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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迈向战争
战略禁运有多大意义，牧浩洋非常清楚。
对日本来说，最怕的就是禁运。
虽然在中国手中，“禁运”这套牌里没有几张王牌，因为在东海战争之后，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已经大幅度缩水，但是只要有一张王牌，战略禁运就能成为压垮日本、迫使日本当局铤而走险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幸的是，在这套牌里，有一张王牌，即日本没有的稀土资源。
到二零三四年底，随着中日军备竞赛全面升温，国际市场上稀土矿的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吨一百六十万美元。如果提炼成稀有金属的话，其平均价格是黄金的十四倍，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资源。
要知道，黄金的工业价值并不大。
没有黄金，最多在金融上吃点亏，工业生产、特别是高尖技术领域不会受到影响。没有稀土金属，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到二零三四年初，日本储备的稀土资源已经消耗掉了百分之七十五。
如果没有进口渠道，日本储备的稀土资源将在二零三八年用光。
对日本来说，这绝对是灭顶之灾。
没有稀土资源，就没有高科技产业，而以进出口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就无法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占据主要位置。以日本的国土面积与自然资源，如果工业生产效率降低，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国民将面临生存危机。
说得严重一点，日本很有可能因此退回农耕时代。
稀土资源不但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还有无法替代的军事价值。
可以说，任何一种现代化的尖端武器都离不开稀有金属。
拿j-30战斗机来说，从机身的承力结构到火控系统的电子设备，都需要稀有金属，一架标准配备的j-30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公斤稀有金属。如果按照国际价格，仅这些稀有金属就价值两亿一千万美元。
再比如，“昆仑山”号航母上，各类电子设备含有近一吨的稀有金属，其总价值在十五亿美元左右。
关键不是这些稀有金属多值钱，而是没有的话，就不会有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
为此，日本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加大了稀土资源进口力度，而且开辟了好几种进口渠道。
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稀土资源基本上是有价无市。
换句话说，就算日本肯出钱，也不见得能够买到稀土资源。
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稀土资源储备国为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加拿大。前面三个国家都把稀土当做战略资源，早已出台了出口禁令，而加拿大的稀土主要供应美国与欧洲，而且早已跟美国与欧洲签署了相关协议。
除了这四个国家之外，巴西、阿尔及利亚与苏丹也出口稀土资源。
可惜的是，这三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稀土矿早已被美国、欧盟与中国企业控制，基本上不可能出售给日本。
在此之外，还有十多个国家出口稀土资源，只是产量都非常少。
即便如此，日本还得在国际市场上跟来自美国、欧盟与中国的企业竞争，特别是与欧盟与中国企业。
欧盟没有稀土资源，所以需要进口。
中国是出于压制日本的战略目的，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稀土资源。
结果就是，日本能够买到的稀土资源非常有限。
比如在二零三三年，日本仅购买了不到一千吨稀土矿，仅能满足国内工业生产需求的百分之十四。
如果没有巨大的战略储备，日本早就完蛋了。
问题是，战略储备总有用光的一天，因此日本寻求别的办法。
在二零二八年，日本就成为全球第一大废旧电子产品进口国，并且在二零三零年成为第一大废旧特种钢材进口国。为了从废旧电子产品与废旧特种钢材中提取稀有金属，日本还掌握着全球第一的稀有金属回收工艺。
也正是如此，废旧电子产品在这几年间，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用一些专门从事此行业的出口商的话来说，在日本，报废的电子产品卖得比全新的电子产品还要贵。
这也可以理解，在电子产品的生产工艺提高之后，稀有金属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
比如，在二零二零年生产的一台商用计算机里的稀有金属，可以在二零三零年生产出十台性能更先进的商用计算机。在稀有金属的价格被捧上天之后，从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稀有金属成为赚钱买卖。
有趣的是，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废旧电子产品出口国
二零三零年，中国的网民超过九亿，商用计算机市场超过五十亿台，每年销售的家用计算机高达十四亿台。如果算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化家用电器的话，中国市场上每年销售的家用电子产品多达四十亿台。
结果就是，中国每年报废的家用电子产品在二十五亿到三十亿台之间。
这些报废的电子产品中，只有极少数流入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周边国家，其中部分在翻新后以二手货进行销售，剩下的全部回收利用。在中国出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流入日本。仅此一项，每年的贸易额就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在二零三三年，废旧电子产品占到了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为最大出口货物。事实上，在流入其他国家的废旧电子产品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以转手的方式卖给了日本。
当时，日本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国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根据商务部提交的一份评估报告，从这些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的稀有金属，至少占到了日本国内工业生产所需的百分之二十四，比日本直接进口的稀土资源还高出了十个百分点。
如果算上出口到日本的废旧特种钢材，所占比例还要提高几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日本的命脉。
这也正是中国手里的王牌。
只要出台禁运政策，禁止向日本出售含有稀有金属的废旧产品，日本经济将在半年之内陷入绝境。
也许，根本要不了半年。
在日本，从事废旧产品回收工作的工人高达八百四十万，只要中国开始禁运，其中百分之六十将立即失业。
