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斗曾经在京畿屯田，李彦与他在此事上曾经有合作如今对阉党的清算已经进行过一段时间，罪大恶极的阉党领，已经给严审、严判，以杨涟、左光斗为的都察院，又开始向纵深挖掘，试图将阉党一网打尽。
事实上，都察院在审案中的权力比之从前有很大的增加，他们可以直接提审嫌犯，搜集证据，然后诉至大理寺。
不过御史们对于职权的变化还是有些不太习惯，虽然这边的权力增加，但是别的权力减少，让有些人对李彦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
随着阉党清算的重头戏落下大幕，有的御史就开始弹劾李彦，李彦就此向孙承宗提出：若是本官有问题，可以让都察院来查、来审，但是上疏弹劾、风闻言事这种，无助于事情的解决，也不符合规定，希望都察院按照律法办事，作为司法机构，不能自己都不懂法律。
内阁先因为这件事生激烈的争吵，很多内阁成员都认为都察院御史风闻言事，此乃千古成法，李彦不能背弃祖宗做法，剥夺御史的这个权力。
李彦就拿出前定的一些律条，一条一条翻给他们看：“御史官员要做什么，朝廷官员应该怎么做事，之前已经定下基本规则，这一条明确说了，一定要按照规则办事，那么御史就不能违反规则，我们内阁也不能违反规则。”
“至于祖宗成法，那也很简，此一时彼一时，世易时移，以前的办法现在用了未必就能有同样的效果，具体到御史这个问题是按照老办法来做事，既然无法约束魏忠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而在采用新办法以后，御史们审查起诉阉党份子，使其得到法律的制裁道不是说办法的优越之处吗？”
双方各执一，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各自退让一步暂且保持现状，驳回都察院的做法，而在下次百官朝议之时，对此进行辩论、表决。
都察院事件表明保守势力已经始逐渐出现在李彦的对立面种理念上的分歧，也很难进行弥合，而保守势力在朝中的势力极为强大，在朝议之时，恐怕也难有胜算。
李彦只能通过华夏社，写了一个系列的策论述法制的重要性，《华夏时报》甚至开了一个专题连续刊载历史上的篡权、专权之祸，并认为唯有律法、准则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办法。
而由宋钟国准备一些文章。并不简单地讲述律法是将律法和儒学结合起来。宋钟国认为。所谓律法。并非源于先秦地法家。法家重刑。而儒家地律法重“行”。也就是对行为地规范。
宋钟国引用反对派地话说。正是因总有很多人不遵守儒学地规范。才使得现实中总有很多问题。如果人人都按照儒家提倡地道德准则去做事。当然会是天下大同地美好局面。然而事实上这样做地人并不多。律法就是将这些规范提炼、具体化。然后让人们来遵行。而不是口头仁义道德。暗里男盗女娼。
保守派当然也会做出反击。这场突如其来地论辩。变得越来越激烈。
舆论战有宋钟国坐镇。李彦只自顾自地撰写自己地系列文章。并且推进各项工作地开展。并不想因此而耽误工作。
为了分化保守派地势力。给他们找点事情做。而不是整天在那里吵来吵去。李彦就拜访了左光斗。邀请他出任工部右侍郎。主管屯田事务。
左光斗曾经做过屯田。他对李彦地一些离经叛道做法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对李彦花大力气兴修水利。又准备屯垦荒地地做法。倒是非常赞赏。现在李彦邀请他来做这件事。左光斗自然没有拒绝地理由。何况这本来也是他极为想做地一件事。
左光斗道：“要让本官做这件事，钱、物、人，都要给配备充足，本官可不愿意只是做做样子。”
李彦哑然失笑，也不作出保证，就请左光斗先去拜访一下他未来的上司，工部尚书徐光启，了解一下京畿水利工程的进展情况，最后意味深长地说道：“本官做事，最重实效，只要有利于大明，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便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哪怕倾家荡产，哪怕万夫所指。”
