守的结果，却无法指摘孙承宗的策略与李彦地判定。
“此战的结果说明一点，明军与建奴相比。战术上的劣势在于机动性，优势在于城池，野战优势在于火器，但也只能被动防守……”
“战役劣势依然在于机动性，以及情报搜集，优势在于只要辎重有保障，明军可以拖，建奴则不行，他们地兵即是民。民即是兵……”
“战略上来说。建奴的优势仍然在于其机动性、灵活性，明军的劣势在于守土。优势在于国力……”
李彦对棋局作了简单的总结，并请孙承宗和茅元仪作分析，孙承宗显得很无奈，指出辽东的战术在于以炮守城，战役在于坚壁清野，战略在于筑城复地，联合蒙古与朝鲜，挤压建奴的机动空间。
这一策略与熊廷弼几乎一脉相承，诚然是以国力为赌注，事实上大明连年灾荒，已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略。
茅元仪则提出一点，未有骑兵之前，野战难胜，明军当然也有骑兵，但战力低下，不足以信赖。
两人的结论都不算是好消息，这让在场的观众很丧气，但是他们也提不出好地办法，若是以前，还能说派大军过去，但在俱乐部熏陶了几个月以后，他们也知道大军行动，涉及到的事情很多，面对来去如风的建奴骑兵，很容易被截断粮道而陷入困境。何况大军出动，打不到建奴也是无用。
至于修筑堡垒，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将建奴压垮，这完全是饮鸩止渴。
“大家也不用丧气，其实对付建奴的办法有很多，慢慢来就是，”作为主持人，李彦笑着说道，却被下面的接连追问：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啊！
“有些想法，可能会比较惊世骇俗，”李彦看了看孙承宗，后者微微点头：“听说兵战俱乐部以游戏为乐，咱们可以就棋局讨论，但讲无妨。”
李彦笑了笑，说棋局实际就是在说辽东，不过该注意的忌讳还是得注意，他指了指刚才的棋局：“大家都看到了，若是守土，则处处被动，或者，我们可以跳出这个窠臼。”
“你不会是想放弃辽东吧？”巩永固在下面大声喊道。
李彦摇了摇头：“辽东当然不能放弃，我要说的是，以往总想着守土，导致处处被动，但是大家现没有，即便是我们能守住，建奴还是好好的在那里，并没有损失，反而是我们，每年得扔进去八百万粮饷。这是战略上地致命缺陷！”
茅元仪在旁边点了点头：“我攻击不利，伤不到建奴。”
“正是如此，”李彦点头说道：“故而，不如不以守土为念，而寻机杀伤建奴的有生力量。”
“建奴才多少人？只要寻机杀上几百，足以让其大伤元气。”李彦道。
“只是，以建奴的机动能力，又如何能有效杀伤？”孙承宗眼睛一亮，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思路，随即又摇了摇头。
“就战术来说，可以互拼；就战役来说，可以设计诱敌；就战略来说，放弃辽河以东的屯田，将辽民迁徙到辽河以西。沿辽河、三岔河组成阻敌西进，而在沈阳、辽阳、海州、盖州屯重兵，让建奴无可劫掠。无从补充；而我退则守城，进则以大军，逐次进击抚顺、萨尔浒、建州卫等地，攻一地，则毁一地……”
“被动防守，徒耗大明财力，成亦无功，败则资敌，不若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看谁先将血流尽……”
“我大明失一辽东，不伤根本，建奴失一人则少一人，毁一地则少一地，一年八百万粮饷，可以成就很多事，何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李彦指着墙上挂着的辽东地图：“在辽西、辽南、宽甸镇江堡分别屯以重兵，彻底放弃在辽东种田。伺机便咬上一口，不信咬不死他！”
李彦地战略就好像两个流氓打架，对方武艺高，只好扭住对方，你一拳我一拳，互相轰击，看谁先撑不住。