虽然对中国来说，禁运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中国，也有大约四百万劳动者从事废旧产品贸易工作，禁运将使大约一百二十万劳动者失业，但是从影响上看，中国付出的代价比日本低得多。要知道，一百二十万劳动者，仅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百分之零点三，而日本的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二。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应对办法。
废旧电子产品不卖给日本，可以卖给周边国家。即便禁运政策也会波及到周边国家的转手贸易，但是至少能够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让缅甸这类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穷国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还有好处。
由此可见，战略禁运，就是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一点，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情形非常类似。当时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石油与废钢铁，而美国却要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结果通过贸易禁运，禁止向日本出售石油与废钢铁，迫使日本铤而走险，亲手挑起了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最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采取同样的政策，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不过，日本不会首先挑起战争。
原因很简单，现在已经不是二十世纪四零年代初了。
即便禁运会使日本铤而走险，让日本加快战争步伐，甚至制订针对中国、或者是某个邻国的战争计划，也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日本必须拥有了战略威慑能力，才有能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也就是说，日本肯定会因此加快核武器项目的进度。
这也正是中国需要的开战理由。
当然，禁运不仅仅针对稀土资源。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仅仅针对稀土资源，中国的目的就过于显眼了。从政治上讲，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产生误解，即中国通过禁运迫使日本开战，而应该把禁运当成是针对日本核计划的必要手段。
如此一来，禁运范围就得扩大。
只是，在其他方面，禁运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在废旧电子产品之后，排中日贸易第二位的大豆，仅占日本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七，而且最大的大豆出售国是美国，日本完全有能力通过加大从美国的进口量，抵消中国的贸易禁运。
不管怎么说，战略禁运，必然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会议结束后，他专门找到杜小蕾，谈了一些与战略禁运有关的事情，交换了观点，然后才跟随腾耀辉返回总参谋部。
作为军人，牧浩洋不用考虑禁运政策，但是必须考虑禁运产生的影响。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禁运之后，日本会采取何种应对政策，以及在什么时候，中日矛盾会发展到战争阶段。
只有提前做出准确判断，才能准确掌握开战时机。
腾耀辉与牧浩洋回到总参谋部后不久，李明阳就赶了过来。在开战之前，李明阳的重要性超过了牧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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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迈向战争
战略禁运有多大意义，牧浩洋非常清楚。
对日本来说，最怕的就是禁运。
虽然在中国手中，“禁运”这套牌里没有几张王牌，因为在东海战争之后，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已经大幅度缩水，但是只要有一张王牌，战略禁运就能成为压垮日本、迫使日本当局铤而走险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幸的是，在这套牌里，有一张王牌，即日本没有的稀土资源。
到二零三四年底，随着中日军备竞赛全面升温，国际市场上稀土矿的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吨一百六十万美元。如果提炼成稀有金属的话，其平均价格是黄金的十四倍，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资源。
要知道，黄金的工业价值并不大。
没有黄金，最多在金融上吃点亏，工业生产、特别是高尖技术领域不会受到影响。没有稀土金属，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到二零三四年初，日本储备的稀土资源已经消耗掉了百分之七十五。
如果没有进口渠道，日本储备的稀土资源将在二零三八年用光。
对日本来说，这绝对是灭顶之灾。
没有稀土资源，就没有高科技产业，而以进出口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就无法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占据主要位置。以日本的国土面积与自然资源，如果工业生产效率降低，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国民将面临生存危机。
说得严重一点，日本很有可能因此退回农耕时代。
稀土资源不但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还有无法替代的军事价值。
可以说，任何一种现代化的尖端武器都离不开稀有金属。
拿j-30战斗机来说，从机身的承力结构到火控系统的电子设备，都需要稀有金属，一架标准配备的j-30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公斤稀有金属。如果按照国际价格，仅这些稀有金属就价值两亿一千万美元。
再比如，“昆仑山”号航母上，各类电子设备含有近一吨的稀有金属，其总价值在十五亿美元左右。
关键不是这些稀有金属多值钱，而是没有的话，就不会有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
为此，日本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加大了稀土资源进口力度，而且开辟了好几种进口渠道。
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稀土资源基本上是有价无市。
换句话说，就算日本肯出钱，也不见得能够买到稀土资源。
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稀土资源储备国为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加拿大。前面三个国家都把稀土当做战略资源，早已出台了出口禁令，而加拿大的稀土主要供应美国与欧洲，而且早已跟美国与欧洲签署了相关协议。
除了这四个国家之外，巴西、阿尔及利亚与苏丹也出口稀土资源。
可惜的是，这三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稀土矿早已被美国、欧盟与中国企业控制，基本上不可能出售给日本。
在此之外，还有十多个国家出口稀土资源，只是产量都非常少。
即便如此，日本还得在国际市场上跟来自美国、欧盟与中国的企业竞争，特别是与欧盟与中国企业。
欧盟没有稀土资源，所以需要进口。