李彦离开以后，一向性情暴烈的左光斗坐着想了一会儿，他有些迷惘，东林的官员对李彦一直都有些成见，因为他的许多做法都是标新立异，与传统不合。仔细想来，李彦以兵变一步跨入中枢，其时未尝没有专权的机
选择了内阁执政，并且将辅的位置给了孙承宗，宗的资历和威望，也确实更为合适，但起码表明，李彦懂得进退。
而细观李彦所作所为，所做的几件大事，并没有为自己过份揽权，除了将内库纳入节慎库以外，而内库的银子，若是都花在治水、屯田方面，显然要比从前更为合理。
左光斗的这些想法，在他拜访过徐光启，并实地察看过京畿治水工地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不管李彦这个人到底如何，也不管政治理念上有什么不同，至少治水和屯田这两件事，确实功在千秋，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李彦分管工部，具有尚书、侍郎的提名权，他提名申湛然由右侍郎晋升左侍郎，左光斗迁调右侍郎。内阁对左光斗的迁调没有意见，毕竟左光斗的资历和声望都已经足够。但是对申湛然的任命就有些不同看法，主要是申湛然晋升的度太快，从东江道一跃而为右侍郎，几个月一过，又成了左侍郎。
这样的晋升度，相对来说未必称得上很快，但是考虑到申湛然并非进士出身，而只是一个监生，就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
左右侍郎的高之分并没有那么明显，李彦并没有想要力争，最终的结果还是左光斗直接迁调左侍郎，申湛然依旧是右侍郎。
虽然如此，却不妨碍李彦工部的布局，因为夏熙掌握节慎库，只要捏紧钱袋子，其他的事情都好办。
左光斗的专素养可能并不如徐光启来得纯熟，不过他强在做事的能力，之前屯田的效果并不理想，那是因为他没有获得朝廷的支持，不管是人、物、钱全都无法到位，自然做不成事情。
而李彦在这方面可谓全力配合，畿驻军和卫所本来就很多，特别是这些卫所兵，战斗力几乎为零，全都给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就地整编为工程兵或屯田兵。
这些卫所的兵之前也田兵，技术上没有问题。不过之前的做法，都是自己种了地，给朝廷收走一部分，再给军头拿走一部分，产量本来就好，所剩下来的就更少了。
京畿一带的情况，实比之从前都有不少的好转，原因是马铃薯等干旱作物的推广，那两年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随后这两年，因为马铃薯等的价格下降，农民又变得入不敷出。
卫所种田兵的情况同农民都差不，转成屯田兵以后，只是让种地变得名正言顺，并且不用再给军头交粮，所能剩下来的粮食也更多。
人人心中一杆秤、一笔账，自然知道哪种方式对自己来说更合算，卫所兵对于成为屯田兵、工程兵也没有什么怨言，至少生计上似乎更好安排，更有保障，至于那些军官，都给抽调到京师讲武学堂听课，他们手上的精锐家丁，也给直接抽调，就近补充进复辽军。
在政变成功以后，山海关的马世龙就领着五个营全都开进京畿，有了这支强军在，整编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李彦主导的屯田计划，先就从天津开始，这里的卫所兵比较多，田地也多荒芜，名义上又都是卫所的田地，虽然如今很多已经成为地方富户或权贵的田地。
李彦并不打算清算这些田地的来源，他提出的要求是不能有荒地，凡是有荒地的，除了特别申请并经过允许，不然就必须垦荒，地主自己不进行的，土地充公，由卫所组织屯垦。
想要屯田，先就要进行土地的清查，以左光斗的铁面，自然是最佳人选，另外兵部和天津卫也给予全力支持，这是左光斗上一次屯田之时，从来没有过的良好环境。
过去很多地主都会采取隐瞒不报等方法，到了后来，就造成纳税的田地越来越少。
而这一次，无主的田地都将成为屯田的目标，并且这次无人认领，就将当做事实上的无主荒地处理，这些地主权贵总不能置之不理，不得不出头认领那些平常看上去没有主人的荒地。
虽然土地的清查才是刚刚开始，左光斗就给这些结果给震惊了，那些看上去的荒地，很多都是地主权贵的土地，他们却任由土地荒芜着。而天津卫所剩下来的土地，多数是些贫瘠的旮旯。
