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突然成为“天地道”的信徒，在阐述这样的道>们毕竟要比宋钟国更为专业，于是在京城北方蓄水，可以充盈龙气，畅通龙脉的道理，给讲得头头是道。作为专业人士，钦天监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何况“天道”、“地道”的解释，也很是合理。
有了钦天监的出面，永定河水利工程就得到通过，不仅工部节慎库出资，户部也资助了一笔，算是意外之喜。
这几年华夏工场，乃至各地兴办的厂矿，都开始尝试使用水车和风车作为动力，修建水库的技术和经验已经足够。当然这一次的工程比较大，李彦也慎重对待，调集了华夏工场、工程社最为核心的技术力量，对水库的工程进行论证。
华夏历来都是水患频的国家，历朝历代，在励精图治的时期，通常都要花大气力治水，如治理黄河、淮河，以及运河等等。并因此而带来农业的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即便是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最终亡国，却也因此造福了后世。
而一旦政治腐朽，往往便会出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水患频，要是用有些说法，那就是天子失德，上天示警。
李彦对晚明历的了解，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大明之所以亡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崇祯执政时期，正好赶上所谓的“小冰河”气候，灾害频，以至于国贫民穷，流民四起。
历史的展总有其必然和偶然性，在李彦看来，明末的官僚体系已经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同样严重的还包括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另外，军事问题也很严重，东北和西南两场经年不断的战争，使得大明内忧外患，不断失血，加上国内问题，已经呈现亡国之相，崇祯虽非亡国之君，却也未能力挽狂澜。
如今东北的事要比历史上同时期好了很多过内部的很多问题，却依然存在包括水利工程的年久失修，李彦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以迎接崇祯年间的天灾。
如此说来，天启朝持续时间应该不过十年这个时代不知道如何，李彦对崇祯的印象了是亡国之君，还有勤勉、杀了很多大臣，也有人说刚愎自用，总而言之，一个勤政的皇帝，并不是李彦想要看到的。虽然他做出很多努力限制皇权，并将权力向内阁转移但是其合法性很薄弱，就算是大臣们自己虽然不再激烈反对，但也并非没有想法就是天启朱由校不喜欢多管，要不然，换了一个勤政的皇帝，肯定会有一些大臣跳出来，同皇帝“勾结”起来，对现行的律法进行清算。
李彦:微叹了口气，有些事情，看来都需要及早准备起来。
时间有限。只争朝夕。
兴建水利工程。除了会引劳民伤财地质。通常反对地声音并不强烈。虽然说这些年国库始终比较紧张。户部尚书李起元也一直哭穷。不过这次是节慎库出了大头。其他人自然乐观其成。
李彦始终认为徐光启是一个技术型地官吏。虽然这位老人很博学。可谓学究天人。不过他在政治上地表现实在太过幼稚。反倒是抓工程是一把好手。
徐光启负责疏浚天津到京城地水道。资金、人力和政策。全都由李彦一手操办。老头就全身心扑在工程上。工程地进展顺利。而且效果也很好。
不过李彦也看出来了。这个老头对银钱等物也缺少足够地认识。花钱如流水。要不是李彦醒觉得快。另外派人替他掌管账目和资金。恐怕会远远出预算。
如今运河工程尚未结束。永定河工程又将开工。对徐光启来说。这实在是再好不过地事情。至于部里地事情倒是不太过问。
李彦越级提拔，直接将申湛然从东江道提拔为工部右侍郎，实际执掌工部的权力。
申湛然其实更适合在兵部做事，只不过李彦手上能够委以重任的人太少，或者说人才虽然不少，但是级别不够，或者身份不对，武官是很难在朝中做到高位的，也就申湛然有个监生的身份，并且在东江挂了个监军道的职衔，晋升工部侍郎，虽然说也是越级擢升，还算说得过去。
对于现行的官僚体系，李彦可谓深恶痛绝，他也知道急不得，只能尽早筹谋，打算在明年的国士大会上，来一个大动作。
徐光启虽然不谙做官之道，但是有他
社把关，李彦就用担心永定河工程的问题，从而放在其他方面。
“一朝权在手，就把权来行”，以前李彦空有想法，也无法落实，如今大权在握，自然要大干一场。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人们通常都会认为那是官员为了显官威，其实很多时候，新官确实有做事的冲动，而随着官做得越来越久，就不如当初有冲劲，或者是受到现实情况的束缚，需要考虑更多事情。
除了京畿地区，李彦也要求工部与地方官员查勘各地的河道水利情况，并将情况上报，鼓励地方治水治河，或者拿出方案，交给工部。
对于那些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工部将积极组织力量推进，而对于地方上的小水利，李彦则要求地方官担负起责任，积极改善，并且同吏部、六科进行沟通，将治水治河的成绩，作为来年考成时的重要依据。
内阁次辅、吏部崔景荣是个比较务实的官员，所谓以农为本，他对李彦的提议表示赞同，何况这件事主要是工部出钱出力，就连人，兵部那边也会进行配合，崔景荣没有理由不配合。
明帝国的六科性质已经御史差不多，以六科的职权，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本应当同都察院有所区别，更侧重于职责的纠察，譬如某部尚书的政令，通常都需要经过本科都给事中查核，拾遗补缺，权力很大。