这样的做法，却让下面地观众大呼过瘾，众人这才醒悟过来。一年八百万粮饷。反正那些辽民种出来地东西都要被抢掉，那咱们不种还不行么？
至于辽东的辽民。这时候关外土地地广人稀，在辽西、辽南，以及宽甸都有大量地土地，与其留着等强盗，还不如迁徙过去，反正一年八百万，做这些事情足够了。
至于辽西、辽南，不仅防守正面大为减少，更容易集中兵力，而且沿海有利于机动，可以最大程度弥补双方在机动能力上地差距。
而三面布设，各集重兵，伺机出击，不断给建奴放血，又让其不得补充，到最后撑不住的只能是建奴。
其策略的关键便在于互毁，不仅要杀伤建奴的军队，还要毁掉建奴的农田、牧场，劫掠其牧民，让建奴也遭到损失。
“对啊，凭什么让他来打我们，我们也打他去！”
“军队打不到，城池、牛羊、村子也打不到么？”
众人都被李彦说得很激动，彷佛一下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大明这么大，区区建奴
孙承宗捋了捋大胡子，苦笑不已：“这个办法或许有效，却有几不可行。”
孙承宗是詹事府洗马，位居五品，身份尊崇，听到他开口说话，众人都是安静下来。
李彦也拱手问道：“请孙大人赐教。”
“其一，无故失地千百里，我朝从不为也……”
“暂时的失去，是为了更好地得到，”李彦笑着解释了一句。
孙承宗赞许地看了李彦一眼，却又微微摇头：“焚城劫掠，仁人所不为也，此其
“别人要杀我，我岂能白受？”李彦的反诘得到一片应和。
孙承宗还是摇头：“辽民故土难离，要使其迁徙，甚难，此其三……”
“若是辽东失守，他们便得面对建奴的屠刀，或为奴隶，”李彦这次也摇起头：“难道，偏得撞了南墙才肯回头，一定得悲剧生了，才知悔改？”
“其四……”孙承宗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抬眼看着辽东地地图，微微叹息：“此法或许来得有效，然则重兵集于东、南、西三个方向，要守数城，还欲以重兵攻击，靡费钱粮，或达千万，放血之策，何时见效，也还难说，或许迁延日久，此不可者四……”
“再说，战役战术上，如何杀伤建奴，也需斟酌……”
“我大军云集，战役战术，并不落于下风，”李彦手指敲着地图：“一年只要一两次有效的进攻，建奴也承受不起。”
孙承宗转头看向李彦，突然微微笑道：“虽有四不可，却值得一试，辽东困局，世所难解，唯有杀伤，可衰弱之、灭亡之……”
“俊杰这一策，或可计定辽东矣！”
此前，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先后上书，要求严惩乱用药的崔文升、李可灼，惠世扬的这次弹劾则是进一步的升级，将矛头直接对准辅方从哲。
而从初八日开始，《华夏商报》也刊载了“红丸案”始末，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术业有专攻，治病是医生的事情，崔文升、李可灼之流完全是在赌博，其心可诛；参与其事者本应有更加明确的立场，而未有作为，是有过错。
就此，《华夏商报》以商榷的语调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一是决策的方法和程序，应当严谨，减少随意性与人为因素；二是问责制度应严格而不是严苛，有错应当承担责任，但亦不能因为有错便彻底否定一人、一事。
《华夏商报》在全国的行量已突破万份，除了北直隶由天津驿承送的近五千份以外，山东、河南、山西、南直隶、湖广、福建、广东等省直都有书商代理，或三天或五日，或搭乘舟船，或由驿递送往各处。
虽然时效性差了些，可相对别的传递渠道，也不会慢太多，特别是与别的报纸相比，《华夏商报》的内容量与质，都要胜出很多，已然成为全国第一大报。
随着行量的增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起码这期报纸一出，先会有一万多读者知道红丸案，知道报纸上提出的那几条建议。