如此一来，几年前遇到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那就是可屯的荒地，并不如想象中的充足，总不能还要花钱购地。
事实上，都察院在审案中的权力比之从前有很大的增加，他们可以直接提审嫌犯，搜集证据，然后诉至大理寺。
不过御史们对于职权的变化还是有些不太习惯，虽然这边的权力增加，但是别的权力减少，让有些人对李彦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
随着阉党清算的重头戏落下大幕，有的御史就开始弹劾李彦，李彦就此向孙承宗提出：若是本官有问题，可以让都察院来查、来审，但是上疏弹劾、风闻言事这种，无助于事情的解决，也不符合规定，希望都察院按照律法办事，作为司法机构，不能自己都不懂法律。
内阁先因为这件事生激烈的争吵，很多内阁成员都认为都察院御史风闻言事，此乃千古成法，李彦不能背弃祖宗做法，剥夺御史的这个权力。
李彦就拿出前定的一些律条，一条一条翻给他们看：“御史官员要做什么，朝廷官员应该怎么做事，之前已经定下基本规则，这一条明确说了，一定要按照规则办事，那么御史就不能违反规则，我们内阁也不能违反规则。”
“至于祖宗成法，那也很简，此一时彼一时，世易时移，以前的办法现在用了未必就能有同样的效果，具体到御史这个问题是按照老办法来做事，既然无法约束魏忠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而在采用新办法以后，御史们审查起诉阉党份子，使其得到法律的制裁道不是说办法的优越之处吗？”
双方各执一，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各自退让一步暂且保持现状，驳回都察院的做法，而在下次百官朝议之时，对此进行辩论、表决。
都察院事件表明保守势力已经始逐渐出现在李彦的对立面种理念上的分歧，也很难进行弥合，而保守势力在朝中的势力极为强大，在朝议之时，恐怕也难有胜算。
李彦只能通过华夏社，写了一个系列的策论述法制的重要性，《华夏时报》甚至开了一个专题连续刊载历史上的篡权、专权之祸，并认为唯有律法、准则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办法。
而由宋钟国准备一些文章。并不简单地讲述律法是将律法和儒学结合起来。宋钟国认为。所谓律法。并非源于先秦地法家。法家重刑。而儒家地律法重“行”。也就是对行为地规范。
宋钟国引用反对派地话说。正是因总有很多人不遵守儒学地规范。才使得现实中总有很多问题。如果人人都按照儒家提倡地道德准则去做事。当然会是天下大同地美好局面。然而事实上这样做地人并不多。律法就是将这些规范提炼、具体化。然后让人们来遵行。而不是口头仁义道德。暗里男盗女娼。
保守派当然也会做出反击。这场突如其来地论辩。变得越来越激烈。
舆论战有宋钟国坐镇。李彦只自顾自地撰写自己地系列文章。并且推进各项工作地开展。并不想因此而耽误工作。
为了分化保守派地势力。给他们找点事情做。而不是整天在那里吵来吵去。李彦就拜访了左光斗。邀请他出任工部右侍郎。主管屯田事务。
左光斗曾经做过屯田。他对李彦地一些离经叛道做法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对李彦花大力气兴修水利。又准备屯垦荒地地做法。倒是非常赞赏。现在李彦邀请他来做这件事。左光斗自然没有拒绝地理由。何况这本来也是他极为想做地一件事。
左光斗道：“要让本官做这件事，钱、物、人，都要给配备充足，本官可不愿意只是做做样子。”
李彦哑然失笑，也不作出保证，就请左光斗先去拜访一下他未来的上司，工部尚书徐光启，了解一下京畿水利工程的进展情况，最后意味深长地说道：“本官做事，最重实效，只要有利于大明，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便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哪怕倾家荡产，哪怕万夫所指。”
李彦离开以后，一向性情暴烈的左光斗坐着想了一会儿，他有些迷惘，东林的官员对李彦一直都有些成见，因为他的许多做法都是标新立异，与传统不合。仔细想来，李彦以兵变一步跨入中枢，其时未尝没有专权的机