六科没有决权，却有否决权，由此可以看到，事实上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内部，也非常重视权力的制衡，但是在封建王朝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情况下，这种均衡很容易给破坏，也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扯皮和纠缠不休。
党争时期的明帝国就经因此而陷入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的境地，虽然这种体系看上去挺合理，但是因为给事中也都是人，很多都是考中进士以后，就进入六科担任给事中，行政经验极端缺乏，导致六科和御史只能做差不多的事情，难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反而影响行政效率。
权力衡必然需要，但先必须保证行政效率，如今都察院已经给李彦弄成案件的审查和起诉机构，工作方式和内容已经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在都察院的职责中，反贪腐以及对官员的查核，依然是重点，但是方式，并非风闻言事，而是可以直接进行调查，觉得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向大理寺起诉。
而六科的权，李彦也提出几条建议，并借着这次的“治水”之策，提议调整六科的职权，明确六科的职权就是对官员进行职务监督，评审这些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职责。
虽然说吏部也有专门的司，但是考虑到官员任免的重要性，赋予六科同样的权力并不重复，毕竟考功司侧重于日常纠察，而六科则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
在用人方面，李彦比较欣赏张居正的考成法，虽然说还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考成这样的思想，应该成为用人和对官员评价的主要方面。
李彦知道当年张居正身后的结局并不是太好，他的做法，可谓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的统治阶级得罪得很彻底，可以想见，他要是也搞什么考成法，肯定也会遇上极大的阻力。
政改肯定需要进行，不过并不急在一时，明年就是国士大会，到了那个时候，有些条件差不多才能够成熟。
而在李彦的推动之下，吏部、六科都赞同将治水纳入工作的重点，也算是对这种职责的提前熟悉，也能推动治水工作的进行。
治水是为了水道的航行，并且防范天灾带来的破坏，最根本的却是农业展的需要。
水利失修，灾荒频仍，特别是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很多人无田可种，很多田地就此抛荒，出现大片大片的荒地。
随着马铃薯等干旱作物的推广，北方这些年的情况好一些，但是因为水利失修，很多田地耕种困难，特别是大地主占了大量的土地，却不能很好地组织生产，不愿意投入搞水利，在高额田租和赋税的重压下，佃农又种不起地，纷纷破产。
在投入大量资源兴办水利的同时，李彦也让工部着手组织荒地的屯垦，以华夏这样多的人口，以农为本，确实再怎么强调都不过份。
有了钦天监的出面，永定河水利工程就得到通过，不仅工部节慎库出资，户部也资助了一笔，算是意外之喜。
这几年华夏工场，乃至各地兴办的厂矿，都开始尝试使用水车和风车作为动力，修建水库的技术和经验已经足够。当然这一次的工程比较大，李彦也慎重对待，调集了华夏工场、工程社最为核心的技术力量，对水库的工程进行论证。
华夏历来都是水患频的国家，历朝历代，在励精图治的时期，通常都要花大气力治水，如治理黄河、淮河，以及运河等等。并因此而带来农业的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即便是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最终亡国，却也因此造福了后世。
而一旦政治腐朽，往往便会出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水患频，要是用有些说法，那就是天子失德，上天示警。
李彦对晚明历的了解，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大明之所以亡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崇祯执政时期，正好赶上所谓的“小冰河”气候，灾害频，以至于国贫民穷，流民四起。
历史的展总有其必然和偶然性，在李彦看来，明末的官僚体系已经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同样严重的还包括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另外，军事问题也很严重，东北和西南两场经年不断的战争，使得大明内忧外患，不断失血，加上国内问题，已经呈现亡国之相，崇祯虽非亡国之君，却也未能力挽狂澜。
如今东北的事要比历史上同时期好了很多过内部的很多问题，却依然存在包括水利工程的年久失修，李彦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以迎接崇祯年间的天灾。
如此说来，天启朝持续时间应该不过十年这个时代不知道如何，李彦对崇祯的印象了是亡国之君，还有勤勉、杀了很多大臣，也有人说刚愎自用，总而言之，一个勤政的皇帝，并不是李彦想要看到的。虽然他做出很多努力限制皇权，并将权力向内阁转移但是其合法性很薄弱，就算是大臣们自己虽然不再激烈反对，但也并非没有想法就是天启朱由校不喜欢多管，要不然，换了一个勤政的皇帝，肯定会有一些大臣跳出来，同皇帝“勾结”起来，对现行的律法进行清算。
李彦:微叹了口气，有些事情，看来都需要及早准备起来。
时间有限。只争朝夕。
兴建水利工程。除了会引劳民伤财地质。通常反对地声音并不强烈。虽然说这些年国库始终比较紧张。户部尚书李起元也一直哭穷。不过这次是节慎库出了大头。其他人自然乐观其成。