然后通过交流、借阅或抄传翻印。这个数量起码还要乘以十，再有口口相传，还要再乘以十，报纸对大明百姓，尤其是识字的精英与市民阶层，已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随着《华夏商报》的报道。一时之间，朝野内外都在热议“红丸案”，刘一上书叙述红丸案始末，认为李可灼是勾结内官献药，方从哲及刘一在内地诸臣都未能阻止，皆是有过错，这也是持平之论。
崔文升用药，让光宗腹泻不止；李可灼用药，让光宗一命呜呼。因为两人都不是医生，这已经构成医疗事故，崔、李二人显然是有过错的。
何况致死者乃一代皇帝。李彦印象中应该立即拿问才是，没想到两人根本没事，光宗刚死之初，崔文升还得了五十两赏银，后来为御史郭如楚弹劾，才改为罚俸一年，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向来微薄。
旨意上说。李可灼向先帝进药而没有效果。是比较鲁莽。但也是臣子爱君之意。出于好心。因而从轻处罚。暂且罚俸一年。
明代皇帝旨意地拟就有两种。一种是内阁票拟。皇上阅读后交司礼监披红。也就是说具体意见都是内阁给出地。大部分旨意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中旨。也就是皇帝直接给内阁地旨意。这种“中旨”。内阁甚至可以选择不执行。属于特殊情况下才有。
刑科给事中魏应嘉便上书说：如果这个旨意是皇上所下。那内阁只是执行；若是内阁票拟。则阁臣有负国家。有负圣恩。
这一次群臣交章弹劾。朝野哗然。得旨：回籍养病。不得轻抵辅臣。
由于明代政治地特色。回籍养病是很多被言论攻击地官员选择地退路。这并非意味着有罪或有过错。只是平息争议地一种方法。
在李彦看来。原本很简单地一件事。朝廷中闹腾一阵以后。并没有生大地变化。崔文升闲住。李可灼养病。总让人感觉轻了。
“其实，以医病过错来说，如此处罚，倒也可以，奈何崔、李并非医者，本该严惩，以儆效尤，”李彦与石柱子讨论明日报章上的立场，他这时候倒未考虑政治，而纯粹是从廓清事理的角度来说。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句话来说，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地事，这是崔、李主导光宗最大的恶迹，他们本来没有行医的资格，却妄图侥幸，这不仅是此二人地悲剧，同样也是制度规范的缺失。”
“少爷说得是，朝廷里互相攻击，看上去都说得有理，关键还在于职责不清，而大多数人依然纠缠于用药之过，处罚不当，即便今次处罚，日后或许还会再度生，”石柱子同样摇了摇头，受到李彦的潜移默化，他也越来越倾向于“立万世之法”，并依法行事。
“正是如此，随后几日的报纸，便以这个思路作主题，”李彦翻了翻这几日的邸报，以及通政司里递出来的消息节录。
“李可灼用药时，内阁大学士都在场，若真的追究，刘一、韩也脱不了关系，对李可灼的处罚，内阁的意见应该是一致地，言官们争得再厉害，怕也是无用，”李彦微微摇头叹息：“可惜，大家都忙着争斗，看不到此事的根源。”
华夏社的编撰队伍在不断扩大，其成员都经过李彦精挑细选，这年头寻找出路的读书人不少，能安心做编撰的并不多，很多人是将华夏社作为进身之阶。
李彦起初不大满意，后来想想觉得也不错，这些人在华夏社做过，自然会受到社里一些规定与文化的影响，等他们真的进身了，这种影响便会随之扩散。
更何况与东林书院一样，这些人从华夏社走出去，也会成为华夏社的人脉和关系网，虽然李彦还没想着去搞出个华夏派，但也能给华夏社的展带来很多方便。
出于这样地考虑，李彦便敞开大门招收编撰，反正很多人不愿意要报酬。
当然，要想成为华夏社的编撰，不仅要会写文章，还得接受华夏社的风格。像竟陵派那种文字晦涩的，只能成为华夏社会员，而不是编撰。