中国是出于压制日本的战略目的，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稀土资源。
结果就是，日本能够买到的稀土资源非常有限。
比如在二零三三年，日本仅购买了不到一千吨稀土矿，仅能满足国内工业生产需求的百分之十四。
如果没有巨大的战略储备，日本早就完蛋了。
问题是，战略储备总有用光的一天，因此日本寻求别的办法。
在二零二八年，日本就成为全球第一大废旧电子产品进口国，并且在二零三零年成为第一大废旧特种钢材进口国。为了从废旧电子产品与废旧特种钢材中提取稀有金属，日本还掌握着全球第一的稀有金属回收工艺。
也正是如此，废旧电子产品在这几年间，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用一些专门从事此行业的出口商的话来说，在日本，报废的电子产品卖得比全新的电子产品还要贵。
这也可以理解，在电子产品的生产工艺提高之后，稀有金属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
比如，在二零二零年生产的一台商用计算机里的稀有金属，可以在二零三零年生产出十台性能更先进的商用计算机。在稀有金属的价格被捧上天之后，从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稀有金属成为赚钱买卖。
有趣的是，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废旧电子产品出口国
二零三零年，中国的网民超过九亿，商用计算机市场超过五十亿台，每年销售的家用计算机高达十四亿台。如果算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化家用电器的话，中国市场上每年销售的家用电子产品多达四十亿台。
结果就是，中国每年报废的家用电子产品在二十五亿到三十亿台之间。
这些报废的电子产品中，只有极少数流入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周边国家，其中部分在翻新后以二手货进行销售，剩下的全部回收利用。在中国出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流入日本。仅此一项，每年的贸易额就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在二零三三年，废旧电子产品占到了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为最大出口货物。事实上，在流入其他国家的废旧电子产品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以转手的方式卖给了日本。
当时，日本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国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根据商务部提交的一份评估报告，从这些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的稀有金属，至少占到了日本国内工业生产所需的百分之二十四，比日本直接进口的稀土资源还高出了十个百分点。
如果算上出口到日本的废旧特种钢材，所占比例还要提高几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日本的命脉。
这也正是中国手里的王牌。
只要出台禁运政策，禁止向日本出售含有稀有金属的废旧产品，日本经济将在半年之内陷入绝境。
也许，根本要不了半年。
在日本，从事废旧产品回收工作的工人高达八百四十万，只要中国开始禁运，其中百分之六十将立即失业。
虽然对中国来说，禁运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中国，也有大约四百万劳动者从事废旧产品贸易工作，禁运将使大约一百二十万劳动者失业，但是从影响上看，中国付出的代价比日本低得多。要知道，一百二十万劳动者，仅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百分之零点三，而日本的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二。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应对办法。
废旧电子产品不卖给日本，可以卖给周边国家。即便禁运政策也会波及到周边国家的转手贸易，但是至少能够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让缅甸这类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穷国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还有好处。
由此可见，战略禁运，就是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一点，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情形非常类似。当时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石油与废钢铁，而美国却要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结果通过贸易禁运，禁止向日本出售石油与废钢铁，迫使日本铤而走险，亲手挑起了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最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采取同样的政策，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不过，日本不会首先挑起战争。
原因很简单，现在已经不是二十世纪四零年代初了。
即便禁运会使日本铤而走险，让日本加快战争步伐，甚至制订针对中国、或者是某个邻国的战争计划，也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日本必须拥有了战略威慑能力，才有能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也就是说，日本肯定会因此加快核武器项目的进度。
这也正是中国需要的开战理由。
当然，禁运不仅仅针对稀土资源。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仅仅针对稀土资源，中国的目的就过于显眼了。从政治上讲，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产生误解，即中国通过禁运迫使日本开战，而应该把禁运当成是针对日本核计划的必要手段。
如此一来，禁运范围就得扩大。
只是，在其他方面，禁运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在废旧电子产品之后，排中日贸易第二位的大豆，仅占日本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七，而且最大的大豆出售国是美国，日本完全有能力通过加大从美国的进口量，抵消中国的贸易禁运。
不管怎么说，战略禁运，必然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会议结束后，他专门找到杜小蕾，谈了一些与战略禁运有关的事情，交换了观点，然后才跟随腾耀辉返回总参谋部。
作为军人，牧浩洋不用考虑禁运政策，但是必须考虑禁运产生的影响。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禁运之后，日本会采取何种应对政策，以及在什么时候，中日矛盾会发展到战争阶段。
只有提前做出准确判断，才能准确掌握开战时机。
腾耀辉与牧浩洋回到总参谋部后不久，李明阳就赶了过来。在开战之前，李明阳的重要性超过了牧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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