李彦始终认为徐光启是一个技术型地官吏。虽然这位老人很博学。可谓学究天人。不过他在政治上地表现实在太过幼稚。反倒是抓工程是一把好手。
徐光启负责疏浚天津到京城地水道。资金、人力和政策。全都由李彦一手操办。老头就全身心扑在工程上。工程地进展顺利。而且效果也很好。
不过李彦也看出来了。这个老头对银钱等物也缺少足够地认识。花钱如流水。要不是李彦醒觉得快。另外派人替他掌管账目和资金。恐怕会远远出预算。
如今运河工程尚未结束。永定河工程又将开工。对徐光启来说。这实在是再好不过地事情。至于部里地事情倒是不太过问。
李彦越级提拔，直接将申湛然从东江道提拔为工部右侍郎，实际执掌工部的权力。
申湛然其实更适合在兵部做事，只不过李彦手上能够委以重任的人太少，或者说人才虽然不少，但是级别不够，或者身份不对，武官是很难在朝中做到高位的，也就申湛然有个监生的身份，并且在东江挂了个监军道的职衔，晋升工部侍郎，虽然说也是越级擢升，还算说得过去。
对于现行的官僚体系，李彦可谓深恶痛绝，他也知道急不得，只能尽早筹谋，打算在明年的国士大会上，来一个大动作。
徐光启虽然不谙做官之道，但是有他
社把关，李彦就用担心永定河工程的问题，从而放在其他方面。
“一朝权在手，就把权来行”，以前李彦空有想法，也无法落实，如今大权在握，自然要大干一场。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人们通常都会认为那是官员为了显官威，其实很多时候，新官确实有做事的冲动，而随着官做得越来越久，就不如当初有冲劲，或者是受到现实情况的束缚，需要考虑更多事情。
除了京畿地区，李彦也要求工部与地方官员查勘各地的河道水利情况，并将情况上报，鼓励地方治水治河，或者拿出方案，交给工部。
对于那些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工部将积极组织力量推进，而对于地方上的小水利，李彦则要求地方官担负起责任，积极改善，并且同吏部、六科进行沟通，将治水治河的成绩，作为来年考成时的重要依据。
内阁次辅、吏部崔景荣是个比较务实的官员，所谓以农为本，他对李彦的提议表示赞同，何况这件事主要是工部出钱出力，就连人，兵部那边也会进行配合，崔景荣没有理由不配合。
明帝国的六科性质已经御史差不多，以六科的职权，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本应当同都察院有所区别，更侧重于职责的纠察，譬如某部尚书的政令，通常都需要经过本科都给事中查核，拾遗补缺，权力很大。
六科没有决权，却有否决权，由此可以看到，事实上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内部，也非常重视权力的制衡，但是在封建王朝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情况下，这种均衡很容易给破坏，也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扯皮和纠缠不休。
党争时期的明帝国就经因此而陷入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的境地，虽然这种体系看上去挺合理，但是因为给事中也都是人，很多都是考中进士以后，就进入六科担任给事中，行政经验极端缺乏，导致六科和御史只能做差不多的事情，难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反而影响行政效率。
权力衡必然需要，但先必须保证行政效率，如今都察院已经给李彦弄成案件的审查和起诉机构，工作方式和内容已经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在都察院的职责中，反贪腐以及对官员的查核，依然是重点，但是方式，并非风闻言事，而是可以直接进行调查，觉得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向大理寺起诉。
而六科的权，李彦也提出几条建议，并借着这次的“治水”之策，提议调整六科的职权，明确六科的职权就是对官员进行职务监督，评审这些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职责。
虽然说吏部也有专门的司，但是考虑到官员任免的重要性，赋予六科同样的权力并不重复，毕竟考功司侧重于日常纠察，而六科则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
在用人方面，李彦比较欣赏张居正的考成法，虽然说还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考成这样的思想，应该成为用人和对官员评价的主要方面。
李彦知道当年张居正身后的结局并不是太好，他的做法，可谓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的统治阶级得罪得很彻底，可以想见，他要是也搞什么考成法，肯定也会遇上极大的阻力。
政改肯定需要进行，不过并不急在一时，明年就是国士大会，到了那个时候，有些条件差不多才能够成熟。
而在李彦的推动之下，吏部、六科都赞同将治水纳入工作的重点，也算是对这种职责的提前熟悉，也能推动治水工作的进行。
治水是为了水道的航行，并且防范天灾带来的破坏，最根本的却是农业展的需要。
水利失修，灾荒频仍，特别是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很多人无田可种，很多田地就此抛荒，出现大片大片的荒地。
随着马铃薯等干旱作物的推广，北方这些年的情况好一些，但是因为水利失修，很多田地耕种困难，特别是大地主占了大量的土地，却不能很好地组织生产，不愿意投入搞水利，在高额田租和赋税的重压下，佃农又种不起地，纷纷破产。
在投入大量资源兴办水利的同时，李彦也让工部着手组织荒地的屯垦，以华夏这样多的人口，以农为本，确实再怎么强调都不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