除了会写文章，也不能是书呆子，起码能根据要求写出不同的策论文章，对于观点立场。李彦倒是不作限制，他提倡的是兼容并包。
当然，身为总编撰，对于最后刊登出来的文章，他都会严格把关，把握政治方向与“度”，免得招来不测之祸。
同时，李彦也开始逐渐鼓吹言论自由，不以言获罪。后者得到地支持挺多，本来朝廷的科道言官说起话来就肆无忌惮，攻击辅甚至皇上也寻常；但对于前者。就有那么点障碍，便是最激进地言官，也对庶民议政充满疑虑。
好在明廷对言论地管制并不严格，只要控制好度，李彦现想说什么都可以，二十几年前的李贽，就能到处宣扬他地“异端”，华夏社地立场，相对温和得多。即便有一二激进的文章。也会同时刊出与此相对立的，作为商榷。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华夏社的报刊，时常会有一些振聋聩的文章，但同时又有保守的文章作为调和，通常还是以华夏社的名义做出缓和，有人因此而痛斥华夏社的中庸。
当然，中庸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再这一点上。华夏社地态度得到的赞誉远多过毁谤。
也有人认为华夏社不该表那些激进的文章，不过有了作为商榷与调和地文章，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正是在李彦与石柱子的细心呵护下，华夏社及旗下的几份报刊才得以越来越红火，而华夏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也以其相对低廉一些的价格，以及到位的宣传，还有华夏社本身的名气，而大受欢迎。
在对一些数据和规则进行调整以后。趣玩馆正式对外布兵战棋第一版。并在彦熙楼大堂做了第一次公开展示。
这次展示行棋的一方是茅元仪，他的《武备志》虽然还没有成书。却已经得到很多人地关注，在京城声名鹊起；而另一方则是茅元仪曾经请教过问题，而引起对方对兵战棋兴趣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孙承宗。
这是一次战役级的对局，地图选择为辽东，背景即是当前，兵力配备也一如当前，孙承宗统领明军，茅元仪模拟建奴起春季进攻。
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孙承宗、茅元仪都认为今年辽东大旱，那么到了明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建奴必然会起一次春季攻势，以劫掠粮食。
“建奴的战略目标无非是通过劫掠，获得物资，并扩大其生存范围，而其春季作战，重在粮食与丁口，”作为兵战俱乐部的一次活动，孙承宗在行棋开始前，侃侃而谈，在此之前，孙、茅二人就这次行棋，或者说辽东春季作战，已经有过仔细的研究。
“此次作战，我大明辽东军十五万，其中沈阳七万，辽阳六万，后金军战兵两到三万，我明军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然机动能力不及对手，又有广大地区需要分守，兵力无法集中……”孙承宗简单介绍了战役情势。
大堂中一百多人多是兵战俱乐部的成员，平常也下了不少功夫，闻言不禁屏住呼吸，彷佛置身于辽东那片金戈铁马的战场。
简单介绍以后，孙承宗与茅元仪分别行棋，李彦则带着特别调集地一批账房和技校学院，负责数据的计算，因为之前已有磨合，还算顺畅。
为了充分演示兵战棋的玩法并演示战场，孙承宗与茅元仪分别进入二楼的一间的包厢，而他们采用的任何操作，都会递给李彦的裁判组，裁判组经过计算以后，将结果反馈给行棋者，并向观看者展示、解释。
简单的数据计算技校学生足以胜任，作为对兵战棋规则的理解最为透彻者之一，李彦担负起条件判定和讲解地任务。