选择了内阁执政，并且将辅的位置给了孙承宗，宗的资历和威望，也确实更为合适，但起码表明，李彦懂得进退。
而细观李彦所作所为，所做的几件大事，并没有为自己过份揽权，除了将内库纳入节慎库以外，而内库的银子，若是都花在治水、屯田方面，显然要比从前更为合理。
左光斗的这些想法，在他拜访过徐光启，并实地察看过京畿治水工地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不管李彦这个人到底如何，也不管政治理念上有什么不同，至少治水和屯田这两件事，确实功在千秋，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李彦分管工部，具有尚书、侍郎的提名权，他提名申湛然由右侍郎晋升左侍郎，左光斗迁调右侍郎。内阁对左光斗的迁调没有意见，毕竟左光斗的资历和声望都已经足够。但是对申湛然的任命就有些不同看法，主要是申湛然晋升的度太快，从东江道一跃而为右侍郎，几个月一过，又成了左侍郎。
这样的晋升度，相对来说未必称得上很快，但是考虑到申湛然并非进士出身，而只是一个监生，就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
左右侍郎的高之分并没有那么明显，李彦并没有想要力争，最终的结果还是左光斗直接迁调左侍郎，申湛然依旧是右侍郎。
虽然如此，却不妨碍李彦工部的布局，因为夏熙掌握节慎库，只要捏紧钱袋子，其他的事情都好办。
左光斗的专素养可能并不如徐光启来得纯熟，不过他强在做事的能力，之前屯田的效果并不理想，那是因为他没有获得朝廷的支持，不管是人、物、钱全都无法到位，自然做不成事情。
而李彦在这方面可谓全力配合，畿驻军和卫所本来就很多，特别是这些卫所兵，战斗力几乎为零，全都给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就地整编为工程兵或屯田兵。
这些卫所的兵之前也田兵，技术上没有问题。不过之前的做法，都是自己种了地，给朝廷收走一部分，再给军头拿走一部分，产量本来就好，所剩下来的就更少了。
京畿一带的情况，实比之从前都有不少的好转，原因是马铃薯等干旱作物的推广，那两年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随后这两年，因为马铃薯等的价格下降，农民又变得入不敷出。
卫所种田兵的情况同农民都差不，转成屯田兵以后，只是让种地变得名正言顺，并且不用再给军头交粮，所能剩下来的粮食也更多。
人人心中一杆秤、一笔账，自然知道哪种方式对自己来说更合算，卫所兵对于成为屯田兵、工程兵也没有什么怨言，至少生计上似乎更好安排，更有保障，至于那些军官，都给抽调到京师讲武学堂听课，他们手上的精锐家丁，也给直接抽调，就近补充进复辽军。
在政变成功以后，山海关的马世龙就领着五个营全都开进京畿，有了这支强军在，整编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李彦主导的屯田计划，先就从天津开始，这里的卫所兵比较多，田地也多荒芜，名义上又都是卫所的田地，虽然如今很多已经成为地方富户或权贵的田地。
李彦并不打算清算这些田地的来源，他提出的要求是不能有荒地，凡是有荒地的，除了特别申请并经过允许，不然就必须垦荒，地主自己不进行的，土地充公，由卫所组织屯垦。
想要屯田，先就要进行土地的清查，以左光斗的铁面，自然是最佳人选，另外兵部和天津卫也给予全力支持，这是左光斗上一次屯田之时，从来没有过的良好环境。
过去很多地主都会采取隐瞒不报等方法，到了后来，就造成纳税的田地越来越少。
而这一次，无主的田地都将成为屯田的目标，并且这次无人认领，就将当做事实上的无主荒地处理，这些地主权贵总不能置之不理，不得不出头认领那些平常看上去没有主人的荒地。
虽然土地的清查才是刚刚开始，左光斗就给这些结果给震惊了，那些看上去的荒地，很多都是地主权贵的土地，他们却任由土地荒芜着。而天津卫所剩下来的土地，多数是些贫瘠的旮旯。
如此一来，几年前遇到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那就是可屯的荒地，并不如想象中的充足，总不能还要花钱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