战役模式与战斗模式地不同之处在于，行棋者可以使用更多的谋略，譬如诱敌设伏、偷袭、集中兵力以多打少等，这也是建奴常用地手段，茅元仪都一一尝试。
孙承宗用兵谨慎，很注意对敌情的侦查，但是效果并不好，双方骑兵上的差距确实导致了明军的被动。
为了阻止建奴达成劫掠地战役目的。孙承宗没有选择固守沈阳、辽阳，试图集中兵力在奉集堡一线，与建奴展开决战。
不过在其援军到达奉集堡之前，这个堡垒的几千士兵，已经被李彦判定为溃散，援军也遭到袭击。
李彦将士气低落、溃散等负面效果施加在明军身上。对孙承宗造成了很大困扰，不过他还是稳扎稳打，并使用计谋设伏，歼灭了茅元仪的一股骑兵，终于在白塔铺稳住阵脚，集兵固守。
让众人兴奋的是，孙承宗指挥下的明军在战斗中并不弱于建奴骑兵，但是在战役表现上却很被动，因为机动能力相差太多。如果是小股军队出击地话，很容易让建奴骑兵集中起来打击，如果是大规模出击。行动慢不说，辎重也难以保证。
反观建奴骑兵，则可以兵分多路，来去如风，给养可以就地劫掠。
最终的结果，孙承宗守住了辽沈，却失去了腹地，即便孙承宗多方设计，也无法阻止茅元仪利用建奴的机动优势。劫掠走大量的粮草和丁口。
孙承宗与茅元仪都是计谋多出，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但依然却是这样的结果，让这些平常痛骂熊廷弼的会员无言以对。
演示一结束，大堂在短暂的沉默以后，很快喧闹起来，大家都不甘心明军只能防守的结果，却无法指摘孙承宗的策略与李彦地判定。
“此战的结果说明一点，明军与建奴相比。战术上的劣势在于机动性，优势在于城池，野战优势在于火器，但也只能被动防守……”
“战役劣势依然在于机动性，以及情报搜集，优势在于只要辎重有保障，明军可以拖，建奴则不行，他们地兵即是民。民即是兵……”
“战略上来说。建奴的优势仍然在于其机动性、灵活性，明军的劣势在于守土。优势在于国力……”
李彦对棋局作了简单的总结，并请孙承宗和茅元仪作分析，孙承宗显得很无奈，指出辽东的战术在于以炮守城，战役在于坚壁清野，战略在于筑城复地，联合蒙古与朝鲜，挤压建奴的机动空间。
这一策略与熊廷弼几乎一脉相承，诚然是以国力为赌注，事实上大明连年灾荒，已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略。
茅元仪则提出一点，未有骑兵之前，野战难胜，明军当然也有骑兵，但战力低下，不足以信赖。
两人的结论都不算是好消息，这让在场的观众很丧气，但是他们也提不出好地办法，若是以前，还能说派大军过去，但在俱乐部熏陶了几个月以后，他们也知道大军行动，涉及到的事情很多，面对来去如风的建奴骑兵，很容易被截断粮道而陷入困境。何况大军出动，打不到建奴也是无用。
至于修筑堡垒，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将建奴压垮，这完全是饮鸩止渴。
“大家也不用丧气，其实对付建奴的办法有很多，慢慢来就是，”作为主持人，李彦笑着说道，却被下面的接连追问：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啊！
“有些想法，可能会比较惊世骇俗，”李彦看了看孙承宗，后者微微点头：“听说兵战俱乐部以游戏为乐，咱们可以就棋局讨论，但讲无妨。”
李彦笑了笑，说棋局实际就是在说辽东，不过该注意的忌讳还是得注意，他指了指刚才的棋局：“大家都看到了，若是守土，则处处被动，或者，我们可以跳出这个窠臼。”
“你不会是想放弃辽东吧？”巩永固在下面大声喊道。
李彦摇了摇头：“辽东当然不能放弃，我要说的是，以往总想着守土，导致处处被动，但是大家现没有，即便是我们能守住，建奴还是好好的在那里，并没有损失，反而是我们，每年得扔进去八百万粮饷。这是战略上地致命缺陷！”
茅元仪在旁边点了点头：“我攻击不利，伤不到建奴。”
“正是如此，”李彦点头说道：“故而，不如不以守土为念，而寻机杀伤建奴的有生力量。”
“建奴才多少人？只要寻机杀上几百，足以让其大伤元气。”李彦道。
“只是，以建奴的机动能力，又如何能有效杀伤？”孙承宗眼睛一亮，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思路，随即又摇了摇头。
“就战术来说，可以互拼；就战役来说，可以设计诱敌；就战略来说，放弃辽河以东的屯田，将辽民迁徙到辽河以西。沿辽河、三岔河组成阻敌西进，而在沈阳、辽阳、海州、盖州屯重兵，让建奴无可劫掠。无从补充；而我退则守城，进则以大军，逐次进击抚顺、萨尔浒、建州卫等地，攻一地，则毁一地……”
“被动防守，徒耗大明财力，成亦无功，败则资敌，不若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看谁先将血流尽……”
“我大明失一辽东，不伤根本，建奴失一人则少一人，毁一地则少一地，一年八百万粮饷，可以成就很多事，何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李彦指着墙上挂着的辽东地图：“在辽西、辽南、宽甸镇江堡分别屯以重兵，彻底放弃在辽东种田。伺机便咬上一口，不信咬不死他！”
李彦地战略就好像两个流氓打架，对方武艺高，只好扭住对方，你一拳我一拳，互相轰击，看谁先撑不住。
这样的做法，却让下面地观众大呼过瘾，众人这才醒悟过来。一年八百万粮饷。反正那些辽民种出来地东西都要被抢掉，那咱们不种还不行么？
至于辽东的辽民。这时候关外土地地广人稀，在辽西、辽南，以及宽甸都有大量地土地，与其留着等强盗，还不如迁徙过去，反正一年八百万，做这些事情足够了。
至于辽西、辽南，不仅防守正面大为减少，更容易集中兵力，而且沿海有利于机动，可以最大程度弥补双方在机动能力上地差距。
而三面布设，各集重兵，伺机出击，不断给建奴放血，又让其不得补充，到最后撑不住的只能是建奴。
其策略的关键便在于互毁，不仅要杀伤建奴的军队，还要毁掉建奴的农田、牧场，劫掠其牧民，让建奴也遭到损失。
“对啊，凭什么让他来打我们，我们也打他去！”
“军队打不到，城池、牛羊、村子也打不到么？”
众人都被李彦说得很激动，彷佛一下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大明这么大，区区建奴
孙承宗捋了捋大胡子，苦笑不已：“这个办法或许有效，却有几不可行。”
孙承宗是詹事府洗马，位居五品，身份尊崇，听到他开口说话，众人都是安静下来。
李彦也拱手问道：“请孙大人赐教。”
“其一，无故失地千百里，我朝从不为也……”
“暂时的失去，是为了更好地得到，”李彦笑着解释了一句。
孙承宗赞许地看了李彦一眼，却又微微摇头：“焚城劫掠，仁人所不为也，此其
“别人要杀我，我岂能白受？”李彦的反诘得到一片应和。
孙承宗还是摇头：“辽民故土难离，要使其迁徙，甚难，此其三……”
“若是辽东失守，他们便得面对建奴的屠刀，或为奴隶，”李彦这次也摇起头：“难道，偏得撞了南墙才肯回头，一定得悲剧生了，才知悔改？”
“其四……”孙承宗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抬眼看着辽东地地图，微微叹息：“此法或许来得有效，然则重兵集于东、南、西三个方向，要守数城，还欲以重兵攻击，靡费钱粮，或达千万，放血之策，何时见效，也还难说，或许迁延日久，此不可者四……”
“再说，战役战术上，如何杀伤建奴，也需斟酌……”
“我大军云集，战役战术，并不落于下风，”李彦手指敲着地图：“一年只要一两次有效的进攻，建奴也承受不起。”
孙承宗转头看向李彦，突然微微笑道：“虽有四不可，却值得一试，辽东困局，世所难解，唯有杀伤，可衰弱之、灭亡之……”
“俊杰这一策，或可计定辽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